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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0)

14 长征之三:独霸连接莫斯科之路 1935年 41岁
   
   
   
   当一九三五年六月两支红军会师时,毛率领的中央红军处在悲惨的境地。剩下的这一万来人身体拖垮了,重武器差不多丢光了,步枪平均每支只有五颗子弹。曾是张国焘老朋友的朱德私下对张说:中央红军“过去曾是一个巨人,现在全身的肉都掉完了,只剩下一副骨头。”

   作为鲜明的对照,张国焘统率下的红四方面军在他们自己的长征初期只有两万人,现在增长到八万多人。队伍身强力壮、训练有术,机关枪、迫击炮一应俱全,是支真正的劲旅。
   
   以这样的实力作后盾,李德写道:张国焘“接待我们好似主人见客,举止充满自信,很清楚自己军事上、行政上的优越……他的干部控制了这个地区可怜的出产,几万大军的衣食都得靠他”。“他大约四十岁,个子高高的,身材魁梧”,“野心不比毛小”。
   
   毛一直担心的时刻到了,得跟张国焘“排座次”了。张国焘无论从实力还是从资历讲都应该不掌党权也掌军权,但毛无意让出任何位子。看上去,毛跟张摊牌,似乎处在不利的地位。可是,毛却占了上风,因为书记处的三个书记——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此时都站在他这一边。
   
   张闻天没有毛就当不了第一把手,当初不让红军进四川,他是点了头的。周恩来一再出于怕毛而由毛摆布。博古照理说是被毛逼下台的,现在应该弃毛而跟张国焘联手。但元气大伤的他在毛拖垮中央红军时,没有对毛进行抗争,现在才出来说话,未免太不像领导人的样子。总之,中央红军被拖垮,整个书记处都有责任。对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人最有利的,还是继续与毛站在一起。结果是张国焘在书记处里处于一比四的劣势。
   为了推卸责任,毛等人众口一词地说中央红军是国民党打垮的。但至今仍强大的红四方面军也备受国民党打击,而且在蒋介石削弱红军的方针下,比中央红军所受的打击厉害得多。为了压制红四方面军的“兴师问罪”,毛等人扣政治帽子,指责红四方面军是“军阀主义”、“政治落后”、“土匪作风”。
   
   这些帽子激怒了红四方面军,两军开始互相争吵。看着中央红军的状况,红四方面军问:“这样的中央和毛泽东还能领导我们吗?”
   
   中央红军的干部、战士也纷纷诉苦。干部指责领导无能,“老是乱跑”,“不知道跑到哪里去”,“应使全军得到休息整理”。战士抱怨“沿途抛弃伤病员,却要抽调战士来做轿夫,抬那些要人们和他们的妻子”。
   
   中共领导“坐轿子”是长征中最激起愤怒的事。一位长征老战士在六十多年后说起来还气得胸脯起伏:“他们说是说平等,自己坐担架,地主作风。我们小声悄悄说,不敢说出来。不过还是有少数人大声说。”领导给他们“做工作”:“说中央首长很辛苦,虽然他们不走路,没有背东西,他们的脑筋比我们苦。我们光走路,吃东西,不管事。”这样的强词夺理当然不能服人。
   “走路不走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干部休养连里的受伤的、生病的、年老的高干,没有一个人死,被人抬着走的中央领导没有一个人死,哪怕受重伤的也没有一个人死。相反,比他们年轻得多的担架夫、护士、警卫员,在长征中累死的比比皆是。中央红军如今到了干部多,战士少的地步。
   
   
   “排座次”的过程中,毛只给了张国焘一个军委副主席的象征性职位。军委那时形同虚设。张国焘不满,他手下的人坚持要求让张统率红军,毛避而不答。双方相持不下,中央调不动红四方面军。九万人的两支大军,挤在贫瘠的藏区高原一隅,开始断粮。当地老百姓不可能支撑这么多外来人口。红军自己说,他们是在“与民争食”。田里未熟的青稞也被大量割去,使藏民来年无粮。毛把这掠夺当作笑话讲,对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斯诺说毛“很幽默”。
   
