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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19)

在胡的鼻子下转了一年后,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开陕北东渡黄河。渡口的河滩山坡上站满了组织起来送行的老百姓,毛上船前还跟区镇干部一一握手话别。这样闻所未闻的透明度,意在显示他不是偷偷摸摸地溜走的,而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告别的。一个月后,胡宗南在损兵折将十多万后,干脆放弃了延安。一反常规,毛对中共的胜利没有大事张扬。师哲说:“我以为毛主席会发贺电,便等在一旁,准备执行任务,可是没有。”张扬起来,蒋介石可能会撤胡宗南的职。
   
   
   
   从毛泽东的各种表现,到胡宗南的一系列行为,经过多年研究,我们得出结论:胡宗南有可能是红色代理人。★(★人们常常提到胡宗南身边的中共情报人员熊向晖。但熊不过是胡的机要秘书,不可能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下一系列具体命令,指挥军队调动。更何况熊本人在胡军进入延安两个月后的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就离开了胡宗南。那一系列战场上的具体命令,也不是远在南京的其他红色代理人能够下达的。)

   胡宗南是国民党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那时莫斯科出钱出师资组建军校,当仁不让地埋下了若干红色代理人,经手人主要是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毛留在陕北一年,一直跟在毛身边的就是周)。据胡宗南的部属在台湾编写出版的《胡宗南先生与国民革命》所述,军校里,大家都认为胡是共产党员,原因之一是他与军校卫兵司令胡公冕过从甚密,而胡公冕是公认的共产党员。由于贺衷寒等有影响的人物为胡宗南说话,胡接着又发起组织了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他便没有再被当作共产党人。两胡一直是好友,抗战时蒋介石派胡宗南守在延安的南边,胡宗南有时派人去延安,派的就是胡公冕。今天的中共资料明确指出,胡公冕为红色代理人。
   
   胡宗南交了个亲密朋友,军统头子戴笠。胡结婚是戴笠做的媒。戴笠的手下张严佛写道,戴笠要胡军中的情报人员把上报的重要情报都抄送胡。这么一来,就是有人对胡有怀疑也不敢报告。
   
   胡宗南继续给蒋带来一次次全军覆没,最后一共有几十万大军丧失在他手上。蒋介石逃往台湾时,派飞机来接胡宗南。胡想留在大陆,却被部下一拥而前,急拥上了飞机。到台湾后他受到监察院的弹劾,说他“受任最重,统军最多,莅事最久,措置乖方,贻误军国最巨”。但胡是蒋介石的爱将,弹劾自然难成。蒋还让胡主持派人潜入大陆打游击、搞情报的活动,都一一惨败。胡死于一九六二年。蒋介石后来也许意识到他用人的灾难性错误。黄埔是他的基地。但是他的侍卫,台湾后来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告诉我们,蒋在晚年“对黄埔军校的人都不愿谈起”。
   
   
   蒋的用人不当,也使他在决定国共胜负的三大战役中败北。首先是东北的辽沈战役。一九四八年一月,蒋介石任命卫立煌将军任东北五十五万大军的统帅。
   
   卫立煌曾在一九三八年秘密提出要求参加中共。毛泽东于一九四○年报告莫斯科说,中共请卫暂时留在国民党里,待机而行。卫立煌选择背叛蒋介石似乎是出于怨恨蒋介石没有重用他。他对亲信说:“我的心已经变了,不是从前的卫立煌了。我们当共产党去。”他针对蒋介石说:“我们同共产党一道来整垮他。”
   
   有个叛逃的中共高级干部告诉蒋介石,卫是中共的人。蒋半信半疑。抗战后,尽管卫在缅甸当远征军司令官时立了大功,人称“百胜将军”,蒋没有任用他做陆军总司令。这下卫更不满了,一赌气跑出国去。
   
   蒋介石任命卫立煌做东北军事长官是美国人的推荐。美国人喜欢卫,把他看作政治上的“自由派”,欣赏卫在缅甸的作战,认为卫有做军事统帅的资格。蒋之所以接受,据美国当时驻沈阳的副领事威廉•斯多克斯(William Stokes)说,是因为“蒋正焦头烂额地努力想从美国那里得到更多的武器装备和金钱”。
   
   卫立煌接到蒋的召唤时,人在巴黎。他马上跟驻法国的苏联大使馆联系,通过他们跟中共互通消息。从此他跟毛互相配合,做的第一件事是按毛的意思,把国民党军队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使百分之九十的东北一枪不发地成了共产党的地盘,这些大城市变成红海中的几个孤岛。
   
