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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丰文集
·李昌钰说的“‘治本’靠宗教、社会和教育”欠妥
·海外民运是不是该从“台湾之耻”案里吸取点什么?
·有了“宪政民主”肯定能万事大吉!
·中国民主党(海外联总)法国党部九月会议文件(第一号):
·对《08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1)
·对《08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2)
·中宣部就是强奸民意部
·中宣部=强奸民意部(2)
·对胡平《从经济狂想到政治狂想》一文的批评
·“革命”做为概念其涵义就是一概而论的!
·对“宗教是不是對抗生命”的囬答
·对“宗教是不是對抗生命”的囬答(下)
·对《08宪章》与“和解论”的批判(5)
·科学社会主义“科”在哪里?
·严家祺也应保证自己的话有边有沿
·邓玉娇案证明----政权非法
·邓玉娇案的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上)
·邓玉娇弃证明:中共政权非法!(下)
·二、邓玉娇案证明:在人与共产之间不存在任何共同性;因而说----
·逢共必反是民运的应有之义!
·乌市骚乱在现象上像是仇恨暴力事件,但本质上不是民族性仇斗
·就是“依靠”各族群众也稳定不了
·都是意识形态若的祸
·“共产主义”和“对上帝、真主的信仰”都是不能证明的意识形态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对《中共严打‘红顶’黑帮》的理性清理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民族自治”?
·人性价值既普世,何来自治?(2)
·对“海外民运山头林立的批评”的批评
·给范似东:民主不是发明,也不能发明
·民主制度不是天生的,可“民”呢?民却是天生!
·“共产”就是一个理,你怎么“伦”能伦到它之外去?
·“民主就是‘共产’”,这判断没有必须的过渡
·对《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的批评
·张三兄,本事再大也“弃”不了词
·“我坚信我的父亲是个大英雄”违犯常伦
·“即便是“妄想”,只要所根据的是“普世”,就合法,就有效!”
·凡需要巩固的必不是本己的和本原的联系
·只有人政,内政只是人的表现方面方面
·“‘普世价值’不存在”=我们共产党就是恶狼,你有啥法?
·即便是“妄想”,只要根据“普世”,那就合法,就有效!
·共产政权下,意识形态为什么会亮剑?
·什么是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只是个承认关系,共产党把它当成选择来批了
·在“党性和人民性一致的”的前提下,只能有一性,
·道德建立在普遍上,但“党、社会主义、革命……”却都是些特殊
·温家宝的琴算是对牛弹了!
·就是清党“遍地开花” 也解决不了政权是否合法的问题!
·共党为什么要说“党性是人性的‘优化、升华及晶化’”?
·“优化、升华”论的第二个原因:共产主义是一个侵略性理念
·应巩固并确能被巩固的只有人民性,
·党本就“尚黑”,岂是任何人所能抹黑?
·只有道德,哪有社会主义道德?
·共产党怕攻击你别叫党呀!
·“党”、“共产”都是知识,都构成对人的规定
·何为中国模式?
·温家宝的琴算是对牛弹了!
·我问习半昏:“政治思想”是“教”所能“育”的吗?
·靠指责人家“虚伪”来撇清自身者,必残忍!
·向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亮剑!向共产党亮剑!
·是党先哺育了薄熙来,而后才是薄的腐败----
·何为社会主义?何为中国特色?
·习近平的中国梦要了申勇的命!
·记者不需“马克思主义报导观”的再教育,
·“攻击共产党领导层”是政党的当有之义
·习说“政权瓦解从思想领域开始”证明它就该瓦解!
·“马克思主义报道观”所针对的就是“真相”
·对共产意识形态亮剑!就是要打倒共产党!
·邓小平放的也是臭屁!也应受审判!
·习近平等需要人文主义启蒙补课!
·用“虚伪” 来指责别的制度的制度,必定残忍!
·国人的性觉醒是习近平等的墓穴!
·只有弄清共产党是什么,才能判其能否改革
·只有“无为而治”才能走出困境!
·为什么要政改,从哪里往哪里改?
·思想西化,怎么就会走上邪路?
·党的存亡只受自身性质规定,与网何干?
·“多党执政照样腐败”是共产党向人民的公然挑战!
·习近平8.19讲话中的自相矛盾
·伦理所据依的根是什么呢?
·是敌对势力还是共产党背离历史进程?
·“亮剑”就是用拿枪的兵来对付讲理的秀才!
·能「妖魔化」共产党的还末出生,且永不能出生!
·这人心还怕争夺?没听说过!
·对“争夺人心”的遣责是因自认“人心尽失”!
·“也有意识形态底线”是流氓、恶棍们的不打自招!
·凡“自信”都有感于“流水落花春去也”!
·管他什么势力只要他宣扬普世价值就是“好猫”!
·苏联解体是历史的自组织进程!
·判断能不能改革须先弄请共产党是什么
·凡构成独立理念的政党都必是异教邪说!
·从来就没有“党的领导”这回事!
·“两个不能否定”所针对的是“水能覆舟,舟之将覆”
·达不到摧毁现有政治制度的境界,发动不了改革
·鸡生蛋还是蛋变鸡?知识管人还是人管知识?
·为什么说共产党绝不能发生改革?
·挂羊头卖狗肉至少以羊肉为价值,
·内政也必须服从人政,因为只有人才有政!
·苏共解体“教训说所证明的不过就是“心已死”
·苏联亡党亡国的教训是:见共必铲!
·“人权”就是冲着阶级才成为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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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的批评

