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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说部与人类口传文化

摘要:满族及其先世在世界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个数度走向辉煌、两度入主中原的伟大民族。满族说部这一艺术形式,乃是满族以及包括女真人在内的满族先民彪炳史册的可贵创造,是这个伟大民族民族精神、民族智慧升华的结晶。满族说部通过口头传承而涵养孕育、勃发崛起,代表着满族及其先民口头文学的最高成就。满族说部在21世纪之初彰显于世,乃是人类文化史上的重大发现,给多元一体、气象万千的中化文化增添了无限的光彩。非物质文化遗产学在新的世纪的确立,已经把口传文化推向历史的前台,使其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的作用不可或缺、备受瞩目。
   满族说部与人类口传文化

    关键词:满族说部;口传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满族说部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正在引起文化学术界的热情关注。而满族及其先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在世界民族的历史上是一个数度走向辉煌、两度入主中原的伟大民族,为中华五千年少数民族的历史所仅见。说部这一艺术形式,乃是满族以及包括女真人在内的满族先民彪炳史册的可贵创造,是这个伟大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智慧升华的结晶,内涵可谓博大精深,极其丰富。由于它产生于渔猎文明的纵深地带,其中饱含着东北亚北方民族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珍贵元素,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多元一体格局注人了新的气象、新的活力。
   
    满族说部通过口头传承而涵养孕育、勃发崛起,当之无愧地代表着满族及其先民口头文学的最高成就。说部作品是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自辽、金以来在民间流传的长篇说唱艺术,其中包容了满族及其先民世代社会生产、生活和氏族发展的历史缩影与生存轨迹。它以讲唱部族英雄史传为基本主题,情节完整,气势恢弘,堪称北方民族的英雄大传与英雄史诗。由于千百年来它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行于民间,因而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一再倡导并要求保护的典型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但是长期以来,在学术文化界由于同书写传统对应的口承传统一直没有受到起码的重视,致使满族说部这份极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很少为人所知,当然更不可能进入文学史家的视野,以至于多元一体、有容乃大、各民族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原本交相辉映的中国文学发展史的架构直到今天仍然呈现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不正常状态,令人不能不深感遗憾。
   
    口承传统与书写传统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诞生于二千余年前的儒家经典《周易》一书,即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易·系辞上》)之说,指的是文字与语言难以完整准确地表达思想,实际上已经开始接触到口承与书写关系这个十分微妙的问题。此后,魏晋玄学家虽然忽略了“书不尽言”的一面,对于“言不尽意”的命题,三国魏苟粲、西晋欧阳建等人却进行了为后世文人学士津津乐道的热烈争论,东晋诗人陶渊明《饮酒》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诗句则是就“言不尽意”所作的形象化的描述。
   
    而欧美等西方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则与中国的玄学家有所不同,主要侧重“书、言之辨”,而不在“言、意之辨”。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他们针对“口承一书写”的关系进行了更为广泛、更为尖锐的论战。美国古典学学者米尔曼·帕里(1902~1935)和他的追随者艾伯特·洛德(1912~1991)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初创、以后渐趋完善的“帕里一洛德理论”,即“口头程式理论”,则使口承传统具备了较为周严的学科体系特征。他们把口头诗歌的概念运用于希腊荷马史诗的研究,揭示了口传史诗的口述性叙事特点和独特的诗学法则,对于以往古典学学者的思维定势和僵化观念发起了石破天惊的冲击。尤其令这些学者瞠目结舌的是,在西方古典文学中一直享有崇高地位并辉耀千古的伟大诗人荷马,竟会是一个目不识丁、流浪行吟的民间艺人!
   
    实际上民间口头文学,包括各民族的英雄传说、英雄史诗,是文学宝库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对于作家书面文学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为古今中外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触媒和力量源泉。回顾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出,书写传统与口承传统均为人类宝贵的信息交流、信息传播手段,由于二者载体的不同,从而形成了两极间的谱系关系;只有历时性的书写和即时性的El述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人类无比丰富的信息交流与信息传播才能呈现绚丽多姿、色彩斑斓的人文知识光谱。文字的出现是人类的巨大进步,作为书写符号的文字固然可以使人类的文明成果超越时空、传之久远;不过由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而存在的文字同语言的微妙差距,也使人类古老文明与早期文献的原初语境、鲜活元素疏离隔膜,从而在古典文本中必不可免地丢掉某些稍纵即逝、难以再现的灵光神韵、天籁真趣。
   
    由于学术文化界长期以来仅仅重视同书写相关的精英文化,忽视同口承相关的民间文化,而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又往往具有不可再生的性质,传承的链条一旦断裂,势必造成人类文化财富不可挽回、无法弥补的损失,所以口承传统尤其需要善加保护。特别是20世纪后期,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生活现代化汹涌澎湃的大潮中,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使主流文化、大众文化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轻而易举地独霸文化市场,民间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空前严峻的生存危机。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密切关注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保护工作,陆续通过了一系列相关的重要文件。比如在1989年通过了《关于保护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建议书》,1997年提议建立“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2001年通过了《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还于2003年通过了《保护非物质遗产公约》,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保护民间文化的广泛共识。而我们国内,2002年春85位著名人文学者首先在北京发出《抢救中国民间文化遗产呼吁书》,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发起实施“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以文化部为主导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在全国各省开始有选择的试点工作。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满族说部于2004年4月被文化部作为试点项目,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转列入国家第一批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从而使这一魅力无穷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崭露头角,见知于世。
   
