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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与展望

   来源:《中国人权论坛》季刊

   在过去20年中,“六四”镇压对中国社会有什么持续影响?1989年学生民运领袖王丹认为,“六四”镇压宣告了一个政治恐怖时期的到来,它令中国人民躲避政治,因而使中国领导人得以在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情况下继续其经济改革。结果,贪腐猖獗——引发“八九”民运的一个主要原因— — 在2 0 年后继续侵蚀中国社会,并且威胁其稳定。虽然如此,但王丹对中国的未来还是持乐观的看法,他相信未来的中国将会是一个建立在繁荣、稳定、自由和社会公正上的、在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一员。

   1989年发生的“六四事件”至今已经过去2 0 年了。虽然当今国内民众中有些人因害怕遭受政治迫害而不敢提及,或者已经将其淡忘,但是,20年来,那场民主运动所提出的要求一直伴随着中国的政治生活,并凸显出其重要性。鉴於“六四”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我想值此“六四”20周年之际,首先,对1989年发生的那场民主运动做一回顾;其次,对中国的现况做一评价; 第三, 对中国未来的走向提一些看法。

   在过去的20年中,对於1989年民主运动发生的原因及其意义的讨论从来没有停止过,但都没有将那场运动和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1 1992年南巡之后的中国社会的转型联系起来。我认为这是个严重的不足。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想提出自己的三点看法:

   我认为现今制度性腐败猖獗的一个原因是当局在1989年对消除腐败的要求进行了暴力镇压。

   第一,现今人们再提“六四事件”时只强调当年提出要求民主的诉求,而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诉求——要求铲除腐败。事实上,当时我们学生提出要求民主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我们认为建立民主制度是根除腐败的唯一手段。从“六四”至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腐败在加剧,并且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的阻力。我认为现今制度性腐败猖獗的一个原因是当局在1989年对消除腐败的要求进行了暴力镇压。因为在“六四”镇压之后,共产党拒绝进行任何政治改革,结果导致不可能建立任何反腐体系,并且任何消除腐败的行动都在体制内进行。所有体制外提出的打击腐败的活动和建议,都被认为是对党的权威的挑战。除此以外,在学生的诉求被镇压以后,因对政治迫害的恐惧,民间要求反腐的压力减少了。人们在90年代避免参与政治的行为可以看作是这种恐惧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六四”镇压不仅是专制主义的胜利,也是腐败的胜利。

   第一,现今人们再提“六四事件”时只强调当年提出要求民主的诉求,而忽视了另一个重要的诉求——要求铲除腐败。事实上,当时我们学生提出要求民主的一个基本的原因是,我们认为建立民主制度是根除腐败的唯一手段。从“六四”至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腐败在加剧,并且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的阻力。我认为现今制度性腐败猖獗的一个原因是当局在1989年对消除腐败的要求进行了暴力镇压。因为在“六四”镇压之后,共产党拒绝进行任何政治改革,结果导致不可能建立任何反腐体系,并且任何消除腐败的行动都在体制内进行。所有体制外提出的打击腐败的活动和建议,都被认为是对党的权威的挑战。除此以外,在学生的诉求被镇压以后,因对政治迫害的恐惧,民间要求反腐的压力减少了。人们在90年代避免参与政治的行为可以看作是这种恐惧的表现。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六四”镇压不仅是专制主义的胜利,也是腐败的胜利。

   第三,一些人争辩说,当年学生们的愿望是好的,但结果却适得其反,正是“八九民运”本身造成了共产党停止它改革的计划,包括政治改革的计划,因此“八九民运”应被指责,是阻碍改革进程的绊脚石。对此观点我不赞同。事实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学生们提出的进一步改革的要求感到恐惧,因而诉诸於武力进行制止。与东欧和台湾的民主运动相比,中国的民主运动实际上并没有提出非常激进的要求。当学生们开始绝食抗议时,他们只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要求政府更正《人民日报》4月26日发表的社论,2 不能把学生运动说成是“动乱”;第二是和官员进行公开对话,讨论改革问题。在我们计划绝食抗议时,我建议加入第三个条件:要求当时任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的何东昌下台。但是这个提议被其他学生领袖们拒绝了,因为他们认为我们不应该给政府施加太多压力。从我自身的经历,我知道学生们是有理性和有节制的。

   如果中共党内真的有改革派,并且有进一步政治改革的计划,学生们的行动毫无疑问地提供给他们一个好的机会和有力的支持。如果当权者接受学生们的要求,并且愿意和民众进行公开对话,一个理性的改革进程就会展开。中国政府怎能把这个称作“动乱”?政府本身应该对所发生的事情承担所有的责任。它拒绝接受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停止了政治改革的进程。那些宣称是因为学生的行动致使党内改革派计划流产的人们对党内事务有非常片面的观点。1989年,他们把希望寄托在赵紫阳3 身上;1992年之后,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朱镕基4 身上;现在,他们又把希望寄托在胡锦涛5 和温家宝6 身上。但是他们一定是一次又一次地失望了。当时没有任何学生或任何其他运动来阻挠朱镕基的计划,然而,他为政治改革做了什么?并且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在香港所发生的情况。香港是一个社会情况稳定并有大量中产阶级的社会,但为什么中国政府拒绝允许香港2007年进行普选?7 显然不能把责任加在学生们身上。

