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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中共政治局会议最新出牌——十七届四中全会应对“执政危机”

   
   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7月8日晚召开会议,研究部署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工作两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于7月23日再开会议,决定今年9月召开十七届四中全会,其主要议程除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外,最引人注目的主题精神是“研究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问题”。因此本文可以预言:十七届四中全会将成为2009年以来,在世界金融海啸袭击和国内政治危机频发,特别是最近新疆暴力群体冲突阴影下,将一切人事安排与政策出台,都建构在以“维稳”为支点,重在解决“执政危机”的大牌局上。
   四中全会到来前的政治牌局
   眼下,中南海高层正在为筹备中共建国60周年大庆紧锣密鼓,但全党上下却笼罩在强烈的“忧患意识”阴影下,这便昭示着此次四中全会铁幕背后的高端洗牌过程,正是在社会进入贫富分化严重,官民冲突不止,群体事件此起彼伏,特别是近期邓玉娇鲜血淋漓的一刀和石首群体性事件风起云涌的强大舆论冲击波背景下得以展开的。
   早在胡锦涛访问意大利前,海外媒体就爆出其舅亲陈寿朋伙同胡秘书令计划受贿数额特别巨大和中纪委已经掌握李克强秘书受贿数亿的消息,这被一些舆论猜度为中南海派系斗争所为。正在此时,新疆动乱爆发又酿成严重伤亡,导致舆论非议,迫使胡锦涛不得不异乎寻常地提前回国。最近消息更是传出,美国总统奥巴马有意要在10月会见到访的达赖喇嘛,可谓新疆问题未平,西藏问题又起,令国际舆论高度聚焦中国已是千疮百孔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法制现状与人权纪录。这一切都令正在筹划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北京当局牌局紊乱。

   今年中共政法口多次召开会议,要求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工作,对一些群体维权的苗头及时处置,对“敌对势力”露头就打。最近网上披露的一份内部文件称:“确保各个敏感日期平稳渡过为重点,严密防范和坚决打击敌对势力及‘法轮功’邪教组织的捣乱破坏活动。对敌对势力打着‘维权’旗号插手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渗透破坏活动,要严密防范、坚决打击。”为此,7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已敲定的基调: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除了要部署经济工作外,更要注重研究强化社会管理,把握舆论导向,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严密防范、严厉打击敌对势力破坏活动和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全力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精神
   此据新华社报道: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问题,将成为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主要精神。中共党建专家、中央党校教授叶笃初7月24日下午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截至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年共举行了5次会议,1次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其中3次专题讨论有关党的建设(加上此次确定召开四中全会的会议则共有4次)。如此紧锣密鼓地推进党的建设事务,并不多见。”从1994年9月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提出“执政能力建设”,到2009年9月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历时15年,特别是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届四次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来,国内政治危机不断加深的现实足以证明,中共的执政能力不仅未有丝毫提高,反而迅速下降,以至于政治腐败加剧,公共事件冲突不断,执政者已陷入信任危机的最低谷。这便是此次中共全会要“全力研究部署党的自身建设”的谜底所在。
   《阳光法案》何时出台
   最新一期新华社《瞭望》刊文称:“社会也期待,党能够充分运用一切有利于铲除腐败的成果,比如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等。有理由相信,四中全会会在社会的最期待处作出新的制度性安排。”此文被解读为当局有意为破解危机,向社会释放安抚民心的政策讯息。
   记得“六、四”学运学生请愿书就提出:“要求国家领导干部向全国人民公开其本人及家属的实际财产收入”,以便接受社会阳光的照射。然而,这一良好愿望却遭遇到国家公共权力的坦克履带与雨点般的枪声。这个事件发生15年后,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先生再次向全国人大提交了被称之为“八九学运的政治遗产”之一的“建立政府领导干部个人资产公布制度”议案,并由此引发舆论热议。近些年来,这一被称之为《阳光法案》的议题,一直是作为八九学运的政治遗产被社会舆论心照不宣地穷追不舍。然而,官方却一直以“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为由,采取回避、躲闪、抵制态度。据此逻辑分析,本文有理由相信,《瞭望》文章透露的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四中全会有“新的制度性安排”之说,不过是雷声大、雨点小,很可能出台一种大打折扣,旨在应付舆论的一种敷衍性的“安排”。
   “党内民主带动论”是个伪命题
   今年6月29日,中共政治局就“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问题”进行所谓的“第十四次集体学习”。这被官方舆论普遍解读为是中南海对十七届四中全会主题的另一种释放,即中这次共四中全会要研究发展党内民主。为此叶笃初对媒体表示,“发展党内民主仍是前瞻十七届四中全会热门话题之一”。其实中共十六大报告就宣称:“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并借助于官方舆论喉舌大肆宣传,“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南方都市报曾为此发表文章称,“执政党的逻辑是:以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为基础,民主层面不断扩大,最终在全社会实现人民民主。不实现党内民主,就更不要谈人民民主了。”
   然而,我们纵观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所有政治实践,没有一种例证可以得出社会民主制度的建立,是由执政者率先垂范,带动民众实现的。事实恰恰相反,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民主制度的实现,不是在人民不断为自己争取权利,对执政者形成强大压力,并借助于各种社会力量的博弈才得到的。本文可以十分肯定地做出结论:那种要人民相信抵制建立宪政制衡机制的权力垄断集团会示范、推动社会民主的说辞,纯系无稽之谈;“党内民主带动论”,向来都是个伪命题。因此,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不可能在民主问题上走在民众愿望的前面。
   中南海的“储君”潜在之忧
   中共历代领导层都把接班人问题视为命根子,何况眼下中共所有制度性的出牌,都要建立在“维稳”的支点之上。当下,有关国内政坛团派与太子党争锋的舆论不绝于耳,对执政集团来说,如果“储君”不立,社稷就更难保稳定了。因此,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临近,社会各界都对渐趋得势的太子党阵营会否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上,全面接班十分关注。这就必然引伸出排名最靠前的第五代领导班子成员,现年55岁的习近平能否在此次会议上胜出军委副主席一职,以确认其“储君”地位的问题。现任中共总书记胡锦涛本人,就是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上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三年后接班的。循此而论,如今的社会舆论,似乎顺理成章地按此惯例来鉴定习近平的未来定位。因此,今年9月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能否确立接班人,不仅已成为大众聚焦的一个看点,更是当政者谋求稳定不得不正视的潜在之忧。
   眼下,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召开在即。然而,就在中央政治局7月23日召开会议敲定“维稳”基调的第二天,吉林通钢便爆发生了“7.24群体事件”,新任通化钢铁公司总经理、建龙经理人陈国军被愤怒民众痛殴致死,再次震惊北京高层,其执政危机意识进一步加深。其实早在2006年度第12次中央政治局组织生活会议上,胡锦涛就认识到执政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三大执政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基础危机和管治危机。如今,中南海如何应对日趋加深的执政危机?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所能给出的“新牌”,也只是强调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空泛口号,而不会在制约和限制党的绝对领导权方面做出任何令人耳目一新的“制度安排”。
   (首发《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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