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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就是一个理,你怎么“伦”能伦到它之外去?

   “共产”就是一个理,你怎么“伦”能伦到它之外去?
   
   ----对老同志谈话中的“政治伦理”的思辩
   
   1,对“主义”的区分

   
   有一些主义,如柏拉图主义,人本主义,存在主义……等等,是专用于治学的。“学”指的是学问。只有有律可循的知识才算上学问,仅仅可知的东西未必是学问:凡有形态的都可知识,条件是只要能被感官所面对,这类对象是自明的;一切想像,相信也是可知的,但只是内知,内感知也是知,只是不具有空间性,不能自明。所以说可知识的未必是学问。只有证而明之的知识才是学问。“治”呢?表示学问的探求方式,指出探求不是凭着想当然,要么以果寻因,要么以因推果,即循律求明。故而治学概念还包含----使用的只能是认识能力,不是意志,不涉及意志就关涉不到人身。可见,做为学问的主义就是设定一个始发点,用始发概念来解释其内的所有问题,并保证解释上无矛盾。这种主义只是用来对事物做认识的,就不能支配人身:因被认识的事物都在人身以外,对其的求解就只是道理上的有效无效,与人身无关。所以无论哪一学说,也无论其是否有效,所关只是道理与道理,是为了证明自己说的对,说的有理,涉及的是道理的真假,不关意志的如何应用。
   
   还有些主义,如共产主义,是为社会确立的制度,即特定的治术。因为人一形成出智慧,智慧的使用就必导致人与人与环境的联系,联系即社会,社会必须随时调整。对联系的调整就是社会的制度。所以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是对着待认识的问题,而是对意志的,其关涉的对象就是人身。
   
   无论是做为学问的主义还是做为制度的主义,本质上都是伦理。
   
   原因是人已形成理性,形成了理性就不能从理性里退回去,退不回去就不能不遵理,一遵理就是伦理。无论做学问还是治国家都是活动,是活动就是对理的服从,对理的服从就是伦理。
   
   它们伦的却是不同的理。其不同是:学问伦的只是理的真假,治国家求的却是社会太平。前者只指向问题,后者却指向意志。凡问题都在身外,而意志却就依附在人身。所以指向问题的永不会构成对人的威胁,指向意志的却必管着人身。做为制度的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对事物做认识,而是出于对社会做治理,它求的就不是道理的真假,而是治理的成功。可证:做为制度的主义从一开始就仰仗外力。共产主义做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即便它的创立者并未自觉到他研究的就是如何使用强力,可因在他的研究前制度天生地仰仗外力,这就不以他意识到设有,他的研究都必是如何使用外力的,完成的就是如何规定意志的伦理。即便他主观向望的是社会平等,可社会的运作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强力,即便他是从制造公平这个单纯愿望出发,因实际的制度已通过外力,无论他愿望什么,做为制度的主义都只能是关于强力使用的伦理。
   
   除非不进入实践,只要一实践,就必是对人的。一对人就必是祸害的。所以共产主义必然残暴,必然是对人的迫害,这不是人犯的错误,而是共产这个道理的机制必然!
   
   只有在这种意义上“政治伦理”这个命题才能成立。
   
   
   2、政治是人伦理伦出来的一个结果
   
   因人是有理性的存在物,理性能力是无法逃避在伦理之外的。
   
   社会、制度即政治是人类不能不伦理所伦出来的一种结果,政治是被派生的,它本身不是本源,不是根据。人本主义所对着的就是政治,即人是自己的本的政治制度。
   
   可共产主义呢?它就是一切共产国家用来伦理的根据,是伦理的始发之点。
   
   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特定的制度”,就须讲一讲“特定性”:因为人是有理性的存在物,“有理性”意谓着人的言行只有遵理才能发生。遵理也就是伦理。从这里可以看到:人类不是故意的要伦理,而是有了理性能力不能不伦理。人类伦理是因人的生命已在环境的互作用里无可奈何的形成出理性,既形成出理性那理性又怎能不表现?理的表现就是伦理。所以人的活动必然伦理。即便人还不能自觉自己在伦理,实际上也已经在伦理。原因是人“已经有了理性”----意识一经形成就非伦理不可。人已经在伦理所伦的能不是理?人在伦理就意味着社会及制度非形成不可,所以说:社会制度也不是人故意地要创建,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只有智慧进化到相当的成熟程度,人才能体验到伦理,因体验到从而享受到,这才可能发生伦理故意。可见伦理不是故意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因而社会制度也只是人能伦理而导致的一种后果,不是出于故意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我们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特定的制度’”,这个特定性就特殊在人的伦理,社会及制度都不是故意,而是自然地形成,而共产主义却脱离开自然形成,实际上已是出于故意。有了这一故意性它就不能不坏,不能不罪恶!
   
   为什么呢?
   
