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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中国青年报》说:女官情妇化,最直接的根源是男官西门庆化。
·朋党是“共产”与“党”两个要素不能融溶的表现
·人是理性存在物,人不是神性存在物
·谈“决不容忍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
·新年贺词虽无意识形态,但并得不出习能锐意革新
·仲维光,“反共是做人的底线”此话不妥
·习近平与敌对势力一样都厌恶社会主义
·何为普世价值?
·自然怀抱里无敌人,敌不敌是人意的指令!
·“普世”说的是物的先天性质,“价值观”说的是“先天性质”之从后天能力里
·蒋、习不可比。国共可作经验的对比。三民与共产是先经验的差别
·再论“意识的形态性”
·把人清除出党他还是人还在人生中,把党员清除出人籍他还是党员吗?
·对《加强和改进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批判
·(1)习近平断言“党蜕化变质”。孙丰斩钉截铁说:大错!
·(2)人类是一有两个个“始原”的物种
·(3)把共产党作为一个纯粹知识来看
·驳习近平"从严治党"论
·人类是有理性的存在物
·团团伙伙是政党的共同的、本然的性质!
·凡借了人性外的名义的制度,都必定是反人性的
·冯胜平"革命使人堕落"之悖理
·问冯胜平:还有"没有法治的民主"吗?(1)
·问冯胜平(4)
·还有"没有法治的’民主’"吗?怪哉!——诘冯胜平
·习近平为什么能说出"共产党已蜕化变质"?
·"蜕化变质"只是指出一个实事,指出实事只是承认
·"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是堕落的菌种
·腐败的果与因
·批《关于领导干部上讲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加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要育出什么样的人?
·孙二郎说打虎
·孙二郎谈腐1
·难道酷刑还有正当的或可合法施行的?
·孙二郎谈"中央统一战线小组"
·天津大爆炸头号警示是:停止9.3阅兵
·赞同革命与革命是否发生是两回事
·习近平恰好陷在扭转乾坤开辟新纪元的历史链条的环节点上
·天津爆案对中共的警示是:
·自然界里本无党,"党的规矩"就是疯子的自欺欺人
·哪是什么"亡党危机"?明明是瓜熟蒂落蒂要换新宇
·天津爆案标志了爆炸已经成中国政治的常态,
·评《退休高层痛斥"党内腐败"和痛哭"亡党危机"》
·医生只给人珍病,不为党珍病
·腐败是社会人格双重化的表现
·物由什么所造,就只能服从什么力量!
·硬件上打虎,软件建设上谜续指鹿为马!
·对《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的理性清理
·是共产党有罪于周、薄、徐、令、郭……
·从来没有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借的名
·从来没有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人借的名
·没有阴阳两面人的资源环境境,怎么会有阴阳两面人?
·人之"是人"属于天,这里没有选择没有自由,
·习近平不知应纯洁的是人文环境,不知救党是死路!
·国民党有错误是后天的,共产党的错误却是先天的
·对"意识形态安全"的纯知性讨论
·人感觉自己支配自己不是真相。真相是:人受知识的支配
·“中共是抗日中流砥柱论〞乃是继续腐败的宣言书
·若习近平回答了〝你是人还是党?〞国安便长治久安!
·〝爱党爱国的主旋律〞才是祸国殃民的根源、
·《腐败不是因理念,信仰的缺失,相反理念与信仰倒是腐败之母》
·合法性是是公理,王歧山说的是私理
·在以〝执政党〞自居前首先要回答什么是〝党〞
·为人民服务只能服出人民价值,哪来的党价值?
·凡标榜自身意识形态的力量都是非法的
·共产主义是一种先天腐败型政治
·价值观是形成,〝党有权提出核心价值〞却是外造加工
·国民党腐败是后天,共产党腐败却是先天
·“党中央”也不能想正确就能正确!
·评《“党中央权威”要靠自己的正确来赢得”“维护”》此题目
· 海外民运没有毁,也毁不了!
·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
·国又不是党的财产,哪来的〝治国必先治党〞?〔2〕
·国是财产,也推不出私盟集团占有的合法性
·国不是党的私产,何来〝治国必先治党〞〔2〕
·回答赵森林网友的发问。他的问题是--
·如果习近平真读过萨特、菜布尼茨、康德、黑格尔
·广西爆案所诉求的
·〝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这一命题包含着两个问题
·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篡国的武力集团
·共产党不是执政党,而是篡国的武力集团
·纯粹的合法性
·对〝对党忠诚〞的纯知性分析
·〝接受、承认亡党危机是事实〞,推党于亡才是大勇
·党又不是泥巴,任凭搓、揉、甩、捏,你想从严治就能治了它?没门!
·点评团派与任志强的论辩
·〝必须解决不平等〞只是想当然,因完成对不平等的知识,因而没有配套方法论
·〝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并不能使党员成为好人
·只有道德没有社会主义道德
·只有道德没有社会主义道德
·习近平不懂〝复兴〞是啥意思
·对《理直气壮地高扬共产主义伟大旗帜》的心理学剖析
·还有〝不是多数党员严重违纪的党组织〞?毒霾之下岂有净土?
·党不就是应了〝议政〞而生的〝议政〞管道吗?
·只要〝理想为真〞,你〝高不高扬、树不树立〞它在人心里都持久不衰
·2、纯知性批判案例〔一〕
·历史是个进程问题,理想的动摇却是唯意志问题!
·共产主义是理想或理念,理想或理念只有真不真
·(一)不能说胡跃邦的人性超越了党性
·(2)不能说胡跃邦的人性超越了党性
·泄密罪的密奥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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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自治?(2)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自治?(2)
   自治不就是一种限制吗?它限制了什么?答曰:它限制的只能是价值的普世性!
   
