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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政”岂由“反右”始?——中共建政六十年之思考(一)


   
   再过不足五个星期,北京将会上演一场举世瞩目的盛大庆典。现任中共新一代领导核心,届时定当悉数登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从新式核武到宇宙飞船等尖端科技的雄姿,以及穿着笔挺新装的军人与武警的整齐方阵。但有多少国人会记得,广场红旗如海,欢声如雷的背后,川震罹难学童家长的眼泪,世博逼迁住户投诉无门的苦况?又有几个人挺身而出,声援为豆腐渣工程受害者请命而系狱的谭作人,及替上访被奸女子李蕊蕊讨公道遭打压的目击者?
   
   

   毛诗词尝云: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撒向人间都是怨。其实,“旧中国”黎民百姓固然饱受大小军阀之害,但割据各地的军阀毕竟没有雄霸赤县神州。反而是毛王朝一统江山之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大陆被中南海的“如来佛”牢牢控制于掌心,无人能够幸免于当局的极权统治—不管它叫“人民民主专政”还是“无产阶级专政”。
   
   
   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这个极权专政宜称为“秦政”。此非杜撰,而是来自毛赠郭沫若诗句:“百代都行秦政法”。
   
   话说文革“批林整风”时期的1973年8月5日,毛召见江青,让她手记七律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可见毛对秦始皇的功业情有独钟。故将其开创的“马克思加秦始皇”(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的一套,即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制,言简意赅地命名作“秦政”,实在最合适不过。何况港人早有“避秦”的说法,借用《桃花源记》中“先世避秦时乱”的典故,泛指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前后大陆民众南逃的现象。而既然是“百代都行秦政法”,自秦二世覆亡至今,各种名目的朝代远未足百,则21世纪的今天亦无例外矣。
   
   
   这里之所以称“秦政”而不曰“暴政”或“苛政”,是因为“暴”或“苛”远远不能概括中共统治的本质:首重思想灭绝,舆论一律。
   
   
   两千多年前孔子所言“苛政猛于虎”,指为政者疯狂榨取百姓的财物使之无以为生;“暴政”凶于狼就更穷凶极恶伤害子民的身体以至性命。然而,“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一般来说,人的思想自由是无法剥夺净尽的。中共“烈士”方志敏、瞿秋白面对国民党的枪口,还能高呼“共产党万岁”,“为中国革命而死,是人生最大的光荣”,证明其志不可夺。
   
   
   但毛所推行的洗脑,就成功地将异见者的独立思想铲除掉。如果说1942年揭幕的延安整风使王明这样的反对派也不得不低头臣服于毛的淫威;那么,五十年代开始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更将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的脑袋全部更换了,把社会上最具批判性和思考力的精英,“改造”成为“党的驯服工具”,使之安于充当“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换句话说,在所谓“把鬼变成人”的“新社会”,人继续其变化的进程,不再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千姿百态,分别具有独特个性的人,最终成了彻头彻尾的工具!倘用雷锋的语言,那叫做“毛主席的好战士”。
   
   
   这里有个插曲。1963年毛御笔亲书号召学雷锋,刘、周、朱、邓等纷纷题词助兴,当时在政治局常委中叨陪末座的林彪独具慧眼,他别出心裁地写道:“向雷锋同志学习,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窥得毛之心窍。三年后荣登接班人榜,良有以也。
   
   
   显而易见,上述毛式的“改造世界观”,跟马克思标举的理想社会非但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根本背道而驰。《共产党宣言》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毛的“破私立公”、“斗私批修”,却扼杀个性,取消人的自由。它甚至比封建社会还不如,跟奴隶社会把奴隶当作“会说话的工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奴隶社会不要求奴隶背什么“语录”,文革却要几亿人背“红宝书”。
   
   
   回顾这一系列史实,是因为它已被不少人遗忘。甚至若干年近六十的学者,有时也忽略了“洗脑”之所从来久远矣。
   
   
   例如,著名的文革史研究权威宋永毅教授,日前在《1957的荣光与耻辱-----《中国反右运动数据库(1957-)》总导言》中写道:
   
   
   发生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发动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份子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它有着一个极有意义的开端,但不幸以对中国知识份子的大迫害的悲剧告终。
   
   
   1950年出生的宋教授这段话,头一句便值得推敲。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才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发动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尤其是知识份子的群众性大型政治运动”。它毫无疑问针对知识分子,也具“群众性”,以规模而言绝对属于“大型政治运动”。事实上它也不可能不“波及社会各阶层”。
   
   
   关于该运动,于风政的《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书记述甚详,以下转录“谷歌”网上的资料:
   
   
   (杨绛的小说)《洗澡》描写中国解放後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当时泛称「三反」,又称「脱裤子丶割尾巴」。因为知识分子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亦即西方的「洗脑」…….
   
