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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忘与昏迷

   ——马建谈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
   2009年8月29日23:26:24
   
   2008年十月,《我要回家》一书的编辑在伦敦采访了作家马建,就流亡与回国问题展开了对话。
   

   很多作家不能回中国,你为什么可以回国?
   
   我可以回国主要是没参与民运,只是个独立作家。而且回中国也不和太多人来往,不是去定居,只是游客。不作公开演讲,不跟敏感人物见面,也遵守中国法律等等这套规矩。只要你不跟他们走极端,大家互相妥协一步,这样你就能回去,我认为回去的空间也愈来愈大了,一是共产党希望自己是开放的形象,二因为我知道自己是对的,而且我相信他们也知道他们是错的,这就是前提。你跟警察谈话,他们也说有问题,但是不容许让外国人来改变。现在的问题,是人人都知道缺少民主,但往前的动作有点缓慢,中国没有办法一下子做巨大的举动,他们也没有这个能力。
   
   这种有家不能回的流亡生活如住在监狱,那你的体会呢?
   
   我认为不可能有尊严地回家,希望有机会回去,那你进去就消失了,回中国也是回监狱。在海外你也可以做一个中国人,你还是能有自己的风格、性情、思想,如果作家没有这个作为前提的话,回不回去都是一样。中国人喜欢死在自己的土地上,比较强调落叶归根,但其实流亡是没法融入所在国的失落感,也没法在异乡得到共鸣,其实,他们跟自己的国家和流亡国家都没法建立关系。说白了,还是一个自我囚徒。所以你要回家,是因为你感到回家之后就自由了才有意义,而回到一个专制社会正是失去自由。在中国生活久了,你也会变得很傻,整天吃喝玩乐,消费意识非常强,作家变成一堆一堆的人,而不是一个一个的人。在英美,作家是独立的个体,可以跟读者建立一种关系,也会给你一种尊重。在西方作家跟读者之间,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提供社会讯息和对人性变化的观察,读者如何能获得安全感或信心,包括对人、对神、对宗教的一些看法,这些在中国,无论是作家或读者.都是碰不得的,中国作家从来不能对自己的社会发生的任何事情作出评论。你回家等死吗?除非你想改变它,但这正是你无法回去的原因。人必须知道妥协尊严才有可能产生变化。
   
   你的新作《北京植物人》,何时出中文版,能谈谈写《北京植物人》的心路历程吗?
   
   我一直计划出中文版。这本书先出了英文版,现在已经翻译了西班牙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还包括希腊、巴西、南非、以色列、南韩等译本。这本书现在影响很大,因为按照西方人来说,“六四”是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却竟然没有一本书来描述,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一位中国作家把自己的历史写出来还给下一代,他们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历史记忆。我想,我们摔倒在这个历史时期,那就要在起点爬起来,像小说里的植物人,他必须活在记忆里才能是个完人。书是从八六、八七年的学潮开始说起,直到八九年三、四、五月,到“六四”镇压,每一天发生的事都写在里面,它是小说,又是一部活历史,从王丹到吾尔开希,一个都不少,让人们阅读时能获得一种情感和同情。我塑造了几个主要人物,就是把这段历史复活,包括天安门广场的纠察队队长戴伟,还有一位管财务的木森,最后死在了广场。而主角戴伟则被打伤成了植物人,然后其它同学的命运都不一样了。当戴伟十年以后要醒过来的瞬间,才感到争夺记忆也是场斗争。而周围的同学,那些活着的人,却失去了记忆,反而都变成了植物人。就在他又活过来的一瞬间,他才感到了死亡,因为又要进入真的植物人的社会了。
   
   那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要表达什么?
   
   是个人和国家的抗争。比如,为了奥运,戴伟的家被拆迁了,也就是拆了小鸟窝做一个大鸟窝的问题,个人为国家而被迫牺牲。他的母亲如母虎护子般坚守到最后一刻,最后面对推土机崩溃了,重复了儿子面对坦克的命运。当年儿子在一个政治广场倒下,十年后母亲又在一个商业广场倒下,在这十年的转变中我尽力表达了悲剧的意识:那就是我们总是在希望中被击垮。
   
   这是虚构小说还是历史纪实?
   
   是把历史复活,把真实的历史和虚构的现实对比而成的小说。我直接描写天安门广场每一天发生了甚么事,等如把死的历史变成活的文学。但我要重申,不是为了让历史重现,而是要把历史变得更加真实,这比甚么都重要,因为重现历史谁都可以作,很多有关天安门事件的回忆都在还原历史,但这可能只是骨头,不是有血有肉。文学就是有血有肉的,甚至缩编成一台歌剧,它要严格按照文学的开头和结尾写,按文学的结构放入规是的人物对比。西方读者会谈论小说人物的命运。他们为之感动,并关心这伟大的母亲怎样坚忍地照顾着植物人的儿子。但现实生活里既无母亲也无植物人这种实例。因此,文学便成了创造希望和真实的工具,从而反思历史。文学要表达的境界,不是历史本身可以做得到的。
   
   这书能在内地出版吗?为什么你要写这段历史,这过程中有没有遇上甚么批评意见?
   
