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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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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皇朝

来源:纵览中国

万罪之首

   若问,六十年来,中共滔滔万罪中,何为首罪?答曰:大饥荒。

   非战、非天、非瘟、非债,三千多万人,活活饿死!恐怕是人类历史上,和平年间,非自然原因,因政权的意识形态和政策造成的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人为大饥荒。这一惨剧是如此荒诞酷烈,以至于未曾经历者的不少年轻人,表示过于骇人听闻而难于置信:全国二十分之一的人口竟然因饥饿死于非命,如何可能?

   然而,它确实发生了。而且, 证据确凿,亲历者在,无可否认(请见参考文献)。

   它的发生,有两个基本背景。

    1956年,中共对中国工商业实施了「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这场迅猛的国有化运动,是凭借政权力量掀起暴风骤雨。当局通过软硬兼施的方式,以及象征性的所谓「赎买政策」,经由「三部曲」: 私营—公私合营—国营,把中国城市中的各种私人企业,变成了直接属于国家所有并由政府经营的企业,整个经济变成国有制计划经济。这些国有企业就是我们说过的「单位」,其实也就是政权体系的延伸。它们作为国家管理社会的细胞,掌管了人们的生老病死,主要是掌握了所有人的饭碗,不服从者不得食。上述一系列举措,使国家吞并了社会,由此,过去的与政权相对独立的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国家—社会」二元结构变成了极权式的「党国」垂直一元结构。这是中国基本构型的一次影响巨大的强制性转型。

   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控制方面,毛泽东通过1957年「反右」,令全国鸦雀无声,人民噤若寒蝉,造成了一种持续性的恐怖政治气氛,经济专家和其他专才都被斗倒、被流放了,知识分子再也不敢有所批评。中国,就象一辆醉汉驾驭的汽车,只剩下油门,没有了刹车。

   于是,1958,在劫难逃。毛泽东挥戈指向经济,一场「大跃进」降临中国!

   毛的 这场「超英赶美」的狂热经济冒进,是运用他熟悉的军事动员方法,在宣传部们的舆论鼓噪下,把全国六亿五千万人鼓动起来,青壮年被派去大砍树木,大炼钢铁。到1958年十月,全国各地的土「炼钢炉」竟有一百万座!人们砸烂锅盆碗盏,丢进小土窑「炼钢」,「炼」出千万堆废铁。其余的人则被动员起来,敲锣打鼓,去惊吓麻雀,使之累死坠地;青壮年炼钢建路,兴修水库。庄稼熟了,仅剩老弱收割,收割草率无力,粮食烂熟在野......。而地方当局却在此火热气氛驱迫下,不断虚报产量,制定了野心很大的增产目标。中共也以此为依据,要1959年比1958年再增产50%。如此等等….。一时间,神州大地,虚火熊熊。

   最为惨烈的悲剧,发生在农村。大跃进期间,毛泽东为「跑步跨入共产主义」,在农村实施人民公社制,强制粮食高征收,强行公共食堂大锅饭。这是灾难性的政策,相互关联,直指惨剧。

   土地财物收归党国所有的人民公社,成为一种「政社合一」的组织,历史上的镇、乡、村这三级变成了公社、大队、小队这三级,既是政权机构,又是生产组织,由中共党组织统一领导指挥生产与分配。农民再次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变成人身依附于这种组织的农奴。在这一情势下,早在公社化之前就已实施的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导致粮食必须全部交给国家;而在1958年那种「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谎言竞赛中,统统上交也不够由于浮夸而定下的高指标;这就使上级政府认为原因‘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瞒产’。于是大兴「反瞒产」风,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在维护公共食堂制度的旗帜下,用暴力手段搜索,对农民的住家突然袭击,悉数搜刮他们历年积存的余粮;一旦抄出,立即作为非法私藏的粮食全数充公,有存粮的农民还可能遭受残酷的体罚。经此一劫,农民家中已经空空如也颗粒无藏了。他们对自己种出来的粮食,丧失了任何支配权。

   粮食征购量过大是加剧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公共食堂制度则是由饥饿而致死亡的主要桥梁。

   在1959年,粮食在地里因青壮年被征召已有不少没有收割起来,致使粮食減産,但该年庐山会议反右倾并整肃彭德怀之后,由于恐惧被指为反對「三面紅旗」的右倾分子,举國上下吹牛成風。有些地方糧食產量「被近四倍地虛夸」,使國家征購任務瘋狂攀升。各級幹部或爲了邀功請賞,或是怕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昧著良心說實現了「更大躍進」。報高産引起高征購和殘酷的「反瞞産」,导致更重的搜刮,人爲地制造了粮荒。

