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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赖昌星案的四个文件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声明
·答国内朋友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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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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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社会?什么政府?!?
·应如何对待法轮功、藏独、疆独和台独运动?
·我们的任务和策略
·人本主义和唯物的关系
·30大于1000的启示
·转发民联章程并答国内问
·万能替罪羊――小农经济
·答国内朋友问:谈理想民主及其它
·高薪养贪
·致一个朋友的信
·我们为什么采取理性激进主义
·什么是理性激进主义?
·致国内朋友
·如何对待“三反一温和”方针?
·头脑、勇气和教训
以下近四百篇文章,尚未恢复
·再论打击中共黑势力
·支持香港同胞,反对23条恶法
·停止退却,开始反击
·中共创造的“奇迹”和怪象
·简谈理性激进主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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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串政治,不要孙中山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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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革命压倒启蒙,而是反动压倒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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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建安先生文章的一个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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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台独和统一问题
·谈“国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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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简评冼岩《认识中国的方法论──兼答朱学渊先生》
·对几篇文章的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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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唐伯桥《胡佳与温家宝》一文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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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任畹町等事致国内朋友的信
·为大陆共产党和台湾民进党长治久安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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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二三理论”一点说明
·再谈秘密活动和公开活动
·如何破解政府对反对派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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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杨大斌《研制中国合理化制度样本的建议书》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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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文章故意曲解本人意思,特重贴相关文章并加说明

说  明

徐水良

2009-8-6日

   因新华社文章故意曲解本人意思,特重贴相关文章并加说明,以正视听。

   新华社署名文章说:

   一个老牌的动乱分子撰文说,“我这辈子遇到的坏人,80%以上是民运人士。与民运圈的坏人相比,社会上的坏人,简直不算坏人”。

   新华社文章给本人加上“老牌的动乱分子”的帽子,引用的也是我的原文。但新华社文章却用此来证明反对派的邪恶。

   然而,我的话的原意,与新华社文章恰恰相反,说的是真反对派的艰难,和中共及其情报机构,以及情报机构派出的地下势力的邪恶。

   我的原话是这样说的:

   “我这辈子,接触过、打过交道的人,成千成万、成千成万。而与民运人士打交道,因为历史长,大概算是打交道比较多的一个人,但我算算,打过交道的,也不过是二百来人。

   可是,我粗粗估算了一下,我这辈子遇到的坏人,如果不算在坏人集中的看守所、监狱和劳改队中碰到的坏人,那么,我碰到的坏人,80%以上,是民运人士。而且,其中最坏的人,全部是在民运圈中碰到的。与民运圈的坏人相比,社会上的坏人,简直不算坏人。即使劳改队监狱中的坏人,也没有坏到这种程度。

   我经历过很多很多,回忆起来,心酸不已,不说它了。

   这个狭义民运圈几乎已经变成了花瓶民运圈,已经变成一个沦陷区。”

   我的意思是说,我交往的民运人士,只占我这辈子交往的人数的百分之几,但我在这些民运人士中碰到的坏人,却占了我这辈子碰到坏人的80%以上,并且特别坏。(根据我的研究,民运圈的坏人,占了民运圈总人数的百分之六七十。但这些坏人,百分之八九十是中共特务线人。)中共利用国家力量,向民运圈派出大量特务线人,并且动用强大压力,把民运圈的叛徒变成他们的线人;并且利用国家力量,制定“筑巢引鸟,做窝养鱼”等方针,不断组建假反对派队伍,通过这些特务线人假反对派,总体上把民运圈牢牢控制到他们手中,使民运圈和其它一些反对派组织,成为他们控制的沦陷区。他们不断制造内斗、分裂、贪污、腐败等等丑闻;杜撰“爱国贼”概念、甘当汉奸卖国贼;宣扬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支持官僚太子党大抢劫、大掠夺,蔑视和反对民众,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许许多多做法,把反对派彻底搞臭。

   所以,邪恶的不是真反对派,而是中共及其特务线人。

   真反对派大多数是具有理想主义精神献身民主事业的人,但他们在中共及其地下势力的打压下,非常艰难。中共地下势力对真反对派无所不用其极,漫天造谣,肆意污蔑,千方百计,进行打击陷害。真反对派的形象,完全被中共及其地下势力假反对派抹黑了。

   

   附:原文

花瓶民运可以休矣!

