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8月12日，是本作者被“以言治罪”出狱8年周年，被附加政治剥权5周年刑满获释的日子。俱往矣，看中国当代法制史一幕幕挥之不去的阴影，遥望立秋后云雾仍旧不散的苍天，本作者心境特别、特别地沉重。
   
   本作者毕生恪守“不沾官，不从政”，始终以民间的建设性批判立场表达异见；一贯奉行“不对抗、不依附、不结社”的行为准则；致力“全民和解，共同妥协，民主无类，双胜都赢”，用发表政见的理性方式推动国家民主化进程；倡导“针对问题不针对人，分析事实不武断立场”的新文明理性批判精神；形成了以“内圆外和”为治国理念的圆和新文明哲学思想体系，并先后出版了10余部政治谈判类著作。然而，1995年6月，中共当局认为本作者的理论研究对其政治合法性构成威胁，为此由中央宣传部与新闻出版总署出面，突然以“作者打着学术研究旗号，宣传资产阶级自由化”为由，下令在全国紧急查禁本人的所有著作，本作者也由此上了自由化人物黑名单，历遭监控与打压。

   
   2001年7月12日，国际奥申委要投票决定2008年奥运承办国前夕，中国公安部门为控制民间持不同政见者行踪，制造了“燕鹏偷越国境案”（已经事实验证为假案），招之国际舆论哗然。本作者作为燕鹏的朋友，当即仗义执言，撰文指责政府侵犯人权。当局为藏污掩尘，抵制社会舆论监督与批评，基于极其狭隘的报复心理，突然将矛头转向了本作者。在21世纪初叶太阳斜视的一个下午，本作者被悲剧性地押上了囚车，由此经历了长达近两年的超期羁押，两次违法重复起诉，五次延期审理（检察院“建议”延审四次，法院报批延审一次）的马拉松式诉讼，最终将本作者的8篇文章，冠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定性科刑，在素称“东方瑞士”的中国沿海开放城市——青岛，上演了一起在权力意志的安排下，由市委宣传部及公、检、法三部门密切配合，联合制导的假意识形态制造“政治敌人”，借法律工具惩罚“思想罪犯”的当代文字冤狱。
   
   更为荒唐的是，中共青岛市委为给公安当局提供出师无名的“执法依据”，竟由其主管宣传的部门亲自上阵，对我早先撰写的大量文章进行筛选、歪曲与阉割，做出了充满文革遗风的所谓“审读意见”。该意见称：在思想理论方面，这些文章全盘否定马克思主义，宣传违反宪法的政治观点，从根本上否定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政党性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攻击“三个代表”思想；在政治方面，这些文章从根本上否定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集体领导的合法性，为1989年“六、四”事件翻案，煽动反对党的领导和我国现行政治制度并为其出谋划策（见本案判决书第5页）。这种由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宣传部门，审判文章观点，制造“执法依据”的做法，不仅是典型的以党代法，且是让运动员做裁判员（本人文章批判的正是宣传部门的传统僵化观念）。中国的执法者们，为陷害异见人士，如此不加掩蔽的非法操作，实为中国后文革时代所罕见。这一典型思想治罪案件的最终成立，如此生动地记录了后文革时代的中国，法制进程的一次大倒退。
   
   惩罚犯罪的依据只能是法律，岂能是一纸党委宣传部的“审读意见”；法律惩罚的只能是行为，而不是思想。这是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公检法直接援用市委宣传部门从“理论上”到“政治上”判定思想犯罪的“审读意见”为执法依据，已经荒唐到了极点。法院仅以市委宣传部一纸“审读意见”，就对一位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文章作者，在进行了长达近两年的长期审理后，最终判决认定“态度不好”，判处有期徒刑3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5年，再次开创了中国司法荒唐新局面。
   
   众所周知，世所诟病的中国刑事“剥夺政治权利”，不过是依附主刑的一种辅助刑罚，其最高刑期为5年，即使判处无期徒刑的也未必适用最高附加刑。虽然法无明文规定附加刑不能高于主刑，但在以往的中国司法实践中，从未见过有附加刑高于主刑的判例。如今我们亲爱的划时代冤狱制造者们，为要彻彻底底地剥夺本作者作为一个自然人思想与写作的权利，竟适用超出主刑的最高附加刑，这3年主刑加5年剥夺政治权利，总共是长达8年的荒唐政治迫害，这整整8年，“抗日战争”都该胜利了，而本作者却在一纸判决的威力下，忍受着从政治到经济的双重迫害！本作者服刑期满出狱后，不仅被工作单位除名，多年的工龄被一笔勾销，本作者自71年参加工作至今所有在国家那里的血汗积累也都一同被剥夺无余了，致使本作者至今竟连一文钱的失业金都没有，而陷入无法生存的境地。这不仅是政治迫害，更是经济掠夺。这就是所谓“太平盛世”依法治国时代的中国，活生生的法制现实，中国政府的《人权白皮书》，是否也敢公布这样的案例。
   
   这起首开中国大陆司法史上附加刑高于主刑先河判例的用意，无非是要长期剥夺本作者自由表达的写作权利。其实，宪法早就明文载有公民享有诸如信仰、言论、出版、结社等项自由。然而，那台红色意识形态从螺丝钉里就怀疑公民，不断加工“敌人”的传代政治机器，却从没停止过运转。现实中国人有谁敢践行宪法自由，如今主张温和、理性的刘晓波又面临审判，NGO组织负责人许志永刚刚被抓捕，再次验证了这个事实。
   
   已经故去的林牧老曾在《渐进式改革：“人民素质低”老调不可再唱》一文中写道：“山东青岛市民间思想者牟传珩先生提倡以圆和思维代替线性思维，主张民主社会政府与人民之间、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共同妥协，良性互动，争取‘双赢双胜’。这位圆和的思想者却被当地执法机关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了三年徒刑。一个主张以妥协和良性互动代替对抗的思想者，被强加上‘煽动颠覆国家政’的罪名，真是法理不通，文理不通，滑天下之大稽！”这一经典案件的示范意义究竟是什么？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公民有没有对主流意识形态异议的权利？一个国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制度，怎么就容不得人民有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仅仅表达了不符合“四项原则”的言论，何以就构成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如今将“与时俱进”当口香糖咀嚼的中共决策者们，不仅不能客观、公正地从不同政见中汲取合理、有益的养分，反而在21世纪的今天，依旧在用欧洲中世纪异端审判式的残酷手段，迫害一个毕生求真，探索不息的布衣学子，将何以面对历史？何以面对未来？又何以面对天下公论？
   
   今天，我所经历的这起政治冤案已历时整整8年，本作者出狱也已度过了政治剥权整整5年而刑满“释放”了。记得山东省高级法院法官在二审提审本作者临走时突然说了句令人莫明其妙的话：“革命者是该有坚定信念的！”本作者当即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不！我不是个革命者；我仅是个自由思想者；我也不为捍卫意识形态的‘信念’而生活，但我捍卫人的尊严与良知！”这句回答，也正是今日本作者为出狱8年周年，被附加政治剥权5周年刑满“获释”而要永生铭记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