   内地出版的可能性应该是零,因为整个故事就是讲天安门广场这历史事件,都在“和谐词”之内。开始我一直想,因为”六四”跑出来的,有文笔的作家、学生很多,轮不到我来写。我不是一个最应该写的人。后来我想,也许他们介入太深了,反而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写起。而我是香港人,知道北京发生学潮就回去一直留到五月二十八日,广场发生的事情,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没有太介入。王丹的演讲我都有现场记录,知识分子的游行队伍,鲁迅文学院的大队过来我也拍了照片,但是我没有加入队伍之中。我还去过方励之和不少学者的家,问他们对学潮发展的看法,下一步有甚么安排。我是这场运动的旁观者。写这本小说是因为我的哥哥在青岛摔成了植物人,他在过马路时遇到意外,头重重摔在地上。我到医院探他时,电视屏幕上就看到“六四”广场清场的一刻,所有与“六四”相关的人都在逃亡,在躲避大搜捕。我看着哥哥,他是植物人,也是唯一躱在自己肉里面最安全的一个人,他昏迷了,但记忆还在。当时我有这种感觉,共产党可以消灭人们的肉体,但是人的灵魂是谁都消灭不了,记忆如掉进深海的飞机黑匣子,真相总会重现。我写小说的念头就在这儿开始萌生,然后把这想法变成在天安门广场一个学生被打了一枪,变成植物人。如果没有我哥哥成为植物人,我根本不会写这个小说。在创作过程中,我有做详尽的资料搜集,我跟沈彤、吾尔开希等都认识也长谈过,他们的性格、语气、神态和生活细节在书里都有描写。在小说里,你会发现从封从德到柴玲等所有的人物都可以对得上一部分,他们每个人又都包含了其它人的性格,等于把一百个人物,压缩到十个。这小说是为人们追寻一些崇高精神,而不是写绝望。
   
   那如果文学是虚构,你要读者知道多少真历史,“六四”历史能完整地重写吗?
   
   不能,历史是由多视角组成的,一部书只能是部分历史。我不指望小说会把“六四”历史完整的通过文学表达出来,这也不是一个作家的目的。作家只是激活历史。让埋入地下的根长出枝叶,被人们发现。
   
   你怎样看“六四”流亡学生的命运?
   
   历史一旦过去之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真实的性格,他们又要回到自己,也许离开民运,也许去做其它事,我认为都是正常的,不能要求他们永远活在那段历史时期里。柴玲在我的小说里是已经死去了,其它人都跟他们的面目比较相近。我也发现很多流亡者都充满了宗教的忏悔意识,我不是基督徒,但觉得这种忏悔意识是中国人最缺少的东西,所以我在小说里大量的用了这种意识。因为只有一个植物人,才真正认识到我们有自己的内心世界,才能发现自己最黑暗的一面。我觉得比较悲哀的,就是历史是一种沉默,是被遗忘了的,而且己变成人类的正常状况,包括二战中的德国、苏联等,都没有人去追究那些已经死去了的人了,最多只是纪念一下而已,有很多人的生命没有了,但大家都活得很好,历史就是不了了之。很恐怖。“六四”有一天就是这个结果。还好我写了这本小说,已很安慰了。它是文学作品可以活下去,否则的话就这么消失了。
   
   你怎么看“我要回家运动”的结果?
   
   要妥协,在中国生存,大多数人是在做妥协,这妥协包括一部分人到了“六四”,就要把你带走,你就得跟着走。妥协也包括老百姓,他们已经把自己从政治生活中消失了,人们普遍认为一说到政治就一定是不好的东西,这种政治上自我消失的过程,是你没有政治生命了,但你还能活下去。人死了,没了生命,不能回家,值不值得跟共产党这么干?不值得的。到底是你妈重要,还是反对共产党重要,对我来说,当然是我的家人最重要,其次是社会,就是社会再不好,你也得好好保护你的家人,假如你连家人都保护不好,你能去救谁呀!别人也看不起你,连自己家里都顾不了。回家是过投降日子,不回家就过自由日子,选择吧。
   
   我理解的“回家”,是回个人的家庭,而国家是一种理想的、人造的大家庭,回不回都无所谓。中国很多领导人都有这种毛病,就是抛弃小家庭,去找大社会。毛泽东、周恩来、赵紫阳都是这样,搞革命是可以抛妻弃子,甚至把自己父母都杀掉了。我的意思是太多政治领袖注重的是找寻一个理想的家园,带着政治目的,结果毁掉的都是家庭,毁掉一个真正的家。等于丢了大老婆又去找个小老婆而已,出来革命无非是革自己老婆的命,把别人的老婆抢过来,共产党是这样,毛泽东也是这样。那么你到底要回国还是回家。如果家在你心里,那就是一个永久的城堡,你回国也是住进了临时的旅馆而己。另外,背着政治道德太重的人,是无法回家的。
   
   多维新闻网
   关键字: 北京植物人 马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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