    创立说部的满族及其先民女真人,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一个崛起、衰落、再崛起的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民族。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对于祖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与进步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在众多民族中能够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实数凤毛麟角,先后两度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更是绝无仅有。而非常有趣的是,为数不多的这几个人主中原的少数民族都是北方民族。在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直到清朝为止的1500年左右的时问里,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族等北方民族在北半部中国与大一统的版图之内建立政权的时间长达850年,接近这段历史进程的五分之三;而女真人和满族建立政权的时间长达420年,占北方民族统治时间的二分之一,为其他地区民族所望尘莫及。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一极为独特的现象,显然不能仅仅用“塞北雕弓硬”(马致远《汉宫秋》)来加以解释。 那么,包括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在内的北方民族,有什么超常潜能与非凡智慧能够逐鹿中原而捷足先登、独一无二地成就如此这般的宏图大业?北方民族文化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足以对其有效的统治提供智力支撑与精神动力?这是一个令人深长思之的说不尽的话题。
   
    而作为北方民族中的满族,历史十分悠久。2000多年以前的肃慎,是满族的原始先民,他们生活在长白山以北和松花江中上游、牡丹江流域的广阔地区,从舜禹时代即与中原有了联系。周武王时,肃慎人曾入贡“梏矢石磬”,周人在列举其疆土四至时即说“肃慎、燕毫,吾北土也。”(《左传·鲁昭公九年》)战国以后,肃慎人改称挹娄,接着又陆续称勿吉、棘褐、女真。唐朝时,粟末棘褐在今吉林敦化、黑龙江宁安曾经建立渤海地方政权。女真人则在宋、辽、金激烈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崛起塞北、雄视天下,灭辽驱宋、入主中原,论疆域则广于辽,论实力则强于宋,以长江、淮河为界建立了让南宋始而称臣纳贡、继而称侄纳贡的大金政权。至于满族,原称满洲,是明朝后期以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及东海女真为主体并融合少量汉、蒙古、朝鲜等其他民族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清太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以后,在天命元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建立后金政权;清太宗爱新觉罗皇太极在天聪九年(明崇祯八年,公元1635年)改女真为满洲,翌年改后金为大清;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在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挥师人关,进而统一全国,成为有史以来多民族国家空前巩固和稳定的时期。其领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清史稿·地理志》),基本上奠定了近现代中国的版图疆域。由于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不止一次地逐鹿中原,从而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作出了重要贡献。《盛京通志》指出:满族“精骑射,善捕捉,重诚实,尚诗书,性直朴,习礼让,务农敦本”,延续和发展了女真人的民族品格与民族精神。
   满族说部与人类口传文化

    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的文化,是我国北方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原汉文化的辐射作用,北方民族曾经接受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从而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与之相应的,北方民族文化的南渐也给汉文化补充了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宝贵元素,从而为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中华文化带来了新的因子与新的活力。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不过这种影响远非如人们想像的那样单向进行,而必不可免地乃是双向进行的。因此恩格斯也曾说过:“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2]
   
    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首先自然是层次较高一方向层次较低一方辐射扩散,同时也无可否认,层次较低一方也给予层次较高一方不可忽视的冲击影响。在阶级社会,文明的每一步前进,往往伴随着相应的退步;在所谓“野蛮”民族的文化当中,也正包含着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所需要的某些积极因素。本世纪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杨义先生曾经旗帜鲜明地提出“边缘活力”的命题[3]。汉民族的成长壮大,与陆续融合周边民族不无关系,在民族融合过程中自然会有选择地吸纳边缘文化。而中原文化所以能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正是同边缘文化互动互补的结果。在中国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当中原的正统文化由于缺乏活力而趋于模式化、凝固化的时候,边缘地区文化即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朴野本性和原始活力冲击、补充和激活中原文化,使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实现新的演进、整合与创造,从而确保中华文化历经五千年仍然具有勃勃生机,这就是中华文化能够不断发展与更新、永不停顿与衰败的动力学原理。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包括满族及其先世女真人在内的北方民族在塞外的崛起和北方民族文化的蓬勃发展,有力地修正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所谓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单源中心说”。而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文物工作者在塞北建州女真崛起的广阔地带发掘的“红山文化”遗址,以无可辩驳的考古成果证明早在五千年以前燕山以北的辽河流域就存在一个同中原地区仰韶文化北南并存、相互对应的文化中心],从而将中华文明的历史提前了上千年。正是在这个和燕山山脉接壤的广阔的北方草原地区,先后孕育了几度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同时也孕育了特色鲜明的北方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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