徐水良

2009-5-18

   现在的国内,老百姓铺天盖地反共,不仅网路上,而且家里,街头巷议,菜市场老头儿老太太见面议论,全都在骂共产党,赞杨佳,赞邓玉姣,赞他们拿起匕首、修脚刀,对付共产党,赞他们杀贪官或共产党走卒。

   但是,花瓶民运对老百姓关心的事情,却不关心。他们在那里自顾自做与老百姓没有关系的走路秀、讨论秀、白衣秀,自顾自出风头,骗老外的资助。自顾自赞扬89民运的缺点,把64纪念重点集中到“89民运不反共”等方面。他们还站到民众对立面,大反“民粹”,恶毒咒骂杨佳,甚至把杨佳称作纳粹法西斯。他们反对革命,反对民众和杨佳的暴力,搞08宪章,要和解合作。他们努力扑灭铺天盖地冲天而起的反共怒火,努力转移大方向,把大家注意力转移到没有多大意义的事情上去。

   花瓶民运站到远不足5%,与民众对立的势力一边,置95%以上的民众于不顾。

   他们不关心民众,民众也不会关心他们那种与民众没有关系走路秀、讨论秀、白衣秀。

   花瓶民运,可以休矣!

   我这辈子,接触过、打过交道的人,成千成万、成千成万。而与民运人士打交道,因为历史长,大概算是打交道比较多的一个人,但我算算,打过交道的,也不过是二百来人。

   可是,我粗粗估算了一下,我这辈子遇到的坏人,如果不算坏人集中的看守所、监狱和劳改队中碰到的坏人,那么,我碰到的坏人,80%以上,是民运人士。而且,其中最坏的人,全部是在民运圈中碰到的。与民运圈的坏人相比,社会上的坏人,简直不算坏人。即使劳改队监狱中的坏人,也没有坏到这种程度。

   我经历过很多很多,回忆起来,心酸不已,不说它了。

   这个狭义民运圈几乎已经变成了花瓶民运圈,已经变成一个沦陷区。

   这个沦陷区,纯是一个是非之地。即使你是天使,他们也能众口一词,把你抹黑成魔鬼;相反,即使是魔鬼,特务线人们也能把他打扮成天使。

   这个沦陷区,不是人待的地方。

   多年以前,我就开始努力撤离这个沦陷区,并且争取这个圈子中尽可能多的真民运朋友一起撤离。然而,我们这一辈子,为民主事业、民主运动奋斗,为民主运动担杀头坐牢风险,我个人,为民主运动坐牢十几年,为民主运动付出了我最好的年华,付出了三十六七年来自己的几乎全部人生精力。我们与民主运动,生死相依。我们与狭义民运圈的联系,形形色色,千丝万缕。要撤离,比进入还要难。撤离工作相当艰难。

   自从2004年我卸任民联主席,坚辞民联总部委员职务,退出公民议政,以后,我不再有民运职务,事实上已经不把自己看作这个圈子的人了。去年声明退出民联,我就不再是任何民运组织的成员。但是,因为历史原因,往往藕断丝连。

   今后,应该与这个圈子离的更远点。除了某些私人关系必须保留,这个圈子的公开活动,除了某些特殊场合,像与达赖喇嘛见面之类,其他纯这个圈子的活动,应该尽可能不去参与。

   没有办法,是我们发起了民主运动,连民主运动这个名字,也是由我在1979年取的。从那以后,我就被自己和社会盖上民运人士的印记。虽然从民主墙开始,我就颇不悉于同狭义民运圈中许多人为伍。但是,我们既然发起了民主运动,走上了民运道路,我们不会离开这条道路,不会脱离民主运动,我们永远是民运人士。

   只是,我们不再是狭义民运圈沦陷区的民运人士。我们将是狭义民运圈沦陷区之外的民运人士,也许将是未来或许会形成的第二民运圈的民运人士。

   民运圈是政治圈,事关社会和国家的未来。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关注和批评狭义民运圈沦陷区这个圈子,但是,今后,我们不再以这个圈子成员的身份来批评这个圈子。

   

季逵:推荐新华社批民运文共欣赏:

   2009-08-06

   推荐一篇新华文章,作者益多。

   主要看看这段:

