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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文章:《不希望中国沦为警察国家》

   《亚洲周刊》记者紀碩鳴 專訪:
   前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長嚴家祺

不希望中国淪为警察国家


中國的問題還不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而是地方官員分不清法律、行政、政治責任,解決群體性問題習慣用暴力和特務來維護穩定。毛澤東的專制也沒有變成警察國家,但今天中國出現淪為警察國家的危險。


嚴家祺小檔案


   1942 年生於江蘇。1959年-1964 年就讀於中國科技大學。1964 年-1982 年任職中科院哲學研究所。1982 年-1989年任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首任所長。1989 年六•四後流亡法國,曾任「民主中國陣線」第一屆主席。1994 年-1996 年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主要著作有《首腦論》、《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聯邦中國構想》、《霸权论》、《普遍进化论》等。■
   
   去年西藏拉薩“三一四”事件,今年烏魯木齊暴亂,各地不斷發生的群體性抗爭,頻於奔波的警察鎮壓,都讓流亡美國二十年的嚴家祺擔心,中國如此強權維穩還能維持多久?嚴家祺是著名政治學家、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的重要智囊,前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政治體制改革办公室負責人之一,一九八九年因為支持“六四”遭迫害出走流亡異鄉。人離故土, 心還在中國,二十年來,嚴家祺一刻也沒有放棄關心中國,至今寫了一千多篇文章,大部分都與中國有關。嚴家祺流亡生涯是從一九八九開始的,最初在法國國家科學院工作,直到一九九三年。他稱那時生活安定,沒有經濟負擔,全心投入民運,直到三年後出現民運分裂。不過他認為,海外民運走向低落,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進行全面的私有化,走市場經濟道路,作為反對黨的綱領少了一大块。九三年後,嚴家祺到哥倫比亞大學,研究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兩年,包括中國的政治制度、政治結構,後來他成了自由撰稿人。
   
   嚴家祺現在長居美國紐約,八月初專程受邀到日內瓦參加漢藏國際研討會,接受亞洲週刊的訪問,嚴家祺表示:“長期住在紐約,美國的社會環境給了我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空間,所以在社會科學研究方面比在北京有更多收获,寫出一些著作。”他除了關心中國問題,關心中國的民主問題,作為哲學和社會科學家,一直從事跨學科的研究。嚴家祺說,中國產生的很多問題,確實需要依靠政治體制改革來解決,而且時間越長越不能迴避,但政治改革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舉例講,目前存在的新疆和西藏的問題,還包括各地出現的各種各樣的混亂、抗議等事件,不需要依靠政治體制改革。嚴家祺說:“這些事件同一個概念有關。中國各地政府到現在還不明確什麼是政治責任、什麼是行政責任和法律責任。如果一個地方出問題了,北京通常的做法是怪罪地方領導,要承擔責任,但究竟是什麼責任,就不分了。”為不承擔責任,地方官員用的都是同一方式,以警力鎮壓。他擔心中國將淪為警察國家。以下是訪問的主要內容:
   

中國產生眾多社會問題,但處罰責任不清楚?


   是的,責任有三種——法律责任、行政责任、政治責任。法律责任就是依中國的法律追究刑事或者民事責任,而且是要有證據,要進入司法程序,不能把一個人隨便抓起來,包括出現礦難等;第二是行政責任,不能出了問題,當官者就要被撤職。現在分不清法律责任、行政責任的後果,為求不出事,不被上面追究,地方官員更多的出動警察對付。中國的趨勢是越來越過分的動用警力,警力是应該有限度的,不讓隨便動用的,要研究什麼情況動用什麼警力。本來只要用水籠頭的,他就開槍了。這是否與政治體制改革遲滯有關?中國的这些問題并不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包括新疆和西藏問題。新疆和西藏問題在今天中國經濟發展的情況下,而且在貿易交流、鐵路開通下本來是很好解決的,現在看來很難了。這是因為官員不負責任,都是在保地位、保官。多年積欠的問題、人民的疾苦如何想法解決?怎樣採取更好的制度來解決問題?但中國的官員不是這樣,而是簡單把人遣返回去,積怨越來越多。
   