   2、共产党的民族自治,有一个把汉民族当成可无条件的压迫潜心理,就把足以构成为民族的少数民族设定为只能用间接条件来压迫的隐含。
   它的具体的民族政策就是这个潜隐意识的表现!

   
   共产党的民族自治,看上去像是建立在汉民族太大,大到你无法不承认这个感觉上。其实它是因共产党是外来的文化入侵,但这一丧权辱国的外来文化却是由汉人里的一些人引进的,他们便不自觉地把汉民族当成他们可以无条件欺压的对象。如同老婆孩子面前说话不必客套一样,而对别的民族他们潜意识为不是他们的母族,因而就要有表面的客套。所以共产主义统治在自己门里就可赤裸裸,对七姑八姨嘛就要在名份上讲点客套的贯彻方法。就叫做民族自治政策。共产党的这套想法、做法是以“共产主义”就是一个价值观出发。“共产主义”做为价值出发下的,在民族这个具体领域上的特别性。
   
   “共产主义”做为价值观它所针对的能是什么呢?它所针对的就只能是普世价值。不管你意识到没有。
   
   因普世价值不是人的主观选择,而是自然而然地形成,当人的意识进化到能认识它的阶段,就用普世这个词对它做了承认。普世揭示的是认识或承认。因而一切普世的东西都不具有像共产主义的创建那样一种经验性。提出共产主义的马克思,实践它的列宁都不是将“共产主义”当做价值,他们的自觉里是创建一种生活方式。他们也没去意识历史的最初形成,人就有了价值观,因它是自然形成,虽有却未被自觉到。受进化的限制,价值观念越早,其直接性、短视性越明显,有效性便越狭窄。他们没自觉生活方式一旦创建,实践的结果都会使它成为一种别样价值观(别样于自然形成的价值)。而且只有对着自然形成的生活方式才能去创立别样的生活方式,实践又必将之沉淀到对自然形成的价值观(即普世)的动摇。
   
   共产主义做为生活的一种方式,它别于什么?它别于的就是人类自然而然地形成的方式,自然而然形成的方式就是生命独立性所规定的意志的独立性。近代人讲的普世价值表达的只是认识上自觉到这种自然形成。因自然形成不是能自觉的:只要人成了群,必须有秩序,秩序的必须性决定了管理的必须,管理要求才能,这就是越早期的社会越倾向于恃力。
   
