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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南越佛教的政治活動


   
   L’engagement politique du bouddhisme au Sud-Việt-Nam dans les années soixante

   
   

   
   作者﹕ 阮世英 ( Nguyễn Thế Anh )

   
   
   
   
   譯者﹕ 嶺南遺民

   
   
   
   佛教的教義主要是說通過自我思索之道而獲得解救,意指一種超越善與惡的境界, 它不是為俗世、創世者和人類的一切的形而上學的問題而作答,反而讓人們看到應該如何去解除痛苦。 採用沉思作為主動的生活的最佳方式,佛教把邪惡說定為一種既定的世俗化神學的理論。然而,在越南的政治和社會變遷中,佛教在民眾中轉變為具有某種社會性傾向的發展, 它導致了1963年越南佛教徒為社會不公平和暴力的現象而站出來反對西貢政權。 佛教和尚成為了政治上不穩定的因素, 在一段時間內和後來的國家動亂期間中,他們在世俗生活的舞臺上扮演了先鋒的角色。
   
   
   
    1920年後越南佛教的振興

   
   
   儘管六十年代所發生的佛教危機具有其本身的偶然性,但並非是一種自發的現象, 它根源於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不久後,因受到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在南京、北平、上海和杭州等地出現的佛學社的影響下漸演變為某種的佛教改革運動。作為這場新的改革運動的主要思潮的聲音,( 上海 )太虛法師1920年初始創辦《 海潮音 》雜誌上所發表的文章在越南產生巨大的回響。 越南佛教徒的知識分子拋棄了佛教中的一些難以接受的原旨教義, 希望創造出一種混合舊與新的教理, 可以更適合地解決當時文化上的難題。 一言以蔽之, 佛教徒要為現代社會上最急需解決的問題找尋一種適宜的佛教教義。( 注 1 ) 大體上, 佛教改革運動的領袖們起初指望把一些教義和文章等翻譯和解釋成為越南的新文字“國語”( quốc ngữ ),因為該時只是較少的僧侶能夠看懂全是漢字的經文,故此佛經卻不能夠在大眾中廣泛的傳播。此外,僧侶們相信其宗教的振興應該是保持教義的純潔性, 由此他們便呼籲在佛堂廟宇的范圍內消除邪惡的污染, 重組佛例義律,建立現代式的佛教學校,促使新一代人成為宗教的獻身者和教育者,使他們能夠在社會的全面巨變中仍然能夠保持其所擔任的佛教精神的角色。 總之, 他們期望加強佛教組織, 從而可與被視為殖民當局的工具的天主教作一番競爭, 而且具體地倡議各大乘、小乘( mahāyāna 、 theravāda )的佛教派別聯合起來,建立一個正式的、有等級分別的佛教的共同組織。
   
   
   然而,只是到了1932年後, 政府當局才承認各佛教組織的合法性。 在交趾支那 ( Cochinchine )的佛學會是最先得到承認的,其發行的報刊為《 慈悲音 》( Từ Bi Âm ); 其後在中部和北部兩地區的安南佛學會以及其所發行的月刊為《 圓音 》( Viên Âm )和東京佛教會以及《 慧炬 》( Ðuốc Tuệ )月刊則較遲才創立。 這三個學會的行動確為謹慎,只舉辦一些純粹的宗教活動而已, 因為它們也不想引致政府任何的顧慮。 實際上, 政府只擔心具有潛能性的威脅,即它拒絕佛教徒參與權力范圍內的事務。 可是,由於佛教內部結構的能力得到重整和增強, 廟宇的盛建,佛學學校的建立和佛教報刊的發展等等, 越南佛教從沉睡的狀態中漸漸地昌盛興起,在面對世俗的問題上皆能表現和保持更為積極的態度。
   
   
六十年代南越佛教的政治活動

   順化慈曇寺 ( 照片來源:wiki )
   
