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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文能武”万伯翱——中华传记文学(香港)国际研讨会散记(之二)

   
   
   7月下旬莅港赴会的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代表团,阵容强盛,星光熠熠。团长万伯翱和顾问乔宗淮应属尤为瞩目的两位。
   
   

   万团长是该学会现任会长,乔顾问则是名誉会长。作为传记文学的作家或爱好者,他们未必为港人所知;但作为高干子弟,肯定知名度要高得多。
   
   
   1946年出生的万伯翱,在研讨会印发的《简历》上称之为“山东省东平县人”。其实这只是其父万里的籍贯。他跟1944年生于重庆的乔宗淮,大概小时候都没在故乡呆过。乔顾问的令尊乔冠华,是江苏省建湖县人。这是地处苏北盐城和淮阴之间的一个小县,现归盐城市管辖。
   
   
   倘以吾国国情而论,万乔二位俱属49年後新朝一品大员的公子,港人习惯上叫“太子党”。我也当面告知有此说法,但二位到底是有教养的人家出身,对此并不以为忤。所谓“宰相肚里好撑船”,王侯府上的哲嗣也应有点度量才是。何况乔会长曾出使北欧的瑞典、芬兰,此后官拜外交部副部长,兼纪委书记。外交场合应付裕如,听到有点刺耳的话自必泰然处之。
   
   
   当时网上尚未流传“老同志”谈话。我们在饭桌上扯的是非文学的体育话题,按孔子“六艺”的分类,属于“射御”范畴,有点“武”的味道。事缘万伯翱从部队转业后当过国家体委人力资源开发中心主任,又是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后者堪称克绍箕裘---其父曾任中国网球协会主席。
   
   
   “老爷子还常常打网球。”万伯翱这样谈父亲。虽然高龄93岁的万里腿脚不便,但坐在轮椅上仍然可以挥拍击球。
   
   
   对于我国的足球,他说“老爷子”认为女队还可以出去争一争。但电视播放世界杯比赛,老人是有兴趣的。这一点连同打桥牌大概是跟邓小平相同的地方。不过,网上有报道指万里打牌颇在意输赢,有次连输之后聂卫平故意让牌给他,被邓发现。邓不懌谓聂:你这样我再不跟你搭档了。
   
   
   看来邓气魄大,输得起;万里则不无童真好胜心理,各具性格。
   
   
   也许跟其原来工作职务有关,会议期间万伯翱一直穿一件白夹克上衣,头戴便帽,不高的个子,结实的身段,颇有点像体育教练员,与其父高挑瘦削的身形大异其趣。事实上,万里文质彬彬的举止给人的印象带学者风度。
   
   
   某天会后,万伯翱跟艺术发展局的接待人员说想买一套西装。但会议结束的告别晚宴上,他还是原来的打扮。看来其女万宝宝在港忙于自己的事业,无暇领着父亲到大公司选购衣物。
   
   
   作为团长,他始终坚持参加研讨会全过程,每一节都不拉。多半坐在讲台侧方,留意地聆听讲者的发言。他自己被安排首位发言,讲题是《也谈谈传记文学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升华》。这倒并非纸上谈兵,而是基于其本人的创作实践。
   
   
   据《简介》所载,他是中国作协、剧协和电视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集有《灯下日知录》、《三十春秋》、《四十春秋》、《五十春秋》、《元戎百姓共垂竿-万伯翱体育散文精选》,影视作品有《三个少女和她的影子》、《侠女十三妹除暴》、《少林将军许世友》、《大西北人》、《贺龙元帅的鱼》等,还是《作家文摘》名誉主编。
   
   
   从上面所列著作猜测,他似乎早就写过自传式的纪实文学作品。可惜未见有《六十春秋》。《简介》特地提到一件事:
   
   
   1962年秋其父万里(当时任北京第一副市长、市委书记处书记)把高中生的他送下乡到河南黄泛区农场,在农业第一线锻炼十个春秋,此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表扬和中央及地方媒体的广泛宣扬。
   
   
   看来,旧中国大学生出身的“京兆尹”万里(60年代文革前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主要协助总书记邓小平负责中央书记处的工作,即统筹党政军日常事务,故邓尝言:彭真实际上是我党副总书记。因此,首都政务担子实际落在万里肩上),对所谓“长在红旗下“的自己子女的教育独具慧眼。其送子务农比1968年毛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早了4年。而且是把长子送到条件艰苦的黄泛区,即使带有某种“下乡镀金”的性质,也值得称道。
   
   
   《简介》又称:
   
   
   (万伯翱)1972年考入河南大学外语系,毕业分配到总参炮兵学院参军做外事工作。1987年转业到国家体委宣传司任对外宣传出版处处长,1990年任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总编辑。……曾担任《车王》、《运动休闲》和英文《中国体育》三本杂志的总编辑。
   
