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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不变”六十年--读《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

   
   中共老作家聂绀弩尝有诗句云“三十万言三十年”,讲的是50年代胡风因言贾祸,身陷囹圄三十载。近日流传北京一位“老同志”(据说是万里)的谈话,回顾中共建政一甲子的一些“基本事实”,大体可概括为三十个“不变”,缘由在于“伟光正”缺乏“基本的政治伦理”。堪称振聋发聩,语重心长。
   
   
   谈话者忆述:“记得七十年代末的时候,乔木同志有一次党内讲话时提到了政治伦理这个词,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有一次开会休息的时候,我专门向他请教,他说他经历了党内太多的风风雨雨,政治伦理问题真是一言难尽。可惜他后来再也没有谈过这个问题。是啊,到了建国三十年,党内才有这么一位大秀才提了这么一句。之后,又不提了。又是三十年了,还是没有人再提。我是做具体工作的,没有那么高的理论水平,可脑袋里一个疑问转了三十年了:我们共产党人就那么不堪谈政治伦理吗?”

   
   
   这一段话应是解读那位“老同志”前后四次谈话的“纲”,就恍如毛所言《红楼梦》第五回是解读该书的纲一样。所谓“伦理”,《现代汉语词典》释义曰:“指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中共不谈政治伦理,不就意味着不讲政治道德,只讲争权夺利吗?
   
   
   其实,这个问题毛早有明言,打天下时期他说过对于反动派“寸权必夺,寸利必得”。1949年登大宝之后,对于所谓民主党派的盟友,对于全力支持他夺江山的几亿农民,也莫不如此。从合作化到公社化,不就是对农民的基本权益的彻底剥夺吗?即使毛驾崩之后,公社解体了,但今天的八亿农民与过亿农民工,何尝享有多少《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
   
   
   在“老同志”列举的三十个“不变”中,头一个便是“伟光正”对国家的“领导”,即一党专制,党在国之上。对此,他万分感慨地说道:
   
   
   六十年来,我们说得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90年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那时,国民党不搞民主,不给自由,也没有能力让国家真正独立,才有共产党肩负那些承诺来取而代之。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说轻了,这是不尊重历史,本质上,这就是违反政治伦理,这就等于是把我们党执政掌权的基础建在沙滩上,这能牢固吗?
   
   
   与此相联系,他提到又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
   
   
   去年,在电视上看到我们的领导人在国庆那一天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行礼献花。后人向过去为主义、为理想的献身者表达敬意,不正是一种基本的政治伦理吗?没有他们的牺牲,就没有共产党掌权,这是基本的事实。可是,有谁站出来向老百姓解释一下,为什么过去五十多年就没有这样做?没有,连个简单的交代都没有。看来,要一下子找回政治伦理也难。
   
   
   末尾这句话未免太婉转了。中共自诞生之日起,便以改朝换代坐天下为目标,为此长期跟着斯大林的指挥棒转,根本就没有“政治伦理”的概念,既不存在,谈何“找回”?
   
   
   至于说到“革命先烈”,其作用类似于鲁迅比喻的科举时代敲门砖,把通向中南海金銮殿的大门弄开,也就功德圆满了。哪个中央领导还会惦记着定期向之朝拜致敬?
   
   
   写到这里,不禁想起“老同志”谈的一个相关事实:
   
   
   我记得建国初期,几个民主党派人士给中央写信,建议把中南海还给老百姓,这个皇家园林最好作为公益文化的纪念物保存下来。80年代初,书记处又接到过类似的建议,还加了一条:党中央机关应该挂牌办公,办公厅、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等,都是执政党的机关,不是非法的地下机关,这个建议转了好几个书记的手里,最后没有上会讨论。
   
   
   很显然,这位“老同志”应是知识分子出身,书生气十足。试想:皇家风水宝地岂容平民涉足休憩?大内中枢机构怎可跟政府部门一样抛头露面?
   
   
   谈话者的书生气还不止此,请看这段话:
   
   
   我是个老头子了,为国家为党也工作了一辈子,那种感情是怎么也割舍不了的,可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的。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宣传用的词,也要讲究精准,要符合基本事实。你不把那几年扣除,老百姓在心里会扣掉的,历史学家也会扣除的。普通党员也会那么做的。在90年代的那几年,我说过不止一次,政治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么?那就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那几年治理码头车站上的野蛮装卸,这野蛮宣传也要治一治。我的话没有人听。
   
   
   光景是“一二.九”运动出身,从洋学堂出来的这位“老同志”,应了一句古语,叫做:“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中共本质上就是不文明甚至反文明的、野蛮的。野者,粗鲁不文也;蛮者,不讲道理也,湖南话叫“霸蛮”。毛的所作所为便臻于“霸蛮”之极致。当众斥骂梁漱溟即为一例。而继位的邓小平也不遑多让。面对港澳记者竟口出恶言,指位居“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耿飙、黄华“胡说八道”!党魁如此粗野不文,底下各级共干亦无不以“大老粗”为荣。温文尔雅的“老同志”的话,怎会有人听?
   
   
   这位忧国忧民的耋耄大老还特别谈到:
   
   
   建国六十年了,应该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上去。这个国家国民的意愿到底是什么?应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来表达真正的民意?……凭我几十年的政治阅历,我敢说,表达民意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设施”,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进步、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准。……去年,接到山东一位农民的信,他问我:你们北京的领导到底知道不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想要什么?我就想起六十年代困难时期,……我下到农村,走了两个月,汇总起来报告给毛主席党中央一大堆问题,其中就有这个问题。四十年过去了,这个问题还是让老百姓又问出来了。……现在电视上报道了老百姓想致富想发展、想生活得好一些。这是一个进步,因为以前不让公开这么讲。这不让讲的责任,由谁来负?现在老百姓老想发财致富吗?他们想参与更多的社会政治事务,想要有更多的权利,更多的发展机会。这些为什么不让公开讲?这不让讲的责任,又由谁来负?……90年代初那几年,有不少签名信、万言书、公开信,我说过多少次,不要大惊小怪,不要乱查封杀,人家有话说,就让他说出来,有什么忍受不了的。我的话就是没有人听。一位管思想宣传的领导跑到我那里说,我不敢不管呀,中央说守土有责,我是管这个的,不管就是失责。你看看,这就是他的责任观念,就是不对民意负责。
   
   
   “老同志”的话没错。毛时代发家致富没人敢说,现在让人讲出来无疑是一个进步。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老百姓被当成经济动物了。除了发财,别无他想。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至于“不对民意负责”,那也是中共固有的“政治伦理”。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所作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宣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真是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只不过:向人民负责为虚,看不见摸不着;向上级负责为实,否则乌纱不保。
   
   
   “老同志”如此这般苦口婆心,“说了那么多政治伦理”,结果肯定跟其在位时一样,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但他抱着宗旨:“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这跟鲁迅当年在左联五烈士牺牲后所言:“中国总得有人说话”,不无某种相通之处。
   
   
   然而,我们除了向这位真正为理想献身的老共产党人致敬之外,还能说什么呢?鲁迅形容国民党对民意和舆论的禁锢比罐头还严密,今天大陆的金盾工程和封杀不同声音,不是比国民党有过之而无不及吗?
   
   
   呜呼!
   
   
   (09-8-2)中共建军节82周年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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