   
   印度支那戰爭的動蕩時代使到新興的佛教運動克服了其原旨教義中重要的、固有的非行動的傾向, 因而使更多的教徒可以參與政治和世俗生活中的活動,試圖從永恒的佛教基本教義中尋找解決社會問題的答案。同時越南佛教徒與外面世界的佛教有了廣泛的接觸, 加入了1950年在錫蘭 ( Ceylan,即現今斯里蘭卡, 譯者注 )科倫坡 ( Colombo )的世界佛教聯合會 ( La Fédération mondiale du bouddhisme )。稍後, 他們在順化 ( Huế )的慈曇寺( Chùa Từ Ðàm )舉辦了佛教徒代表大會,並創立了越南佛教總會 ( Tổng Hội Phật Giáo Việt Nam )。 依賴世界佛教聯合會的支持, 新的越南佛教總會以現代的方法傳播佛家的“法” ( dharma,梵語,音譯為達磨、達摩、曇等。在佛典上多語意不一,主要意思為持、保持、任持不失。譯者注 )的教義。 由此,僧伽 ( Sangha,梵語,簡稱為僧,意譯為僧眾、僧團、教團等,意指由佛教出家僧侶所組成的團體,也可泛指所有的佛教僧侶。譯者注 )熱心地施行宗教精神的事務,為大眾解說“契經”( sutra, 梵語,又稱線經,簡稱經。原義為線,是印度教和佛教的一種文體。譯者注 ); 而佛教組織中的非教徒人士則擔負起解決物質問題的功能。 世界佛教聯合會的資料和文件得到譯成越文並廣泛傳播之。 他們在各個城市舉辦各種的會議和探討會;使用圖書館的地方舉辦佛學班。特別是成立了“佛子家庭” ( Gia đình Phật tử ),並以它作為年青人進入佛教途徑的服務組織; 在克服了初始的困難後, 至1963年初為止, 骨幹的年青佛教徒的人數也昇至有五萬人, 而大部分人皆是在“佛子家庭”中培訓而成。這些年青教徒們也參與世俗的教育事業和協助解決社會問題的事務, 他們舉辦中、小學校,辦起慈善組織如醫務所、孤兒院等等。 他們所辦之事,全依靠城市的非教徒的善款而並非來自政府任何的財政資助。曾為非教徒舉辦佛學班的西貢舍利寺( Chùa Xá Lợi )的重建僅是例外的一次卻獲得政府的財務支持,因為南越佛教會會長梅壽傳 ( Mai Thọ Truyền )在政府部門中擔任重要的職位。
   
   
   
六十年代南越佛教的政治活動

   西貢舍利寺 ( 照片來源:wiki )
   
   
   佛教運動的蓬勃發展,正如其組織的擴展和受到追隨者的響應,雖然獲得成功, 但在地區上的發展並非均衡。中部省份的發展是最有鞏固的根基,南部各省的民眾對宗教信仰是模糊的,但很注重宗教的存在,大多數人卻轉向信仰混合多種不同教義的高臺 ( Cao Ðài )教或和好( Hoà Hảo )教。 此外,對佛教篤信而言,農村的佛教徒比大城市的較為淡漠,儘管某個調查的結果顯示全國百分之八十的人宣稱自己或多或少都持有某種的宗教信仰。無論如何,佛教運動也漸漸發展起來,極可能成為一種具有人民運動力量的傾向。1952年, 曾經出現過成千上萬的人群聚集在西貢碼頭迎接由錫蘭運往日本而途徑西貢的佛舍利子的盛況。 十年之後, 即1963年年初, 在頭頓 ( Vũng Tàu, 在西貢東部約一百公里的海濱地方。譯者注 )再次出現成千上萬的人群聚觀窣堵坡 ( 梵文 :stūpa ,源於印度佛塔的一種形式,在南亞國家及東南亞國家較普遍看到。譯者注 )的開光儀式。然而,儘管獲得廣大民眾的歡迎, 佛教領袖們仍然不愿插手進入政府的任何的事務,使之有其政治的影響。 作為真正的忠誠於民族傳統的、贏得民眾信賴的代表,佛教領袖們仍然猶豫不決地參與時代的問題的討論。 他們不敢指出“在關涉到長久性的民族和佛教的利益的問題上,政府所定出的政策的對與否。”( 注2 ) 但是,直至當要面對吳庭艷政權的暴行和吳本人偏袒屬少數派的天主教,以及在政府當局和天主教佔優勢之時,佛教徒才敢於站出來表達與政權不同的政治立場。
   