   这是因社会、制度都只是人伦理伦出来的结果,所以它们本身不是本源,v然就不是自身的根据。它们的本源或根据就是人。共产主义却是以社会、制度为根源而创立出来的,这种创立就漏掉社会制度已有根源,即已有伦理始发点这个先在性,这始发点就是人,当然也就是人的天然性。实际上制度不需要伦理始点,因为那能伦理、在伦理是人,由人的伦理所导致的任何结果只须有对人性的符合,不须在人的伦理之外另起灶炉,可共产主义就是在人类伦理外另起的灶炉。它实际上就是为人重建了一个伦理出发点。这样社会就有两个伦理出发点:一个是人的已经“是人”,人已经“是人”就不能退回到不再是人,只要“是人”就不能不往下“是”,往下“是”也就是伦理。所能根据的就是自然所给予的本性,即便人不知道自己的本性,可他的本性就是他自身,他怎么伦也不会伦到本性之外去。社会、制度一旦把自己确立为本源,实际上就是不承认人的存在就是人的本,它就是要重新对人做塑造。可在社会、制度出现前它们就已有根据,已有标准。共产主义以共产为伦理根据,人呢?人以自己的本性为根据。这两个根据能不造成人的异化?能不引发人性的对抗?
   
   只要社会制度不以人性为根源,无论以别的什么为根据,都将陷于与人的对抗。因社会,制度都是人的本性的派生物,不是本源,它们也没有本源,不是本源的东西强要做本源,那后果会怎么样?共产主义就是一种奴大欺主,它能不与本源发生对抗吗?
   
   对我的理论尚有怀疑的读者可以问自己:中国官方的邓小平那“四项原则”是对什么负责?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四个‘以’”(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與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又是对什么负责?胡锦涛的“和谐”、“新三民”、“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又是对什么负责?不须我来归纳,读者一眼就能看穿:它们都是对共产主义这个特别意识负责。也就是以共产为伦理始发点,当然也就是伦理的标准。只要问一问自己:人类是共产主义的造物吗?既不是共产主义的造物,干嘛对共产负责呢?大自然赋予给人的固有性质扔哪里去?是自然规律使人从固有性质里派生出能负责的理性能力,依附在人的固有性质上的能负责的理性能力,不对固有性质负责那固有性质又派生它干嘛用呢?我们的固有性质岂不是犯傻吗?那无所不在的大自然的规律岂不是失职吗?
   
   
   3、老同志或胡乔木的“政治伦理”是从实践上提出的(是经验说法)
    我的叙述是纯理的思辩
    其实万老人的政治伦理说的是政权非法
   
   看上去,我的思辩好像与老同志的政治伦理不相一致,其实我非常赞同他们的说法。
   
   胡乔木的“政治伦理”是自成体系的,即从政治自身出发,这是因为他们都是活动家,就算胡乔木不管具体事务,他的活动就是意识形态,可他也是以已有责任对象为条件的活动。即他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政权的负责才管意识形态的,所以他的活动就不是关于理性的正误,而是求成的工程。从实践角度看政治就有其独立性,从纯理的角度看政治就只是人类伦理的派生物,反过来又对人发生作用。因而两位老人说的“政治伦理”就是共产党的青年才俊潘岳先生于01年提出的政权合法性。
   
   我现在要阐明的是:这位老同志疏忽了的是:共产党做为实际的社会力量,它就是伦理的,并且在创建之前,共产主义就是一个理,是一个理就是伦出来的,并又用于伦理。所以万老人说的六十年没建立起政治伦理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共产党建立的这个中国政权,共产党伦的就是“共产”,是“共产”做了全中国的伦理根据,它才不许以人的固有性为伦理根据。因为一旦以人的固有性质为伦理的根据,共产党就只有三天的气可喘。共产党能让丁关根、刘云山这类一点理学修养都没有的武夫做宣传部长,就因共产是不是政党,而是一个征服和侵占的集团,所以它需要宣传而不需要伦理。任何事物之是该事物,还用宣传吗?胡锦涛就是胡锦涛还用宣传吗?决不需要!只有某种事物在本质上不是它的自吹,它才需要宣传,用宣传的大旗包着自己去虎人,去做恶,去制造镇压的口识,君不见这两天刘云山那斯就喊“共产党领导中国是宪法规定的, 和其他的党是有区别的。”好像中国宪法不是共产党定的,好像中国宪法不违法似的。过去人说“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现如今的共产党却就让“醉薰薰的大兵给秀才们上课了”。
   
   现如今的中国是大兵的中国,大兵不需论理,大兵伦枪不比伦理省事的多?!
   
   本节叙述说的是:万里老人说的不是共产党不讲“政治伦理”,而是共产主义这个伦理不许共产党以正义来伦理。政治里有立场,但政治不=立场,政治是有律可循的,政治遵守的那个律就是正义律,公平律。
   (读者不让我写长,可我笨,写不短,言未尽)。只好止此。
   
   
   在“服从道理”这个概念有两点潜含:一是人服从的是个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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