   “但是,一个搞了几十年民族分裂活动,至今仍坚持分裂主义立场的头面人物,想转瞬之间就打扮成民族团结的代表,谈何容易。达赖集团的“汉藏友好协会”叫卖数月,应者寥寥,门可罗雀。此时,一些以“民运”自诩的人物粉墨登场了。所谓“民运”人士,实际上大多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组织策划国内动乱活动的分子,跑到国外后,以谩骂“中国即将崩溃”、“中国是世界的威胁”之类为能事,求得西方反华势力的施舍维持生存,做著有朝一日“回国执政”的春秋大梦。这帮人折腾了二十年,越折腾人越少,其骨干人物不过百十号人,却成立了四五十个各色组织,“总统”、“主席”、“秘书长”一大堆,谁也不服谁,沦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华人社会笑柄。一个老牌的动乱分子撰文说,“我这辈子遇到的坏人,80%以上是民运人士。与民运圈的坏人相比,社会上的坏人,简直不算坏人”。另一个老牌人物更进一步说,“民运”里面95%都是坏人。”

   大家来想想,说这些话的,到底是哪些个老牌动乱分子和老牌人物?老共批海外民运,都想到用他们的语录了,实属难得。:

   新华社署名文章:达赖喇嘛海外动乱分子一个鼻孔出气

   2009-08-06 08:48:08 来源: 新华网

   自诩的动乱分子的关系突然红火起来。达赖在一些国家窜访,每到一地,都要专门安排同这些人见面,或联袂出场,或关门密谈。最近又传出消息,达赖将同这些人联手在欧洲某国召开“全球藏汉大会”,在印度达兰萨拉召开“2009中国民运全球代表大会”,俨然已经是一个鼻孔出气。让我们来看看其中奥秘。

     各怀鬼胎的结合

     挑拨藏汉关系,破坏藏汉团结,是达赖一贯伎俩,以往他对此也不加隐蔽。在他1987年“西藏和平五点方案”中,就公然提出要把汉人统统赶出西藏。去年4月达赖在纽约科尔盖特大学演讲时更大肆散布:“汉族人口占了这个共产主义国家的绝大部分,我的祖国的一切目前都在汉人的统治之下”。达赖“流亡政府”的头头桑东去年10月在接受采访时还大讲未来“居住在西藏自治区的非藏族人不享有自治权”,“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所有官员都应由少数民族担任”。这里哪有半点“藏汉友好”的影子?有的只是制造民族仇恨的赤裸裸的煽动。

     但是达赖去年“觉悟”了。达赖集团制造“3•14”暴力犯罪事件、冲击中国驻外使领馆、破坏北京奥运会的行径激怒了全中国人民和全球华侨华人、留学生。海外华侨华人、留学生迅速团结起来,揭露达赖集团的罪行和谎言,保护奥运火炬的传递,用自己的行动反击“藏独”行径,表达对祖国的热爱。他们的正义举动和强大声势让国际社会震惊,也使达赖非常难堪。这年6月他在澳大利亚哀叹,“从3月10日的这件事情开始,无论我到何处,后面都跟随著抗议者,华人的抗议者,汉人抗议者”。8月又在法国诉苦,“这些青年的行为令人苦恼和不可理解”。

     此时,如何骗取国际华人社会的同情,减少“藏独事业”的阻力,成了达赖的当务之急。经过一番精心策划,他在北京奥运会前抛出了“汉藏友好协会” 的概念,宣称汉藏两个民族必须“建立一个团体,相互交流”。今年5月他在纽约声称,“最近奔波于世界各地做的主要一件事就是试图与华人社区和中国学生接触,以消除一些中国人的误会”。在丹麦一次记者会上达赖更语出惊人,“我所奋斗的目标之一就是实现‘汉藏大团结’”。

     但是,一个搞了几十年民族分裂活动,至今仍坚持分裂主义立场的头面人物,想转瞬之间就打扮成民族团结的代表,谈何容易。达赖集团的“汉藏友好协会”叫卖数月,应者寥寥,门可罗雀。此时,一些以“民运”自诩的人物粉墨登场了。所谓“民运”人士,实际上大多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组织策划国内动乱活动的分子,跑到国外后,以谩骂“中国即将崩溃”、“中国是世界的威胁”之类为能事,求得西方反华势力的施舍维持生存,做著有朝一日“回国执政”的春秋大梦。这帮人折腾了二十年,越折腾人越少,其骨干人物不过百十号人,却成立了四五十个各色组织,“总统”、“主席”、“秘书长”一大堆,谁也不服谁,沦为国际社会和海外华人社会笑柄。一个老牌的动乱分子撰文说,“我这辈子遇到的坏人,80%以上是民运人士。与民运圈的坏人相比,社会上的坏人,简直不算坏人”。另一个老牌人物更进一步说,“民运”里面95%都是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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