   
   《洗澡》写了一批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份子,包括受新中国诞生的感召的海外归来者,怎样在工作单位党领导的压力下,在广大群众丶年轻学生面前,脱裤子丶割尾巴丶被「洗澡」(指经受群众批判)……在阅读了于风政的《改造》之後,才发现,尽管《洗澡》是一部小说,它所虚构的描写却无比真实丶毫无夸张。
   
   
   根据《改造》的记载:在普遍「洗澡」之前,党组织丶学习委员会(节约检察委员会)要把教师们排队,根据他们问题的多少与严重程度,确定洗「大盆」丶「中盆」或者「小盆」:洗「大盆」的在全校大会上作检讨;洗「中盆」的在全系大会上作检讨;洗「小盆」的则在小组会上做检讨。初步确定之後,要先开「控诉酝酿会」,背着要检讨的教师,在群众中收集他的材料,看他如何宣扬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丶有什麽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等,然後向他本人转达,要求他写出检讨报告或者发言提纲,先作启发报告或典型示范报告。在检讨大会上,个人检讨之後,群众提出批评,然後决定是否过关。问题轻丶态度好的,一次通过;问题重丶检查不够深刻的,要嘛再三检讨,要嘛「澡盆」升级。对那些有抵触情绪或「顽固不化」的人,要开展群众性的反覆批斗,直到认罪为止。
   
   
   由此可见,当年共产党针对知识份子所发动的「洗澡」运动,确实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它取得成功的策略之一,就是把解放前人格独立的知识份子,全部扣上具有资产阶级思想,依凭这顶是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帽子,让他们莫名其妙地产生「原罪感」,然後,再发动广大群众对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让他们认识到自身和工农群众之间的鸿沟。(资料来源:许志林《知识份子的脊梁骨是怎样被打断的》)
   
   
   对此,李洪林在其所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天地图书,1999年)作了专节评述,题为《思想改造运动》。(45-49页)
   
   
   书中指出,“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对知识分子普遍进行一次有组织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开始的。”而带头发动的竟是党外民主人士、北大校长马寅初。不过,他只是致函毛汇报该校组织教职员学习政治的情况,并请毛等领导人来校作报告。后来那些搞法与他无关。该函对毛来说是“正中下怀”,他顺水推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发出号召。
   
   
   当年9月,周恩来亲自现身说法,在京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作报告,使听众“大为感动”。其后运动深入开展,做法却完全出乎广大知识分子意料之外。
   
   
   书中写道:
   
   
   这种“学习”,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必须发言,必须“联系实际”,检查自己的“旧思想”,必须贬低自己,必须敢于“亮丑”。把自己贬得越低,就表示觉悟提得越高,这是当时流行的价值取向。因此,“脱裤子,割尾巴”成为一时的口头禅。把人比作野兽,以“脱裤子”为荣,鼓励人们敢在众人面前“亮丑”,是这场思想改造运动的一个特色。中国知识分子传统操守之一的自尊心,在运动中变得一文不值了。(48页)
   
   
   写到此,想起一则笔者亲历的轶事。运动中我所在的中学一次召开全校大会,教职员中有积极分子领呼口号。那是一位文化程度较低的工友,他照着领导的布置振臂高喊了一声:“当众脱裤子!”此语一出,大家面面相觑,一时间只有稀稀落落几个人响应。他接着续喊:“忍痛割尾巴!”这才响起多人应和。但自始至终会场气氛肃穆,无人敢笑。
   
   
   窥斑显豹:毛王朝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对知识分子的羞辱,何等令人发指!
   
   
   该书接着写道:
   
   
   不过思想改造只是这场运动的一半。另一半是审查每个人的政治历史,公开的名称叫做“忠诚老实运动”。这也是延安整风模式的再现(先整顿思想,後整顿组织)。(48-49页)
   
   
   运动至52年底结束。笔者所在学校一位初中语文科组长,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本人上中学时参加过三青团,思想顾虑重重,最后从广州市著名的海珠桥上一跃而下,魂断珠江。遗书中自责曰:自己此举“破坏了党的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政策”;而学校当局一位负责人在大会上宣读其遗书後,进一步“鞭尸”称之为“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
   
   
   这位老师生前教学有方,当班主任深受学生爱戴。但在当时严酷的政治气候下,无人敢于对其惨死流露出点滴同情。
   
   
   综上所述,“秦政”并非起自57“反右”。中国知识分子的厄运,从毛登基之日就开始了。
   
   
   至于宋教授所言:“反右运动”“有着一个极有意义的开端,但不幸以对中国知识份子的大迫害的悲剧告终。”也值得商榷。盖“反右”和之前的“整风鸣放”性质完全不同,且不仅“以对中国知识份子的大迫害的悲剧告终”,后期运动的打击面已扩及未必属知识分子出身的中下层干部。说来话长,另文再议。
   
   
   (09-8-26)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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