   藏民一有机会就钻出树林袭击红军。后来中共出版的长征日记里时有这样的记载:“沿途死尸甚多,大部是掉队被番子所害的。”
   
   毛考虑来考虑去给张国焘什么职位。张闻天提出把他的党中央第一把手位子给张国焘。毛不同意。他宁愿给张国焘军权,然后用党的名义来指挥张国焘。实力地位固然要紧,但在共产党的世界里,名正言顺还是“党指挥枪”。七月十八日,张国焘被任命为红军总政委,任命说他将“直接统率指挥”“一切军队”。
   
   
   八月初,中共制定“夏洮战役计划”:全军北上,先到甘肃的夏河、洮河一带,然后向苏联的卫星地区新疆行进,按毛泽东的话说,“地理靠近苏联,政治上物质上能得到帮助,军事上飞机大炮。”“派支队到新疆,造飞机场,造兵工厂。”就是在这个北上的战役行动中,毛泽东捣了个鬼,把张国焘从这条成功之路上甩掉。
   
   按“夏洮战役计划”,红军分为两支,主力由张国焘和朱德率领出阿坝北上;另一支叫右路军,由张国焘手下大将徐向前、陈昌浩统领,走东边的路经班佑北上。毛自己选择他和中央部随右路军走,中央红军主力林彪、彭德怀部也在右路军里,受徐、陈指挥。
   
   张国焘和他那支部队出发后九天,毛开始搞名堂。八月十五日,他以中央的名义发电报给张国焘,要张不攻阿坝了,改变路线,靠到右路军这边来,“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毛就这样一手更改了刚刚制定的“夏洮战役计划”,要张国焘跟他的几万大军骤然改变行程。
   
   张国焘八月十九日回电说他已经在阿坝附近,一两天内即可攻下,那是条阳光大道,“有三四条平行路向阿坝北进,人粮甚多”,而班佑那条路是个未知数:“至班佑路更不知”。
   
   毛利用他控制的中央给张国焘施加压力。第二天,政治局作出决议说张国焘走得太靠西,本来那条路是大家都同意的,现在成了“机会主义之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客观上正适合敌人的要求”。
   
   毛用如此荒唐的谴责,要叫张国焘改道,是因为他发现张国焘走的路线是一条坦途,完全可能比他早到北边,跟苏联先取得联系。毛决不能让这样的事发生。毛要张国焘跟在他后面走。
   
   这时毛也了解到,他本人选择的经班佑的路极其难走,将穿过一片险恶的大草地,走完它要一个星期。草地是积满水的低洼沼泽地,一步不小心,有毒的泥淖会把人整个吸进去。这里杳无人烟,吃住无着。气候恶劣多变,一会儿是瘴气满目,一会儿是冰雹暴雨,而且树木稀少,很难生堆像样的篝火取暖烤衣。八月的夜间温度也在摄氏零度以下。所有这些艰难困苦,外加海拔三千多公尺的高原气候,使过草地如穿地狱。张国焘的主力跟在毛屁股后面将会更惨,因为连野菜也被前面的部队吃光,灌木也被前面的部队烧完。
   
   在把政治局谴责张国焘的决议发给张后,毛坐着担架上了路,走前轻装扔下一堆他最喜欢的《二十四史》。第一天行军后林彪的总结是:“途中无人烟,须过五次河,有三次无桥”,“三百余人全无雨具,通身透湿”,“今晚各部均在雨中拥坐”。
   
   李德留下了一幅生动的画画:“草地看上去是一张诱人的绿被,但下面是杀机四伏的黑色沼泽。谁要是失脚离开那狭窄的小径而踏上绿地,薄薄的一层便在脚下断裂,人被吸了下去……我们赶着当地的牛马,他们能直觉地找到危险最小的途径。地面上总是挂着灰色的雾,一天总有好几次冷雨纷纷,晚上又变成湿漉漉的雪或冻雨。没有屋子,没有树,眼睛望穿也望不见灌木丛。我们都在小丘似的地面上蹲坐着睡觉。薄薄的毛毯,宽沿的草帽,蜡纸伞,还有个别偷来的披风,这些就是我们唯一的防护。早上总有些醒不来的——寒冷和疲惫的牺牲品。这还是八月中呢!……赤痢、伤寒,又开始了它们的征服……”
   
