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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向杂志对我的报道

   动向二00九年七月号

   孫寶強─被人遺忘的六四「暴徒」

   (愛爾蘭)郁申樹

   

   在八九民运中,最具道德勇气,牺牲最惨重的正是被称为‘暴徒’的市民,他们的名字也终将被刻在未来的‘六四’纪念碑上。

   

   

   一個叫孫寶強的不凡女子

      

   「──孫寶強!」乍聞這個名字時,我想當然地認定這是一個普通男人。

     「孫寶強因參與『六四』坐過三年牢!」

     我肅然起敬,這是一個有脊樑骨的男子漢。

     「不,孫寶強是一位女子!」

     一位女子?一位有著男子名字的巾幗?驚歎和感佩激起我解讀孫寶強的好奇。看了她寫的一些自敘,我禁不住由衷讚一聲:好個孫寶強,何等剛強的女性,你不是男子郤勝似男子,多少男子會因你而汗顏。

   

      從積極分子到「暴徒」

   

     如果沒發生「六四」血腥大屠殺,孫寶強至今應過著平靜生活。她是上海煉油廠的打字員,工作之餘喜好讀書,遇事愛獨立思考,還撰寫批判社會上種種醜惡的文章,發表在《石化報》等刊物上,在政治空氣相對寬鬆的年代,她的言行是覺悟高的表現,黨支書把她列入重點培養對象,讓她填寫了入黨申請書。

     一九八九年那個騷動的春天來臨時,孫寶強正在為丈夫澳洲留學做準備。不料,胡耀邦的猝死引發了規模空前的學潮,大學生的訴求引起了孫寶強的共鳴,她經常去外灘和人民廣場聲援學生,主動給遊行的學生們捐款,還向圍觀的路人宣講學生們的主張,遇到拍攝學生動向的便衣和監察學生的警察,她就上去「策反」勸說:國家興亡,匹夫有責,警察也應愛護學生,千萬別幹迫害學生的事。

     不過,直到那時,孫寶強雖然熱心,也只能算是支持學生的旁觀者。

     然而,震驚世界的「六四」的槍聲響了。

     六月三日半夜,孫寶強從「美國之音」聽到進駐北京的軍隊開始「清場」,伴著清晰的槍聲是北京市民們的狂叫:「他們開槍了,用真槍實彈殺人了!」「有人已經被打死在街上了!」那一瞬間,她心靈的殿堂轟然倒塌,人民的軍隊竟然屠殺自己的人民,是可忍,孰不可忍!

     六月五日早上,孫寶強走到離家不遠的海寧路,看到一群人在讀貼在牆上的公告,有人長歎,有人搖頭,有人怒目而視,有人神情恐懼,但都敢怒而不敢言。她心裡感歎著:這些可悲的中國人啊,就擠進人群激憤地大聲疾呼:北京發生的事情是中國最大的恥辱!這樣的血腥屠殺空前絕後慘絕人寰,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沒有一個合法的政府會如此殺戮自己的學生。她當場宣告:共產黨公然槍殺學生,已經不是她想像的那個黨了,她將拒絕加入這樣的黨,並收回交出去的入黨申請書。

     就在孫寶強說得聲嘶力竭,說啞了嗓子的時候,一個中年男子擠進來,皺著眉說:「不要講了,趕緊回家。」孫寶強依然倔強地譴責殺人的政府:「不!我要說!我不能沉默!遭難的母親在流血,不遭難的母親我要仗義執言……。」她不知道,這個人是安全局的密探,湊近她是為了錄下「女匪首」所說的每一個字。

     六月六日,孫寶強繼續到天潼路上演講,她號召民眾站出來反抗政府的鎮壓,為冤死的學生伸張正義,她不但動嘴,還帶領市民將堆放在人行道上的三十餘塊竹籬笆搬到馬路當中設置路障,以此抗議政府的暴行。

     當晚,孫寶強被人從家裡騙出來秘密逮捕。

   

      敢作敢為勇於承擔

   