   
   
   
    1963年至1966年的佛教運動

   
   
   至1963年,民眾對政府的行政管理和貪污行為皆表示廣泛的不滿。 為箝制公眾對社會上極大規模的不公平現象的輿論,政府毫無恐懼地動用警察力量來壓制。 事實上 ,吳庭艷政權不容許任何的異見,並將任何人敢於挑戰政府的行為加以判罪。 那種情形一直毫無改變,好像見不到曙光,找不到任何的解決方法, 因為,作為反政府的、非法的和有武裝力量的南越民族解放陣線一點也不能在南越政界中獲得任何人的認同,而且它所推行的是武裝鬥爭, 所控制的范圍也僅在農村而已,但顯然地,它實質的指導卻是來自河內的共產黨領導人。 南越政界人士採取觀望的態度,美國政府也抱著同樣的心理。雖然對吳庭艷政權的專橫行為表示有所不滿,美國仍然並不想放棄對吳的支持,因為華盛頓自1955年起一直大力將吳扶攜當政,美國人認為,不管情況如何,似乎至該時為止,南越政府也沒遭到任何的政治動蕩的衝擊。( 注3 )
   
   然而,形勢發生了巨變。 由於吳庭艷傾心將天主教人士引進政府部門擔任重要職位而導致了社會在一定范圍上的分化。 政府偏袒於天主教社群的行為愈來愈明顯: 天主教人士擔任民政和軍事的重職, 政府的商業性合同和諸多政策的優惠皆批受予天主教。政府幾乎例外地給予某一屬於少數團體的特權和優惠,( 注 4 )而後者又常常笨拙地炫耀其勝利的光環, 此在歷史簿上不可缺少地記下了政府不寬容、歧視其他宗教的事例。特別在具排外性很強的中部省份,人們不禁想起政府的政策是存意的、有系統地打壓原為本民族宗教的佛教徒,而政府卻與外來的天主教和其教徒們則加強聯係。 在此情況下, 當佛教徒公開地發動示威時,他們極可能會聯合各種不滿政府的不同派別的反對派,包括關注宗教問題的各非宗教團體匯集在同一的旗幟下,形成一種非共產主義意識的、廣泛的敵對潮流,反對吳氏家族的裙帶關係。
   
   
   
六十年代南越佛教的政治活動

   美國《時代》周刊封面的釋智光 ( 照片來源:wiki )
   
   
   1963年5月3日於順化,佛教鬥爭運動 ( 此詞組涵意其行動之巨大 ),可以這樣說,自然而然地爆發了。 不畏於政府的禁令, 在紀念佛誕2529週年的盛會上,釋智光 ( Thích Trí Quang ) 法師和慈曇寺的僧侶、佛教徒以及其追隨者高舉起佛教旗幟進行游行。( 注5 )
   
   
   
六十年代南越佛教的政治活動

   釋廣德 ( Thích Quảng Ðức, 1917年-1963年 )法師自焚。美國《紐約時報》記者馬爾科姆·布朗 ( Malcolm Browne ) 攝影, 此照片獲1963年國際新聞攝影賽冠軍獎。 ( 照片來源:wiki )
   
   
   對此,政府作出了壓制的反應, 從而引發出佛教徒突發的、有組織的、有效率的和驚人的反抗戰役。在全國范圍內都有示威行動, 教徒們還仿照1963年6月11日早上釋廣德 ( Thích Quảng Ðức )法師自焚的行為,舉辦了那般的宗教自殺行為儀式的插曲。 僧侶的行為顯示了他們是佛教運動的具有潛能的、動員性的主要力量,此外,在稍後也證明了其行動不僅為保衛宗教利益的運動, 而且也可成為推翻政府的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 他們的決心和行為,贏得了全國人民和國際公眾的同情和支持, 包括美國人和南越軍隊中的指揮官在內。 在美國人的首肯下, 南越軍官於1963年11月初發動了政變, 而佛教鬥爭運動卻對此政變也起了較大的催化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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