   粮荒出现后,公共食堂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

   农民悉数被赶到毛泽东式的公共食堂,一日三餐,由集体供饭。饭勺子已不由自己,不归家庭,而归村干部掌握了。这种公共食堂,把各家各户的口粮集中,由公社或生产队统一保管,由公共食堂统一使用。而在当时,是否坚持公共食堂制度,则是考验各级干部政治忠诚度的试金石。在这种压力下,农民不仅丧失了退出人民公社的权利,也丧失了退出公共食堂的权利。而既然声称农民已解决了「吃饭问题」,那么种植自用农产品的自留地就没有保留的必要,家畜家禽无需饲养了,甚至连家中的灶台炊具都不需要了,家庭逐渐在 丧失其主要意义,面临解体的前景。于是,中国农民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草——自留地,失去了最后一个安身立命的据点——家庭。公共食堂制度实际上把农民的口粮和蔬菜、副食强制性地集体化了。正如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一书中所描绘的:一方面是干部利用掌管食堂仓库的特权,获得大吃大喝、贪污、腐败的最大便利;另一方面是农民沦为「农奴」,轻则被罚站、罚饭,重的被处以吊打、穿耳等各种肉刑。食堂这种人们本应该享受肠胃之乐的地方,在许多地方一时间竟成为刑场一样的可怕去处。(1)这种强制性集体农奴化加上公共食堂「吃饭不限量、不要钱」,于是,因为高征收搜刮本来已所剩不多的粮食,在敞开肚子吃饭的高速消耗下,食堂存粮很快告罄。于是,先有「瓜菜代」,而后是「草根、树皮代」 ,凡能入口者,统统成为果腹之物。尽管如此,上边还在逐级下压催着要粮,不仅口粮没有了,连种子粮、饲料也全部上交了……。实际上在1958年底,饿死人的现象已经出现了。

   惨绝人寰骇人听闻的大饥荒就是如此来临的。

   公共食堂制度下,由于产粮的多少与自己食粮量没有任何关系,因而,农民是不可能有生产积极性的,吓人的增产指标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面对这种强制性的「人民公社」及「公共食堂」制度,农民唯一能做的便是极度的消极怠工,这又使粮食产量进一步下降。根据199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1959年的成灾面积低于1956年和1957年,和1954年相近,自然灾害不构成对农业的严重威胁,但1959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亿7千万吨,较1958年下降了15%.减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59年的粮食播种面积下降。一方面,公共食堂提前消耗了1958年的秋粮,使青黄不接时期提前在1958年冬至1959年春这段时期到来,严重影响春耕春播的正常进行。另一方面,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严重恶化和普遍的怠工,也使得农村经济加速崩溃。所以,1959年夏粮的普遍减产是必然的。饥饿的浓重阴影很快就降临到广袤的中国大地上。

      尤为触目惊心的,是毛及其政治体系对那些饿得奄奄一息的农民的残忍。历史上,有让人饿死的,但还没听说过不准逃荒逃难逃死的。然而毛及其手下就做出来了。毛泽东当年的公社干部,实际上是他的狱卒,他们遵循毛的政策,把农民死死封锁在他们的村子里。中国传统上老百姓遇到天灾人祸还可以有「逃荒」一条生路,毛政权把这叫作「盲目外流」而一再严禁,有农民这样痛诉:「日本鬼子来,我们还可以跑,今年(一九六0年)我们哪都跑不掉,活活在家饿死了。我家六口人,死掉四口人。」(2)这种残酷,堪比历史上任何暴君的大规模杀戮。

   事情已经越来越清楚:完全集体化公有化,就是完全农奴化。私有财产被剥夺以及家庭细胞被毁坏,所有人都只能完全依附于高度集权政治体系之后,一切文明将荡然无存。饿殍遍野的中国大地就是触目惊心的证明。

   随着大饥荒的蔓延,经过整整三年时间,农民通过极度的消极怠工和几千万的生命的代价,终于,迫使毛泽东在1961年年中才不得不同意解散「公共食堂」。

   但是由于各省各县已经报上去了成倍的高指标,结果,在实际产量下降的同时,政府却继续强迫高额征收粮食,于是,从1959年起,中国各地缺粮愈益严重,出现了空前的人为大饥荒。农村有相当多的人饿死,在有些情况严重的县份,甚至有一半的人口死于非命。根据现有的统计资料,这次大饥荒至少使三千万人丧生。城市人口虽然也挨饿,但毕竟有政府配给的少量粮食,总算是艰难地渡过了这一劫。

    

   毛之罪责

   人们 要问的是,毛泽东,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公共食堂政策的创始作俑者和坚持者,对那场骇人听闻的大饥荒,负有怎样的责任?

    应当说,在大跃进之初,毛对饥荒并不知情。 从目前已公开的资料看,在1958年初至8月,毛似乎并不知道饥饿已经开始。因为当年夏天他确实有著名的一问:粮食多了怎么办?1958年8月4日,毛公开指示说:「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3)接着,他去了河北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报告说,今年全县要拿到十二亿斤粮食。毛泽东高兴地睁大眼睛:「你们全县三十一万多人口,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粮食多了怎么办?」他把这一「幸福的梦呓」投射到全国。于是,高征收、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一系列稀奇古怪之物,纷纷出笼。

    但是,这种县委书记的拍马浮夸带来的泡沫式亢奋没有持续多久,毛的情报系统很快发挥了作用,饥饿的端倪已经开始显露出来,而毛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云南省向毛报告省里因肿病儿大批死人。肿病就是吃不饱造成的。毛的批示是拿下级做替罪羊:「云南这个错误就是主要出于县级干部。」(4)毛已经意识到大的荒谬政策的后果了——饥饿乃至死亡。三天之后,他谈到了「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对中共高层讲:除了「大办水利」以外,「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碳、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毛明白这样说话太露骨了,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要撤,头也成问题。」但他没有下令不干,反而示意要下面的人干,把责任推给他们:「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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