   共产主义做为生活的特别方式,实际上所针对的就是自然形成的方式,对它的实践才必走到对普世价值观的背离----对抗。胡平先生在此文前有一文《共产党的道德沦丧》,写的生动活泼,极可读,但立意错误:因“共产主义”就是共产党所基于的理,共产党就是从这个理出发去伦理。而人的伦理只是自然意义的人的事,自然意义的人所以能伦理是因它在后天里形成出理性能力,但理性能力的形成并不改变人依旧还是自然事实,所以伦的虽是理,但理所表达的却就是人之“是人”这个不移关系。其实“人就是人”就是普世价值的真际表达。普世是它的积极表达。那马克思、列宁未必是故意要背离或对抗普世价值,但任何主观故意创立的生活方式只要进入实践,是非淀化成价值观不可的,而且又必是对普世价值的对抗。列宁说“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就是他对此的蒙蒙眬眬的觉察:“特殊材料”特殊在哪?不就特殊在人自然而然形成的方式吗?正常价值观既基于自然性,又是自然的形成,因而就不能自觉。共产主义所基的就是一种背离人的自然性的“意识”。
   
   共产党能提出民族自治需要一个先在的条件----它已经掌控了政权。也就是说它已在全中国(不分民族)贯彻“共产主义”----它已取得了用“共产主义”来取代自然价值观(可解为不自觉的普世价值)的权力。它的中心的,也是唯一的目的就是在全中国(不分民族)推广共产主义生活方式。但它面对的国家却是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占了95%还强)的,民族混杂国家。民族客观性使它对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推广有不同的困境,为弱化共产主义在民族条件下遇到的困境,它才采取民族自治这个对策,犹如张仪拿联横对付苏秦的合纵。中国共产党是外族的一种文化入侵,这种入侵却是由汉人中的人完成的,统治者共产党就有一种他们欺压汉人天然合法,外人管不着。他们觉得其他民族没人参入对共产主义文化的引进,他们用共产主义来压迫人家就有一种不天然合法的潜意识。以企民族自治能使共产主义对他们的压迫不像对汉人的压迫那么直接,那么忌无肆惮,民族自治的文字意义就是限制出一种压迫的间接性以安慰他们的自欺欺人。
   
   民族自治这个提法揭露出他们模模糊糊察觉到共产主义就是冲着人的自然性因而是普世价值来的:(六十年代毛泽东发动的人性论、中间人物论批判,他提出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防修反修,社会帝国主义这些立论都是这种觉察的证据。)因他们也是人,他们就觉得在汉人内部实施残酷统治是内部的事,可不受良心谴责,而对汉族外的其他民族也实施这种残酷统治就不那么理直气壮(这个潜意识也是列宁所有的)。这就是民族自治的心理来源。
   
   这不是说毛泽东有对他民族有特别的眷顾,我要强调的恰恰是:毛虽不是很清楚的自觉到共产就是个坏主张,但他对这一价值判断至少已有像他自比秦始皇一样的模糊觉察。在自己心底认定自己就是暴君就是恶棍,就索性为暴君为恶棍自居吧。这是当代心理测试所能证明的。它就是“折腾自已人不必客气”这个潜规则。至于既进入实践,民族自治往哪方面倾斜、沉淀,就不是他们的最初动机所能有效,而受制于实践所造成的机制: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
   
   因而我认为“新疆事件”所证明的就不是胡平先生说的“中共民族政策的失败”。
   
   而是“共产主义”这个特殊价值用于人这类普遍事实的失败。
   
   也就是说:在迄今为止我们的视野所及的“理性存在物”以内,所能允许的只有一种价值----普世价值。其他一切人为价值:优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国家社会主义、共产或社会主义价值统统都是靠不住的,都非被实践所粉碎不可。当然今天的基馆教已从人本主义的觉醒中觉醒,它已经只是道德引导,早已与政权相脱离,对人性没有什么危害了。至于佛教它本身是一种用悟完成的证明,本来就不具有对人的异化。
   
   所以胡平君说的“一种观点认为,中共错就错在没有真正地实行民族自治”这个判断走题了。他引“民族自治是列宁、斯大林的发明”是没与普世价值与特殊价值相衔接的一个孤立判定,他也没直接给定美国就是普世价值。而刘国凯先生说的很仔细、深入,但在大的轮廓上也未完成普世与特殊归价的值区分。没看到失败的不是孤立的民族政策,而是不具普世性的共产主义这个反人性的特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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