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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效率与民主

牛克思


   
    2009.8.21

(中华合众国网站首发www.zhhzg.org ,转载请注明出处)


   

   
    很多人以为民主就是扯皮,你一言我一语争个面红耳赤,结果一个简单的问题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决定,因此认为民主是一个没有效率的政治制度。相反,专制制度因为是少数人就可以做决策的制度,效率就要比民主制度高得多。他们认为一个国家越大,国家事务越复杂,就越不适宜采取民主制度。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人口、50多个民族的大国,国家事务纷繁复杂,如果实行民主制度,将会使中国成为一个争执不休的世界。因此,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
   
    以上这种观点是对民主制度极大的误解,共产党正是用这样的说词来蒙蔽青少年的理智的。在我与朋友的交往中,就常常听到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今天,我们就来探讨效率和民主之间的关系。
   
    政治制度对效率的影响,可以从决策效率和执行效率两个方面来考虑。谁都不会否认,对于一个决策的制定来说,正确性是最重要的,决策速度与决策的正确性相比,无论如何都是次要的。历史上可以用来佐证的事例可以说不胜枚举:李自成夺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这个决策不可谓不迅速,可是正是这个迅速的决策使他只当了42天皇帝,丧失了唾手可得的江山;毛泽东做出大跃进的决策也很迅速,可是中国老百姓却为此付出了饿死三千万人的代价;希特勒征服世界的快速决策,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得不以自杀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当然,在紧急关头确实需要迅速的决策,但是人类有多少时间可以称得上“紧急关头”呢?可以说,人类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日常事务性的,根本称不上什么\紧急关头。没有谁会在早晨起床时应该先给左脚穿袜子还是先给右脚穿袜子、拉完屎后应该用左手擦屁股还是用右手擦屁股这样的问题上争论不休。因为这些都是不会影响他人权利的个人事务,完全可以悉听尊便。只有在一个人的行为会对他人的权利产生影响的时候,才有必要把当事人召集起来,平等地共同商定一个合理的行为规则,规则一旦确定,那就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由此可见,一个国家越大,国家事务越复杂,就越需要民主。因为任何一部分人的行为,都有可能对别人的利益造成影响。独断专行,漠视别人的利益,就会激起别人的反抗。这样引起矛盾的效率,是毫无意义的效率。当然,商讨一个大家都愿意接受的行为规则肯定要花费一定的时间,而这种时间的花费是完全值得的。美国独立战争结束不久,国内就出现了很多冲突,为了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需要制定出一部合理的宪法,各联邦的代表聚集在费城,从1787年5月到9月,整整争执了4个多月,才使各州代表基本满意的宪法文本得以通过。但是就是这种没有效率的争论,使美国成为世界上最稳定、最富饶、最强大的国家。由此可见,做100个错误的决策,不如做一个正确的决策。
   
    即使抛开决策的正确性不论,在执行效率上,说专制制度的效率比民主制度高,也是一个错误的看法。按照霍布斯的自然状态说,政府等人类组织是为了避免人们之间弱肉强食的野蛮行为而建立起来的。在自然状态,人们受到伤害时,都有权自己进行复仇。这种状态下,效率是很高的,但是整个社会充满了动荡。因此人们希望建立政府来避免这种无休无止的冲突。政府建立以后,人们遇到伤害,就不可以自己行使复仇的权利了,他们必须通过政府来进行复仇,政府就成为复仇行为的代理人了。谁都知道,代理人和当事人之间,在复仇的激情方面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当事人遇到伤害,恨不得马上召集亲朋好友,立即对施害人进行报复。而代理人却往往对委托人的痛苦漠不关心,他们互相推委,敷衍塞责,总是希望自己多拿工资少干活。为了使代理人认真负责地工作,就需要对代理人实行监督。监督越严,政府的执行效率就越高,监督越松,政府的执行效率就越低。众所周知,民主制度对政府的监督要比专制制度严厉得多(否则共产党就不会反对民主了),因此,说专制制度下政府的执行效率比民主制度下政府的执行效率高,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当前,政府的职能机构,如公安局有案不立、法院拖延结案时间等等都是政府工作效率十分低下的表现。
   
    有一个女孩,被一个男人骗去了三万元钱,她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不受理。这个女孩就只好请朋友帮忙,把那个骗子抓起来。当时骗子身上没有钱,因此,女孩和她的朋友们就只好把他强行扣押在一个宾馆的房间里,等待那个骗子的亲人把钱送来。后来,女孩被骗的钱是要回来了,但是那个骗子跑到公安局报案,告她绑架罪。公安局把女孩和她的朋友们一起抓起来,要回来的那三万块钱被公安局当作赃款没收了,女孩还被判处了三年有期徒刑。
   
