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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满洲族——思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影响


   
   
    摘要:17世纪中叶清军入关、定都北京之际,“满洲族”就已经成为一个“都市民族”。这种状况延续了三百年,至少到1949年前后,尽管历经沧桑,他们大多并没有回到农村。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进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时候,这个调查对象不是选在城市、反而是在农村,不是在北京、反而是在东北。而近年满族人口的迅增,则又从另一个角度促使人们认真思考当今满洲民族对传统的重构问题。
   

   
寻找满洲族——思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影响

   
   注意:本文观点并不代表满洲族人的观点
   
   关键词:满洲族,认同,社会历史大调查,重构
   
     20世纪50年代中期,新中国开展了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当时许多民族学家和民族工作者对这项调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此项工作对于后来中国的民族格局、民族政策与民族地区社会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其中满族的情况又非常特殊。这篇文章即从满族认同的问题入手,来重新思考这次大调查及其对此后半个世纪满族和满族研究的影响。
   
   一、楔子:问题的提出
   
     如今的满族,并不能与清朝的旗人完全等同。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定族号为“满洲”,从此八旗制度中由建州、海西、东海诸部女真人构成的核心部分,就以“八旗满洲”之名行之于世。有清一代,他们与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一起共处于八旗制度之内,被统称为“旗人”,并以这一身份与汉地广大“民人”相区别,享有法律、政治与经济各方面的特权。辛亥暴乱之后,满族经历了急剧的动荡和变迁,或被称为满洲,或被称为旗族,莫衷一是。直到1949年以后,作为中国境内诸多少数民族之一,才由人大民委正式予以确立的族称:“满族”。
   
     可见,女真、满洲、旗人、旗族、满族这些族称,都是各有其特定意义的。如今学界则多以“旗人”来指称清朝的这个族群,这里所谓的“旗人”包括了八旗制度囊括的所有人在内而非仅指满洲旗人。但八旗中的蒙古旗人,在1949年之后,除了已经搞不清自己所在旗分的那些人之外,大多数都报了蒙古族。汉军旗人的情况则要复杂得多。这些都是需要以后列专章讨论的大问题,这里暂且忽略不计。
   
     尽管以“旗人”一词指代清朝这个特定的族群并无太大疑义,但如果再进一步,以今天通用的“满族”一词来代替“旗人”,问题就不再简单。虽然如今“满族”与“旗人”二词作为同义词被互用几乎成为通例,但我们还是要问:这个所谓的“满族”所指,究竟是清朝的满洲抑或旗人呢,还是今天的满族?这也可以换句话说,即清朝的旗人与满洲和今天的满族,说到底究竟是不是同一个族群?
   
     对于这样一个看似不言而喻的事实提出质疑,源自笔者在查阅20世纪5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档案时发现的问题,那就是,首先,这些调查和调查之后写成的报告,都是以“辽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的名义完成的,而且,这次历时多年、运用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的调查,重点也在东北,尤其是辽宁。第三,即使在辽宁,重点也不是沈阳市,而是农村。
   
     由于这是一场由官方组织的、由当时诸学科学者参与的大规模活动,对于日后无论是民族工作的决策还是学术研究的方向,影响都具关键性而且非常深远,因此这次调查确立的与历史事实并不相符的方向,其后果此后便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从人数上说,今天中国的满族,有几乎三分之二居住于东北,1980年代以后才开始逐渐建立的满族自治县,更是大多数都位于辽宁省。
   
   [1]这一现实也影响到学术研究。近几十年来,凡研究满族史,目光都集中在东北,最典型者如此次国家纂修《清史》的“典制篇”,竟将所谓的“清代满族”放在“东北民族卷”内,并且一再强调要将“满族志”的重点放在东北,尤其是有关民俗的部分,在拟写的提纲中完全以东北的风俗作为满族风俗。
   
     我们这里要花费篇幅强调的是,尽管作为现实的民族政策,这种做法并无不妥,但对于学术研究,尤其是对于清朝历史的研究,这一做法却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导致了研究方向的颇多混乱和误解,有必要提出来并予以充分注意。
   
     本文便从这个问题入手,那就是:在这场大调查中,被调查的对象——满族——到底是如何圈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又应该怎样理解?
   
   二、辛亥革命前后的变化简述
   
     为回答上文提出的问题,有必要先将清代八旗人口的分布情况略述如下:
     首先是京师。1644年清军入关,被编入旗的八旗官兵连同他们的眷口与奴仆悉数进京。本着“居重驭轻”的原则,厚集兵力于京师,京旗因此而在八旗中占据总兵数之半,是八旗中最精锐的部分。清廷将城内原住人口悉数驱赶到外城(南城),在内城亦即京师最繁华、最中心之处将八旗分左右翼、按旗分段居住,直到1949年以前,这一旗民分驻的格局都没有根本的改变。
     京旗不仅人数在八旗中占据绝对优势,政治经济地位也始终高于各省驻防尤其是东北的驻防旗人。清朝规定,凡八旗马甲(亦即八旗甲兵的主体)的月银,京旗为三两,外省驻防为二两,其余均以此类推;京旗出现生计问题时,清廷曾将外省驻防部分旗人出旗,而由京师调拨旗人充补。这都是京旗地位高于外省驻防的明显事例。
   