   对《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的批评
   
   有贴曰:《中国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并说:
   “今年是“六四”事件二十周年。各种人士在各地有很多纪念活动,也有人在反思“六四”后海外民运的高潮和失落。从1978年西单民主开始的当代中国民主运动,其主要参加者基本上都来到了海外。这其中还包括客死异域的刘宾雁、王若望等老一代自由化分子。所以,海外民运是中国最近三十年来的民运力量的汇聚之所在。
   今天我们回顾这一段历史,可以断言:中国海外民运已经遭遇了历史性失败,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失败”。“历史的失败”可以再卷土重来,而“历史性的失败”,则是被历史淘汰,此路不通,必须放弃。”

   
   
   我说:此议是穿着开裆裤,说着爱因斯坦的话。
   
   这么说吧:对成人,若抄袭或顶代别人的成就,一旦被发现,即便嘴硬心里头也难免不泛起一份愧疚。奧运会上唱歌的那位小可可,就体会不到被揭穿的苦恼,因她的理智还未成熟到发生此类体验的水平(这事是中宣部干的,她不知也与她无关)。我先表个态:我不是对作者人格上有任何不敬,我的批评是只就人的理性所达的成熟程度说的:青年林彪己多次打了胜仗,锋茫显露,可赏识他的毛泽东还说林彪是个娃娃,他懂啥?人就是这样,不到那个年纪,再聪明也说不出长远有效的话。我批评《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不是冲着作者,我要纠正的是大多朋友都有这个看法。其实这算不上一个看法,它是把直观的事实当成看法来看的看法。“民运”是历史的必然进程,是进程就不能避免。所以有个实没实现,却没有失不失败的问题。
   
   无论是人类的还是个人的理性,都处在进化中,进化表现为阶段性,如同座标。即人们常说的境界。民运、历史都是名词,因而都须有被观察的对象;而失败是形词,用为评价,评价得对着任务。该文说的一切都是作者看到的事实。试问你用什么看到的?当然是用感性。所以他说的统统是他的经验:经验只应是被研究的对象,不可纳为结论。
   
   因为:“无论科学还是哲学,皆系写出或说出道理,皆必以严刻的理智态度表述之。……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经验(你说的那些都是经验),若以直觉为方法,吾人可得到一种道理则不可。换言之:直觉可使吾人得到一种经验,而不能使吾人成立一个道理。一个经验之本身,无所谓真妄;一个道理是一个判断,判断必须合逻辑。各种学问的目的,皆不是为叙述经验,而在成立道理。故其方法,必为逻辑的。”《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说的那些事,只是看到的事实,即那是些经验。它们只应成为被研究的材料,以求从中推出道理。作者没用逻辑去推,直接成立为道理。故不足为训。
   
   要说某一努力已陷“失败”,就得先弄清“失败”是个什么词,干什么用。失败是评价词,评价得对着被评价的事实,那事实必须属于人的“努力”,即必须是主观设定。而且又必须有确实的标的,若所说连努力都算不上,又哪来的成败?也就是叙述得证明是什么力量、在什么时间,通过什么方式曾给海外民运规定或下达过“任务”,以及这任务的时限、量限,不对着要完成的任务怎么判定它“失败”?再,作者为文,必须保证自己是对“的”而放话。连“的”都未设定,何来的“成”?何来的“败”?
   
   说某事失败,就须先澄清其所说必须是主观事实,必须属之心里的努力。因客观世界只有存不存在,并无败不败。人上学的近期目标是考大学,没考上大学则是失败。蒋委员长及其领导的国府的目标是抗战,打垮了鬼子则是成功;成功这个评判是对抗战这个任务而言的。这一目标完成后又一目标是捍卫政权,结果却退守台湾,这是失败。这个失败是相对捍卫政权这又一任务而言的。考大学、御外侵,捍政权这都是人加给自己的任务。任务所以为任务,就因它是人心的提出,是主观的选择,只有对着人心设定的目标(可见任务来自主观)才有失不失败。
   
   若要说“民运失败”,就得保证“民运”是人心的提出,即是一个任务。可“民运”偏偏是个客观概念,它是客观的趋势但不是任务。作者的理性连分清主客关系的成熟度都未达到,连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任务都没弄通,何敢谈失败?
   
