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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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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段被‘雪藏’的历史

   凡是看过‘女囚琐事’的读者,只要看的仔细,就会发现一个问题:通篇中,没有介绍检察院的介入,也没有一个字提到过律师。

   这是我的从简,还是我的疏忽?这是没必要的述说,还是有意识的回避?

   应该说,这是我刻意回避的一段历史。我刻意,是因为我羞愧。

   我自己都不能相信,和丈夫心心相印的我,竟然把这件事,对他隐瞒了20年。20年里,上至政治,下至鸡毛,我们什么都谈,独唯没有谈到这一点。

   前几天,有个智者说:真实是回忆录的第一生命。这句话警醒了我;晚上看电视,当看到孤独无助的女孩,面对律师下跪时,我的心震颤了。

   我知道,我雪藏的那段历史,应该昭告于天下,大白于天下。

   从1989年6月5号起,我的心就在油锅里煎熬。由于儿子有多种症,他基本徘徊在留级线上;丈夫申请澳洲留学,存款和借款已兑成澳元寄出;公婆80有余,只有我这么个儿媳。如果判刑,儿子还能正常读书嘛?如果判刑,丈夫还能出国嘛?如果判刑,公婆能撑得住嘛?如果判刑,有着忧郁症的大姐,会崩溃嘛?

   一个个的问号折磨着我,折磨的我都快发疯了。那种锥痛,无法用语言描述。这一刻,我明白为什么张志新会疯;为什么王实味会傻;为什么巴金会言不由衷;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会俯首;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自己把自己送上祭坛。

   7月份的某一天,检察院来了。一个男青年,一个女青年。他们用同情的眼光注视着我。

   “我们检察院,绝不认为孙宝强是坏人。”男青年郑重地说。

   “……”

   “你孩子几岁?”女青年凝重地问。

   “9岁。”我的眼泪憋不住了。

   后面是什么?后面是公式化的一问一答,后面是程序化的签字画押。有唏嘘,没有实质性的救助;有不忍,依然是敬业的,一丝不苟的工作。我接受同胞真诚的同情;同时也接受同胞真诚的无奈。

   检察院是来了,但律师迟迟没来。在苦苦的渴望中,我千百万次地祈祷,祈祷我的律师能像贾林的律师(女囚琐事里的难友),能力挽狂涛,能回天有力,能起死回生,能给我创造一个奇迹。

   我终于等到了我的律师。当律师告诉我,他是一个被平反的右派时,干涸的心突然涌出清泉。我猛地跪在他面前。这动作把他吓了一跳,同时也把我吓了一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下跪。我相信,这也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下跪。

   律师的助手告诉我,他是一个高级律师,再加上自己不幸的遭遇,我的案子一定能得到他的鼎力相助。绝望的心,突然绽开了希望的嫩芽。嫩芽在眼泪中颤颤发抖,带着温情,带着渴望,甚至带着母亲的本能。这一刻,我也有了贾林死而复生的变化。

   开庭了。法庭上我根本听不到律师的辩护,只有公诉人充满文革式的辱骂:煽动……传播谣言…….歹徒。这与其说是法庭,不如说是私家祠堂,不如说是黑社会的衙门,不如是说是中世纪的教会,不如说是饮血茹毛的蛮荒丛林。

   没有了不同的声音。律师的声音,一点点沉寂,终于沉寂到黑暗中。黑暗中,公诉人的声音,碎玻璃一样的尖锐,重金属一样的冰冷,红烙铁一样的残忍,鼠役一样的肆无忌惮。在一边倒的,毫无反抗的蛮横中,我被送上祭坛。

   20年过去了,这一幕我不愿意想,更不愿意说。既然中国人的伤口还没痊愈,我就不必撕开自己的伤疤。但是,当中国政府再一次在教科书回避64,当香港学生陈一谔发出惊谔的声音时,我雪藏的历史,一定要昭告天下。

   我是年过六旬的老妪,你是手握百万重兵的大佬。我写出了这段‘不堪’的历史,你敢写嘛?我希望我们站在一个平台,平等地,公平地,实事求是地对话。而不要选择黑夜,黑衣人,黑头套;而不要选择诬陷,绑架,暗杀。那样的话很不堪!很不堪!

   20年来,我一直以自己的下跪为羞,为愧,为辱,为耻。但你呢?难道你不忏悔自己?你谴责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你怎么不谴责自己?你连自己的同胞都不放过,你连学生娃都不放过,你连仗义执言的母亲都不放过,你连上访的苦难访民都不放过,你连我的21年工龄都不放过。你告诉我,你的底线究竟在哪?

   我等了你20年。难道我还要再等下去嘛?

   

   2009年4月11日写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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