   李维汉回忆道:“过草地时,红军没有东西吃,马死了就剥掉皮吃。前面的部队吃马肉,后面的部队啃骨头。实在没有东西吃,就吃草根,嚼皮带。”“我看见一条毯子盖着几个战士,怕他们掉队,就赶快下马,揭开毯子想喊他们起来一起走,仔细一看,四个同志已停止了呼吸。”
   
   刘英说:
   好多人支持不住,倒下去,牺牲了。走到第五、六天,每天早晨起来走,周围不断见到同伴的尸体。长征的一路上我没有犯过病,但第六天,也开始泻肚子了。那时也顾不得害羞,随时蹲下来就拉,系好裤带又赶快赶部队。一直拉了两天,我咬着牙挺过来了。
   
   在草地走了七天七夜,那完全是一个杳无人烟的世界。第八天,走出了草地,看到了村庄,看见了群众,看到了牛羊和炊烟,看到了田里有大萝卜,真是高兴极了。过草地牺牲最大。这七个昼夜是长征中最艰难的日子。到班佑,我觉得仿佛是从死亡的世界回到了人间。
   
   在只有一二十间屋子的小村落班佑过一夜,住进以牦牛屎为墙,以牦牛屎为屋顶的牛屎房,在牦牛屎作燃料的火堆上烤干衣裳,是不可思议的豪华,只有幸存者才能享受到的豪华。仅林彪的一军团就有四百人死亡,占全军团人数百分之十五。
   
   这就是毛泽东要张国焘的数万大军放弃平坦的大道,转兵前来经历的折磨。以政治局的名义,毛给张国焘打了一封封电报,要他迅速走班佑路。在一封他出草地后发的电报里,毛谎称路不长,可供宿营的处所也多:“毛儿盖通班佑,路短棚多,提议以三至四个团掩护能行之伤病员及资材,从卓克基经毛儿盖缓缓前进”。
   
   15 刘志丹的命运 1935~1936年 41~42岁
   
   
   
   长征后的未来十年里,毛泽东的“家”安在中国西北部的黄土高原上,傍着黄河。这里是望不尽的黄土天地,单调而又悲壮的苍凉。流水切割成的沟壑像满脸皱纹,峡谷像锯齿般裂开,深长几百公尺。住宅多是依山挖进的窑洞。
   全国剩下的唯一红区陕北,是刘志丹创立的。毛到达时,刘有五千人马,比毛的还多。在本地同情红军的人眼里,他是个英雄。但当地的西班牙天主教主教,不喜欢他剥夺教堂和富人的财产,称他为“天不怕地不怕的、浑身上下都是反骨的密谋家”。
   
   毛朝刘志丹的根据地出发时,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对高层说,刘在“领导上不一定正确”。九月中旬,主管根据地的中共北方局奉命前去“肃反”。北方局的人一到就跟刚被蒋介石从南方赶到这里来的红二十五军联起手来,向刘和刘的战友们开刀。红二十五军人数三千四百,不如刘志丹的武装力量强。但刘没有抵抗。当他从前线被召去后方,途中得知是要逮捕他时,他仍自己走进了班房。
   
   中共大员谴责刘志丹“一贯右倾”,说他是“为消灭红军而创造红军根据地的反革命”。他服从党的行为不但不被赞赏为对党忠诚,反而被歪曲来作罪证,说他明知要被捕,“反而不跑,是狡猾的以此使党对其信任”。监狱里,刘志丹戴着沉重的脚镰,后来长期走路都成问题。酷刑是家常便饭,烧红的铁丝曾捅进他一个战友的大腿直到骨头上。许多人被活埋。幸存者习仲勋后来说,他被关在瓦窑堡的一个监狱里,“埋人的土坑已经挖好,我们随时都有被活埋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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