   为什么说“民运”是个客观概念:
   
   因为“民”就是人,人能不是天然的,因而客观的事实?“运”是历史的进程,就是说在公共领域里的自主的要求是从“民”这个天然事实里必然地派生的。但因人是在有了能力才能有要求,既是能力在要求,能力就能感应此要求。所以我们能感知对民主的要求,却不能感知要求是由于生命本性的必然。所谓“进程”所内涵的就是:不是人心的要求,而是人在时间前进里的不可避免。不是人“要”有历史,而是人在了,不问高不高兴自不自觉,都必然地成就出历史。只要是历史,又必是从昨天前进到今天,今天过渡到明天……此一秩序永恒不移,没有什么力量能用别针把时间别住,也没有有什么力量能用钢钉钉住历史。因而进程就是时间+文明,这两个要素综合而成的时间的阶段性:就像青年别于少年,壮年别于青年……不论孩时的你,少年、青年的你,还是壮年、老年的你----都还是你。婴儿、少年、青年、…老年的不同是你这个人在时间之流里表现的阶段性,不是个体的不同。可问一问自己:从襁褓到少年,到青年,再到……成长的不同阶段是你主观要选择的吗?能避免吗?历史的进程也就是人从婴孩到少年到青年……同一个体在时间之流里留下的阶段性痕迹。前进也好,进化也好,不是客观还能是选择?只是,历史的进程里已综合上文明在时间里的过渡:从较低阶段走向更高阶段,从不够成熟走向更加成熟。在个人,阶段性除体现在肉身的发育,也还有理性成熟的表现。因而历史的进程与人的生命成长虽异曲却同工。
   
   “民运”就是永不止息的时间所必然导致的前进趋势,以及由趋势吸纳围绕趋势而活动的人。它表示的只是:先天事实的“民”所具有的本然性(即生命独立性)必然要在公共联系获得体现,这一体现就是意志自主。民运说的不是人的选择,要求,而是只要有人这种自然物质存在,就必然地要向个人自主制度前进。只要有了人,就必走向意志自主。这是自然的趋势,不是人的故意要求,是人性不可抗性的表现。因而不是英雄创立了“民运”,是历史的必然性机制出“民运”的。“民运”就不是什么人提出的或分派的任务,而是时间之流的不可逃避的方向性。任何民族的历史都是从不够成熟向成熟的前进,从较低文明走向较高文明,从直观有效向长远有效,因而就是从恃力走向恃德,即从专制走向民主。这个方向是不变的,我们的视觉所看到的那些不同性只是历史的外在面貌,不是历史的本质。
   
   只有把历史的趋势(客观必然)错当成了主观任务来看待,才能得出《海外民运的历史性失败》这个结论。
   
   请明确:无论是五十年代的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还是李昭;六十年代的遇罗克、张志新……七十年代较早的王希哲、陈尔晋、徐水良,较晚的李家华、黄翔,魏京生、徐文立,还有在下……或八九年的民主大潮……从来设有人“想”过创立“民运”。我清楚自己:是因收听中外广播,阅《人民》与《光明》两报,为华、邓时代所表现出的可能走出专制的开明气氛所鼓动,按奈不住内心的激动,才写了那几万字的大字报。迈出了第一步,也就身不由己了。去囬观所有人的作品,即便有“风头”的私心,那私心也不是要建立二十多年后的“民运”。就在历史上留下足迹的人说来,能体验到的是自己的要求,愿望、动机,他就往往从这种局限性上来看待历史。其实不是什么人创立了民运(不是人在创造历史),而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在吸引社会智慧,使一些社会才俊围绕趋势来活动:只要有毛泽东的阳谋为历史条件,即便不是五七年,也会是别的年,即便不叫右派,也会叫别的派;即便不是章、罗、储,也会有赵、钱、孙,即便不是李昭,也必有张昭……六十年代的不是遇罗克、张志新,也必有别姓的罗克,别姓的志新,如那《美国之音》的张郎郎……王希哲、魏京生、徐文立、王炳章……都没有创立海外民运的主观故意,倒是“海外民运”这个词最适合戴到他们头上。
   
   总之,有了某类性质的活动,总得有反映这种性质的活动的名称,是“民运”这个概念最适合反映我们这些人的意识及活动。不是我们有创立民运这个圈子的主观故意。
   
   “民运”既不是主观创立,不是任务,就不能避免,它非出现不可。非出现不可的潮流哪有失败不失败可言?是因大多数朋友把客观必然性当成主观任务来看待了,才得出那些对它的不当批评,说它失败。民运不存在失败,它必定能成功,请听下囬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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