   1989年,历史为政府和社会共同进行政治改革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但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我知道,这由不得我们这些异议人士和前学生领袖来决定何时官方会对1989的民主运动重新进行评价,只有中国当局有权力推翻他们对此作出的定性,但我们应尽我们所能来保护历史的真相。

   当我重新思考“六四”并审视当今中国状况的时候,脑海中浮现出三个主要问题。第一,引发“八九民运”的基本的社会危机从来没有得到解决,并且还在持续不断地发酵和恶化。1989年,历史为政府和社会共同进行政治改革提供了最好的机会,但不幸的是,中国共产党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六四”镇压之后,改革的重心从关注政治和经济转移到了只关心经济问题。政治和经济不平衡发展带来的沉重代价,将由未来的一代代人偿还。

   第二,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作为异议人士,我高度赞赏中国政府推动经济改革的成就。虽然不能忽视邓小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但我仍然认为他镇压和平非暴力运动的罪行是不可原谅的。没有政治改革伴随的经济增长是不足取的。一百年前,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分析德国的发展时指出,一个落后的国家如果经历突然的经济增长,而政治体系没有和经济体系同步成熟,将会出现很危险的状况。德国在那之后50年的发展证实了他的预言。同样地,中国虽然经济高速发展而没有一个现代化的政治制度,其未来未必让人乐观。

   政治和经济不平衡发展带来的沉重代价,将由未来的一代代人偿还。

   第三,我们不应被现代化城市建设的表象蒙蔽双眼,上海不是中国。2005年,北京大学教授丁元竹对中国中期的前景做了一个调查。在参与他调查的77位专家和学者中,51位认为中国大陆在2012年之前将会爆发一场大的社会危机。参加调查的专家和学者并非异议人士或对政府持批评观点的独立知识分子,而是在体制内工作的学者和专家。他们的意见可能比我的分量要重,而他们也只得出一个结论:没有政治改革相配合,仅仅是经济改革将无法保证中国未来的稳定。中国不仅仅是需要政治改革,而且必须要实施政治改革。中国若进行政治改革,我认为,首先应从重新评价“六四”开始。

   最后,我来谈谈对中国未来走向的看法。尽管面临许多困难和危机,但我仍然乐观地认为中国迟早会实现民主化。对於经历了“六四”、现在被称为“八九一代”的我们这代人来说,铭记过去并重新进行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这代人必须向前看,并为将来创造新的东西,这包括着手进行意识形态和体制的改革。我们提倡四个基本价值:繁荣、稳定、自由和社会公正。中国共产党只关心繁荣和稳定,而“八九一代”认为,没有自由和社会公正就没有持续的繁荣和稳定。至於体制改革,我们提倡四个“主义”:自由主义——以社会公正为核心;联邦主义——旨在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间的矛盾,以及台湾和西藏的问题;民族主义——志在凝合新国民精神的温和的民主的民族主义;宪政主义——作为新的政治制度的框架。以这四个价值和四个主义为基础,我们期待一个新的“第三共和国”出现在中国,它既不同於孙中山的第一个共和国,8 也不同於毛泽东的第二个共和国。9 我相信,这个我们致力去创建的新的共和国将会是国际社会的好朋友和负责任的一员。

   由吴淡尘翻译

   

   注释

   1. 邓小平於1989年“六四”镇压后辞去了他最后一个职务—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实现了“全退”。但是,他仍然是掌控中国政治的“最高领导人”。为推进他的经济改革方略,1992年春,他视察了广州、深圳、珠海,并在上海度过新年,完成了他着名的“南巡”。1992年10月19日,邓小平与参加中共14大的代表见面,成为他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最后一幕。^

   2.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

   3. 赵紫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1980-1987),中共中央总书记(1987-1989)。^

   4. 朱镕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1998-2003)。^

   5. 胡锦涛,自2002年起任中共中央总书记,2003年起任中国国家主席,2004年起任中央军委主席,是目前集党、政、军最高职务於一身的中国最高领导人。^

   6. 温家宝於2003年起任中国总理。^

   7. 2004年4月,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否定了香港2007年特区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的双普选。^

   8. 孙中山被国民党尊为“中华民国国父”。他在1911年推翻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於1912年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后来,他与黄兴、宋教仁等人共同创建了中国国民党,并任首位领导人。1949年,国民党被共产党击败,从而结束了中华民国对中国大陆的统治。^

   9. 1949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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