   
   上述经历说明他具备“与国际接轨”的语言能力,又能“与时俱进”,适应小康社会民众生活习惯的改变。如果说,大宋宣和年间的高俅凭借一手好“毬技”(实质类似踢毽子),获得皇室贵胄端王青睐,平步青云晋身庙堂之上;那么万伯翱却是确有真才实学,会飚车,会打网球,纵属“玩乐”也能玩出名堂。
   
   
   因此,他能继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的中国作协副主席刘白羽,和著名编辑出版家、原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王维玲之后,出任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第三任会长,实非偶然。
   
   
   写到此,要插叙一下上述传记文学学会。该学会成立于1991年11月20日。在文艺社团如恒河沙数的十三亿神州,堪称别具特色的一个。
   
   
   话说大陆国情,等级森严。文坛艺苑领袖群伦者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简称中国文联。今年7月庆祝诞生60周年,最初名叫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与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俱属首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发起单位之一。主席郭沫若,在其后正式建立的毛王朝中官居一品,名列政务院(现国务院)四位副总理之内。
   
   
   文联属下各艺术门类均有协会,诸如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等等。其中作协地位尊崇,高出其他协会。其前身名为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茅盾,身兼中国文联当时仅有的两位副主席之一(另一位是周扬),又是“内阁大臣”---文化部长。尽管只是挂名,有职无权,但“正部级”摆在那里,究非等闲。即相当于部队的“兵团级”干部也。
   
   
   不言而喻,在文学殿堂里花团锦簇,五光十色。诗歌、散文、小说等名目之下,又可细分品种。诸如诗歌即有散文诗、自由诗、格律诗、古典诗、民歌与词(曲)之别。以文学名之的则有电影文学、电视文学、传记文学、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等等。各不同品种均分设学会,其档次通常在协会之下。
   
   
   但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却非同一般。表现为阵仗较大,班子较强。
   
   
   阵仗较大者,成立大会声势浩大。中顾委常委李德生(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专门从广州打来电话表示祝贺”,中顾委常委段君毅(1910-2004,曾任刘邓大军的后勤司令兼政委,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因病住院,特让其夫人陈亚祺代表他出席成立大会”。中顾委常委康世恩、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程思远、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中国文联党组书记林默涵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马烽等均出席大会。真是冠盖云集,传媒瞩目。
   
   
   班子较强者,除万伯翱和乔宗淮二位资历不凡外,还有一位名誉会长仲呈祥是原中国文联副主席;副会长中人才济济,如许海峰是国家二级大检察官,其余不乏名作家、教授等。据说毛泽东的外孙女、作家孔冬梅也是该会会员。
   
   
   说回万伯翱的论文。他谈到“必须以真为本对传记进行文学升华”,表示“在附合(应为“符合”---张注)传主性格发展的前提下,进行泼墨式的文学升华,这样才能表达出一种传神的文学性,使传记文学的文学色彩更浓,让读者产生审美愉悦,不断提升读者的审美情趣。”“传记文学不能失去真实性,又不能没有任何‘虚构’,这种‘虚构’是真实生活的升华,是附合人物性格真实性的审美提升。”
   
   
   这两段话大体不错,但具体操作起来该如何掌握分寸呢?
   
   
   笔者记得七十年代在新疆参加“(新闻报道)通讯员学习班”,听一位有经验的宣传干部现身说法,讲的是新闻报道包括报告文学必须绝对真实。他谈到曾经在湖南采访过一位归国的志愿军英雄人物戴笃伯(1930-2009)。这是魏巍在其著名的朝鲜前线通讯中报道过的一位部队文化教员。通讯题为《年轻人,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1951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那位宣传干部事前做了“功课”,写了草稿,其中描写戴笃伯负伤之后,躺在已经失守的阵地上,想到祖国人民的期望,想到党的培养教育,决心一定要挺住。后来被反攻过来的战友发现,经抢救在昏迷3天3夜后奇迹般苏醒过来。
   
   
   他问戴笃伯当时到底想了些什么?戴答称:什么也没想,因为我早就昏过去了。
   
   
   这个例子令我印象深刻。传记文学虽然不同于报告文学,但任何“文学的升华”都不应带有“虚构”的成分。如果人物的心理活动出于作者的揣测,那就应该加以说明,采用“也许他想起出国前乡亲父老的叮咛,也许他记得战前动员会上首长的讲话”之类的字样,总之要让读者明白:那充其量是一种可能,而并非铁的事实。
   
   
   归根结底,文学的真善美以真居首。离开了真实就谈不到善和美。对此,不知万会长以为然否?
   
   
   至于对乔宗淮顾问的印象,且待另文再述。
   
   
   (09-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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