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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逸明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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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不能仇富?

   随着一些新的社会公共事件的出现,仇富的话题再度映入了人们的眼帘,先前的仇富者仍然还是在一如既往地仇富,而反对仇富者则继续对仇富者指指点点。这些反对仇富者对仇富者的批评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有力论据,而是彻头彻尾的诛心之论。
   
   仇富的问题既然能成为一个具有广泛争议的话题,这本身就已经是社会的悲哀。因为在笔者看来,经过了毛泽东时期的一系列仇富运动之后,中国人的仇富情绪其实已经在改革开放后逐渐步入了理性阶段。在邓小平“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号召下,80年代的中国崛起了不少新的富人群体,他们的财富拥有量虽然超越一般人,但在当时,仇富者却寥寥无几。
   
   到了90年代,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官员的权力寻租现象越来越严重,贪官数量也与日俱增。虽然中国的经济在不断取得辉煌的成绩,但民众的怨气却也与时俱进。在权力介入资本领域日益普遍和严重的情况下,要想成为富人或者是维持自己的财富地位,不向权贵亲近是很难做到的。

   
   我们很多人都曾对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嗤之以鼻,其实,西方的资本主义远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坏,最坏的恰恰是权力与资本密切勾结的权贵资本主义。企业要发展壮大,没有官员的“照看”是万万不行的,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古训告诉我们,如果有的官员要想惩罚某个企业和企业负责人,随随便便都能找到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在法治尚不成熟的国家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在牟其中、周正毅、黄光裕等一大批原本赫赫有名和风光无限的富豪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的事实面前,我们更加明白了一个道理,那便是很多富豪成功的背后不知道有着多少不光彩的勾当。在一个信仰缺失和法治缺失的社会,和官员相勾结的富豪群体注定经不起道德的拷问,那些饕餮着社会财富的黑心商人们岂能不让人深恶痛绝?试问中国的富豪群体,你们中有几个人可以做到问心无愧?
   
   因此,我认为,如今的普通中国人,不仇富才不正常,只有仇富才能体现出贫困和中产阶级的觉醒。对于那些违背财富道德的富人,对于那些为富不仁的富人,我们理当向他们投以仇视的眼光。倘若一个社会不懂得爱憎分明,不懂得去仇视和反抗为所欲为的富人阶层,在我看来,这个社会才叫无可救药了。而麻木的人们将遭到更为惨烈的财富掠夺,有时候甚至是生命掠夺,并且更为那些不仁不义的富人所鄙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所一直推崇的致富精神,包括那些为富不仁的富人们在内,他们未必就不懂得这种精神的可贵,只是,在金钱的诱惑下,他们的良心早就被狗吃了,为了获取财富,他们往往可以不择手段和六亲不认。最为让人不齿的是,在一些大的自然灾害发生后,我们虽然可以看到一些企业或者富豪在电视上慷慨解囊,但在平时的捐款活动中,诺而不捐的却大有人在。
   
   虽然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富可敌国,但很多人却喜欢对他们投以尊敬的目光,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遵守财富道德和国家法律的同时更懂得真心诚意地回馈社会,而不是像中国富豪那样视财如命、唯利是图甚至是无恶不作。海峡对面的富豪王永庆都舍得将财富的一大半捐献给社会,而中国大陆的富豪却比铁公鸡还吝啬,对于他们来说,也许诸如范蠡那样三聚三散的富豪是愚不可及的典型。
   
   在中低收入阶层的财富仍在被富人阶层以各种方式剥夺的情况下,我不但支持弱势群体理性地仇富,更期望这种仇富能够来得更加猛烈一些。中低收入阶层要想在财富上崛起,首先得在精神上崛起,而仇富则是这种崛起的开端。当然,我并不赞同把富人都赶尽杀绝,仇富的最终目的应该是促进社会公平。
   
   2009年8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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