     孫寶強被關進了虹口拘留所,審訊比公安預料的順利,公安準備好的審訊計謀都用不上,孫寶強對自己的言行「供認不諱」。她憑信念抗議殺人的政府,是展現在陽光下的坦蕩行動,沒有什麼需要隱瞞。

     當審訊員問她:「為什麼朝馬路上扔籬笆?」孫寶強回答:「抗議!」「誰帶的頭?」「我!」「誰指使?」「沒人指使。」「什麼思想指使你這麼做?」「是母親的良知讓我路見不平一聲吼,如果你的兒子被他們殺了你會怎麼樣?所以,我不是英雄,沒做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我更不是『暴徒』,沒做違背人民意願的壞事。」

     審訊不過是形式,虹口法院以「聚眾擾亂交通秩序罪」判她三年徒刑。

   

      不屈不撓堅持信念

   

     孫寶強開始了在提籃橋的監獄生活。

     上海提籃橋號稱「文明監獄」,但監獄的所謂紀律多如牛毛。孫寶強不把自己當罪犯,自然蔑視這些侵犯基本人權的規定,沒過幾天,她就因和其她犯人說話而遭關小號處罰。時值嚴冬一月,按監獄的規定,受罰的犯人中止見家屬,她丈夫去探監見不到人,帶去的羽絨衣也不讓留下。為了抵禦禁閉室的寒冷,她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裡面套了五條短褲,直到處罰結束她才穿上冬衣。這次挨凍加上常年生活在潮濕環境,使她在獄中患上了關節炎。

     後來,管教孫寶強的隊長比較同情她,出於幫她減刑的目的,讓她出頭唱歌、寫稿出黑板報,但她堅持自己的底線,決不唱歌頌共產黨的歌曲,逢年過節也只寫應景的楹聯春聯。監獄要出「罪犯」「新生集」,通過寫「懺悔書」給予減刑,女監有兩個名額,其中一個給孫寶強。想到兒子她有點心動了,但來探監的丈夫郤鼓勵她:「不就是三百六十五天嗎?從今天起,每過一天,你在裡面,我們在外面,讓我們三個人共同劃掉一個黑暗的日子……。」她再次挺起了脊樑,沒用「懺悔錄」換取提前出獄的通行證。

   

      沒有盡頭的煎熬

   

     作為共產黨最懼怕的政治犯,一九九二年孫寶強刑滿出獄,但這只意味著她走出了有形的小監獄,卻走不出中國這個無形的大監獄。

     出獄後孫寶強想回煉油廠工作,卻被單位嚴辭拒絕,為了爭得回廠的合法權益,孫寶強舉著判決書到市委抗議,被兇狠的警察打倒在地。為了生存,她只得另找工作,白天在街道幹財務,晚上就去飯店收銀,她用辛苦的勞動換來自尊自強,不去領一分錢的失業金,也不去街道申請低保費。

     二○○三年,孫寶強過了退休年齡,地區社保局不給她退休金,她就胸貼狀紙奔市社保局,結果,她從一九六八到一九八九的二十一年工齡被市委一筆勾銷,只拿到應得退休金的一半。由於被單位除名,她應享受的分房福利也被取消了。

     孫寶強的災難還累及到丈夫和兒子。她進牢後,丈夫的澳洲之行夭折了,還積勞成疾傷了身子,兒子小時因她坐牢而影響學業,成年後又在就業、參軍等方面遭到種種歧視。她出獄後,每逢所謂的「敏感期」,片警就去造訪她,直到二十年後的六月四日,孫寶強還在享受國保開警車接送上下班的「待遇」。

   

      被人遺忘的「六四」暴徒們

   

     這就是普通而不凡的孫寶強,而色厲內荏的中共最怕就是孫寶強這樣的「暴徒」,對他們的鎮壓也最殘酷。

     可惜,二十年來,人們差不多遺忘了孫寶強式的「暴徒」。直到最近才有人認識到一個事實:在八九民運中,最具道德勇氣、犧牲最慘重的正是被稱為「暴徒」的市民。「暴徒」們終於作為勇士和英雄開始被人銘記,他們的名字也終將被刻在未來的「六四」紀念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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