以經濟發展回避政改


   中國麻痺了,認為只要經濟發展,什麼問題都可以解決,就不要政治體制改革了。穩定就好了,而穩定的辦法就是不管責,出問題就撤職。中國的問題就在這兒,一是不進行政治改革;二是一些官員為了權力和個人的利益,根本不考慮老百姓利益,我認為這種局面不改變,中國的混亂還會進一步加劇。
   不少中國的維權人士遭到拘押,這又是一種什麼現象呢?
   中國的維權運動本來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卻被認為這種維權運動是壞的運動,打壓維權律師,打壓維權運動,沒有比這更愚蠢的了。他們本來維護憲法規定的權利,如果真的按憲法規定來做,社會安定。憲法中寫中華人民共和國要實現法治,維權就是厉行法治,真這樣做的話,社會安定就會提高。這些問題,我認為,我们這一代的領導人實際上只是為了自己的權力和地位。這實際上是不負責任,用暴力維穩,用暴力處理問題,中國的暴力升級與
   過分動用警力有關係。我擔心,中國存在變為警察國家的危險。毛澤東的群眾運動被放弃,放棄階級鬥爭為綱,作为“替代物”警察國家就會出現。毛澤東群眾運動最簡單的替代物就是警察國家的危險趨勢。我不希望中國變成警察國家。這會給人民帶來苦難,會帶來更大規模的動亂。
   

能否說這也是一種專制?


   不用说是專制,政治體制改革涉及專制,政治改革的核心是從專制政治走向民主政治。這個警察國家是另外一個概念。是一個手段問題,是一個具體治理的問題。警察國家即是在專制中的國家也可以避免。毛澤東時代是專制政治,但沒有出現警察國家,是用群眾運動。毛澤東沒用特務政治。特務政治、警察國家是專制政治的最壞的形態。明朝後期就是因此滅亡的。所以這不是一個政治改革的問題,是一個具體治理的問題。特務政治的後果不僅是老百姓,還涉及官員,官員也會惶恐不安。那時就要採取鎮壓、能貪污就貪污,文官制度將全部摧毀。國家公務員制度全部摧毀。這是一個新現象,在毛澤東,鄧小平時代都沒有的。
   

這種問題如何解決?


   是統治方式的變革,而不是政治改革。解決是一個科學問題,要研究。現在兩個極端,文革是群眾運動的極端,頂峰過了後,就逐步走向了特務政治和警察國家的地步。現在有這個危險趨勢,越來越嚴重。特務政治侵害的人,不仅是一般的民眾,而且包括政府官員,當政府官員和這個制度不齊心的候,變革的時代就很快到來了。當然也是好事,但受到的災難就嚴重得多。進行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不希望中國發生大規模的暴力,用一種平和的穩定的方式來解決中國從專制制度向民主政治轉變的問題。我剛才講的警察國家,連政治改革都談不上。要分清,可以說,中國面臨警察國家的危險。香港有一個很有用的借鑑,什麼時候動用警力和什麼樣的警力,香港清清楚楚。
   

你覺得還不是政治改革的問題?


   政治改革,大事件,大改革,但現在還看不到“大事件”。如果等警察都控制不住了,那就發生暴力事件。“大事件”發生了,那就會政治改革,但靠這種政治改革是不行的。不能寄希望出現大事件來推動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是在事件沒有出現時讓其和平的轉變,這叫政治改革,真正發生大事件時來改革就晚了。所以我說不要遵循那樣的規律,那個規律是統計規律,不是必然的規律,不是非這樣不可的。文化革命造成了改革開放,不能為了改革開放再發動一次文革。
   

現在也提政治改革,從黨內民主開始,這和你想像中的改革有距離嗎?


   政治改革可以分兩個階段,黨內改革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現在中國共產黨是一黨專政,而且黨控制了政權,所以黨內改革也是政治改革的內容,提倡黨內民主本身是積極的。黨內民主有助引起政治改革的進一步发展,我感到中國提倡黨內民主或者在下次黨代表提倡黨內民主,都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但不是主要的內容。
   

主要的政治改革的內容應該包含哪些?


   有四個方面,不是很快會實行的,但應該去籌劃。第一個問題是行政權轉移要一次轉移,而且權力要來源人民的;第二要嚴格實行國家公務員制度,實行文官制度;第三是要開放報禁黨禁,要制定政黨法,這是世界潮流;第四個是聯邦制,聯邦制可能是無可避免的。主要原因不是西藏問題,而是台灣問題。
   (原文刊2009-8-24前后《亚洲周刊》,在这里《博客》转载时,仅改个别字,如“法制”改为“法治”)■
   
   
   ■ (图)嚴家祺:特務政
   治讓中國更危險
   ■ (图)維權者在天安門
   廣場被便衣警察摔
   在地上:濫用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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