     其二是驻防。清代八旗驻防分将军级、副都统级、城守尉级和防守尉级四等。最高的将军级驻防单位,兵数都在千名至数千以上。最多的如西安,多时曾达六七千名。乾隆朝八旗驻防定制时,全国将军级驻防单位共有13个,即西安、江宁(今南京)、杭州、福州、广州、荆州、绥远城(今呼和浩特)、宁夏(驻地在今银川市)、成都、伊犁、盛京(今沈阳)、吉林和黑龙江(驻地在今黑龙江省齐齐哈尔)。次一级驻防单位,即由副都统单独统辖的,有热河、密云、山海关、青州、归化城、京口、乍浦、凉州、乌鲁木齐。另有东北三省的熊岳、锦州、宁古塔等共18个。至于由城守尉、防守尉统辖的八旗驻防点,多位于京畿,每个点的兵额仅为50左右,不另赘述。
   
     八旗驻防的特点是集中,这是与以汉兵为主构成的绿营恰恰相反的特点。八旗驻防中,以将军级驻防额兵占据最大多数,而这些驻防点,从以上列举的地点可知,都在省会等仅次于北京的大城市。即使副都统一级的驻防单位,也都在比较重要的城镇中。
   
     清代奉行旗民分治原则,凡驻防于各大城市的八旗官兵,都另设“满城”而不与当地民人混住。大体来看,清代满城有两种,一种是于原来的城市中划分一片地段给八旗官兵居住,与京旗一样,他们占据的都是城内最繁华、交通最便利的中心地带。这样的满城,大多建立在较早建立驻防的地点,如西安、南京、福州、广州、杭州等。另一种,在原有旧城之外选择空地,另建一城。使旗兵与当地百姓互不相扰。这样的满城都建立较晚,典型的如四川成都、山东青州、内蒙古的绥远城等。
   
     清代关外属东北三将军[2]统辖,是驻防八旗的一部分。东北旗人主要由这样几部分构成:一是康熙朝以后派遣一批京旗回到故乡驻防和守墓;二是从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大量收编入旗的“新满洲”;三是将山东等地大量出关垦荒的汉族民人编入内务府三旗或八旗汉军。[3]在这三部分人中,第一种仅占少数,而且多集中于奉天(即今沈阳)等八旗驻防点,以披甲当兵为职业,很少有务农为生者。
   
     清军入关,虽然最初也遵循在关外时的模式,于京畿五百里内圈占土地,以“计口授田”的方式分配给八旗官兵,以期他们能够保持昔日“出则为兵,入则为农,耕战二事,未尝偏废”的传统,但戎马倥偬的旗兵既不可能着力于土地的耕种,本来也不擅长于此。清廷于是改而确立兵饷之制,规定凡成丁男子挑取披甲者,每名每月由国家发放一定数量的饷银与饷米,从此断绝旗人务农经商做工等一切谋生手段,完全依靠清廷的豢养为生。成为“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而环聚于京师数百里之内”3的独特的一群人,这是旗人离开土地成为城市人口的前提。
   
     从以上叙述可以归纳出清代旗人的两个特点,第一,他们中最主要的部分居住于北京而不是东北;第二,他们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大中城市,集中居住,职业当兵并靠国家供给的兵饷维生,早已与土地分离。说清朝时旗人的主体部分已经属于城市居民,应该大致不差。
     下面再看看辛亥革命以后的旗人状况。
   
     首先是京旗。清代京师八旗兵数秘不示人,直到清亡后,《清史稿》卷一三七“兵志二”记北京八旗职官6688,兵丁120309人。按每个兵丁的眷属为5口推算,北京八旗总人口应该大约有63万余人。
   
     再据吴廷燮等纂《北京市志稿·民政志》卷一“户口”记,宣统二年(1910年)民政部调查京师户口时,京城二十四旗共有正户118783户,其中八旗蒙古共22129户,八旗汉军为25908户,其余为八旗满洲共70746户。另外还有内务府三旗共4571户,京营四郊19处旗人56536户。如果也按每丁眷属为5人推算,应该有旗人人口90万人左右,其中包括蒙古、汉军旗人。如果将这两类人除去不算(原因下面详谈),也约有67万余人。
   
     辛亥革命主要由南方兴起,北京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战乱,京师也从未发生过旗人大规模迁回关外东北之事。即使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被逼出宫,此后又在关外长春建立伪满洲政权之时,跟随他们迁居东北的,也仅限于爱新觉罗家族中极少数的上层人物。绝大部分京旗后裔迄未离开北京,而且已经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老北京人”。
   
     第二,各省驻防。驻防旗人在辛亥革命以后的遭遇各各不同,西安、福州、南京等处是满汉矛盾特别尖锐之处,发生严重的流血冲突,许多旗人远走他乡。即使未发生流血冲突之处,也成批地隐姓埋名,改变民族成分。此后各驻防地旗人的情况可分两种:
     一种原来居住于城内,20世纪50年代建立户籍制度[4],理所当然变成城市居民,很多改变民族成分,融入社会之中,如今被满族作为优秀代表的往往是这些人。但作为一个群体,往往居住于城市贫困地带,被一再边缘化,如广州、福州、荆州等。
   
     另一种驻防城原是在城市旁边另立的新城,解放后划为郊区(农业区),成立人民公社,所以出现“农民化”过程,典型者如青州、甘肃登州(清朝的庄浪驻防)。
     总之,即使后来成为农业人口,也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户籍制度之后,在此之前,无论京师还是外省驻防旗人,主要部分是生活在城市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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