    我还认识一个姓朱的老板,他办了一个食品加工厂。食品加工厂的审批条件很严,对环境、卫生都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他花了不少钱投资,使食品厂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条件,拿到了食品生产许可证和营业执照。可是他生产了一段时间后,他工厂隔壁有人又开了一家石材磨粉厂。这个磨粉厂振动很大,灰尘也多,开工后不久就把两家工厂之间的墙壁振裂了,灰尘噗噗地飞进了朱老板的食品厂。朱老板就向政府有关部门(环保局、工商局、税务局、派出所等)投诉,要求政府取缔隔壁这家没有任何经营许可证的非法企业,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可是政府的这些部门大多数都没有理睬,只有工商局去了一趟,吃了那家非法企业的一顿饭,罚了那个老板4000元钱(当然不会开发票),从此就再也没有下文了。那家磨粉厂继续生产,朱老板只好关门大吉了。
   
    这就是独裁政府的执法效率,你把自我保护的权利交给了它,你向它纳税养活千千万万衣冠楚楚的政府官员,可是当你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他们却根本就不会保护你。当你对他们失去了信心,决定自己行使天赋人权进行自我保护时,他们却把你抓起来,指控你违反了法律,给你定罪判刑。他们认为这就是社会正义!他们对社会的稳定功\不可没!正因为这种颠倒黑白的所谓“正义”,使得中国社会流弊丛生。比如经商的人,对欠自己货款赖账不还的客户真是毫无办法,你向政府部门报案他们不管,你自己采取行动又涉嫌违法。所以,在中国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得处处小心谨慎,随时防范可能的商业欺诈。有政府也等于没有政府,甚至比没有政府的自然状态还要糟糕。因为在自然状态下,至少还可以用自己的力量来保护自己,自我保护是天赋人权。可是在专制制度下,自我保护的权利交给了政府,个人不再被允许行使天赋人权,复仇的权利必须由政府来施行,然而政府又不履行自己的诺言。一个需要处处小心谨慎才能生存下去的社会,是组织得非常糟糕的社会,它使人和人之间没有友谊,互不信任。所以中国人把“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当作处世箴言来遵守。难怪去过民主国家的中国人会说,西方国家的人傻乎乎的,特别容易上当受骗,要想骗他们的话,真是易如反掌。这些中国人不知道,这就是政治制度的差别造成的。一个好的政治制度,它可以让人们安心的生活,不必随时都处在上当受骗的忧虑之中,因此生活在这种制度中的公民,自然会逐渐丧失防范别人的意识。但这并不等于这些人就不聪明,他们丧失的只是小聪明,得到的却是大智慧。
   
    要怎样才能提高政府的执行效率?那就是通过法律规定,凡是不允许私人自行解决的问题,都应该由政府来解决,政府没有任何权力将人民的请求置之不理;相反,凡是政府拒绝解决的问题,人民都有权力自行解决,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都由政府来承担。因为人类社会,不是处于文明状态就是处于自然状态,不可能存在其它的生存状态。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当自己的尊严和利益受到别人的侵犯时,他(她)有权利进行报复。虽然宽容是人类的美德,但宽容是有能力报复施害人而自愿放弃报复的行为。如果一个人连报复施害人的能力都没有,却说自己宽恕了别人,那只不过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阿Q精神而已。当然,共产党是不可能接受这种法律的,因为它没有维护社会公平的意愿,更没有维护社会公平的能力。所以,玩忽职守和滥用职权就是专制制度的生命特征,独裁者不可能自我完善,甚至也不允许别人帮助它完善。共产党最近对维权人士的疯狂迫害,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它吊销维权律师的资格证书,取缔维权机构的合法经营权,罗织罪名,栽赃陷害,迫害关押维权人士,凡此种种,充分暴露了独裁政权的丑恶嘴脸。
   
    读到这里,读者如果就得出专制制度是最没有效率的政治制度的结论,那么\他(她)也错了。事实上,专制制度既是最没有效率的制度,同时又是最有效率的一种政治制度。这不是自相矛盾吗?非也。因为专制制度下,独裁者垄断了一切公共权力,法律都成了它的工具,因此,当统治者需要维护自己的利益或者打击异己时,专制制度就可以爆发出惊人的效率。它可以先执行再取证,甚至完全不要证据,信口雌黄,指鹿为马,罔顾逻辑,让所有理性尚存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例如,在对待北京公盟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的处理上,就充分体现了专制制度的惊人效率。它先无中生有罗织“偷税漏税”的罪名,紧接着所有职能部门一起行动,没收公盟的办公设备,吊销它的营业执照,逮捕公盟的法人代表和财务人员,并且不让公盟法人代表和财务人员为自己进行辩护,正常的法律程序都没有走,就迫不及待地给他们定了罪,荒唐到连共产党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的地步。更为匪夷所思的是,当公盟的员工到北京市地税局去交所谓的罚款时,北京市地税局的人居然又不肯接收。当我将这件事讲给一位平时从来不关心社会的朋友听时,她坚决拒绝相信这是真实的事情,她认为不管怎么\坏的人都不可能做出这么\荒唐的事来,一定是共产党的敌人编造出来的故事!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谈的效率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那就是民主制度可以迫使统治者提高维护人民利益的效率,而降低其轻率决策的效率;专制制度在维护人民利益方面是无效率的,但在贯彻独裁者的野蛮意志时,却有着惊人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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