   蒋介石要卫立煌把部队撤到南大门锦州,做好撤进关内的准备。美国军事顾问巴尔也是这个意见。可是毛要卫把部队部留在东北,以便中共“关起门来打狗”。卫立煌于是无视蒋介石的再三命令,拒绝调动部队。蒋介石呢,非但不撤卫的职,反而一连几个月跟他无休止地争来争去,一直争到十月十五日,中共夺取锦州,关上了东北的大门,把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关在里面。中共跟着一个个围攻国民党军队孤守的大城市,十一月二日攻克沈阳后,全东北都属于毛了。
   
   鉴于卫立煌在东北的表现,蒋介石撤了他的职,把他软禁起来。许多人呼吁要对他军法从事。但蒋介石对他的高级将领或政敌都绝少枪毙,就连监禁也很罕见,卫立煌潇洒地去了香港。一年后,中共政权宣告成立,卫马上给毛发了一封热情的贺电,充满了“英明领导”、“辉煌胜利”、“伟大领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雀跃万丈”等字眼。只是他本人不肯到大陆去生活,在一九五一年跟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请求支持他做所谓“第三种势力”的领袖。直到一九五五年他才回大陆,一九六○年在北京去世。毛对他后来的这番表现嗤之以鼻,对侄儿毛远新说:“卫立煌就是在香港做生意赔了本才回来的,卫立煌这样的人,人家都看不起,难道敌人看得起他?”卫在毛的胜利上所起的关键作用,中共从来不提。
   
   辽沈战役期间,毛泽东住在北平西南二百四十公里的西柏坡。战役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初结束后,毛命令林彪指挥下的一百三十多万人马入关,准备打后来知名的“平津战役”。
   
   华北有六十万国民党军队,总指挥是抗日名将傅作义,直接指挥绥远抗战的就是他。虽然他不是秘密中共党员,但他身边也有共产党人,包括他的女儿。毛特地指定傅的女儿搬来跟傅同住,随时报告他的一举一动。傅作义与中共的关系,蒋介石不是完全不知情,但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十一月,面对就要来临的林彪大军,傅作义思前想后,下决心瞒着蒋介石向中共求和。他对蒋政权已失去信心,觉得打不赢中共,打也没用,只会徒然使城乡被毁,生灵涂炭。他特别害怕百万大军的无情战火,会把他深爱的古城北平夷为废墟。他想及早结束战争。傅作义对共产党统治并无幻想,他曾公开地说共产党将带来“残酷”,“恐怖与暴政”。把华北和六十万军队交给中共,这个责任使傅作义心情非常矛盾。他经常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以头撞墙,咬火柴头想自杀。
   
   蒋介石很清楚傅作义的精神状况,十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里写道:“宜生〔傅作义字〕大受刺激,其精神亦受到严重威胁,似有精神失常之象”。但是他不解除傅的军权,甚至在傅坚决地请求辞职时,还给他来了个像“万难照准”。
   
   通过傅作义女儿的报告,毛对傅的情况了解得清清楚楚。他发觉从这样一个必败的对手身上,可以获得更多的好处:毛要让全中国看到是他打败了傅作义这员名将。从十一月起,傅作义不断派人联系要求“起义”,毛泽东给他来了个拖延战术,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拉着他又保持距离,给他希望又教他濒于绝望。与此同时,毛调兵遣将,把傅的军队一支支吃掉。这时的傅已完全失去了做统帅的心理条件。在中共围攻新保安的关键战斗中,战地的一位军长电话问傅:“是否还向北平集中,还是就在这里会战?”“究竟怎么办?”傅停了一下,没精打采地说:“你看着办吧!”当时军长就想:“事情要坏了”。
   
   直到中国第三大城市天津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落入毛手,显示出他的战无不胜之后,毛才对傅作义几个月前就一再请求的交出北平、交出华北的和平意向点头。然后毛立即颠倒事实,宣布傅作义只是在天津失陷、兵临城下的最后关头,“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才接受关心、爱护北平的毛的“和平解放”。这就是毛夸耀的平津战役。实际上,华北完全可以无战事。平津战役根本不需要打。毛为了树立自己的军事天才形象,无端浪费了数万人的生命。傅作义一九七四年在大陆去世。
   
   
   跟“平津战役”几乎同时,一场真正的大战——“淮海战役”(“徐蚌会战”)在华中地区进行,从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打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双方参战人数上百万。战役以国民党失败告终,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成了定局。
   
   这场大战中,国民党方面不乏地位重要的红色代理人。战役开始四十八小时,分别潜伏了二十年和十年的中共秘密党员张克侠、何基沣便率部“起义”,敞开了战区的大门。
   
   最主要的破坏者是在蒋介石总部身居要职的刘斐和郭汝瑰。他们的职责包括制定军事计划,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制定错误计划,提出使国民党军步步挨打的致命建议。把情报不断传递给中共那就更不在话下。
   
   蒋介石格外垂青的是郭汝瑰,有段时间差不多每天都给他打电话,对他言听计从。那时,战区指挥官已经对郭起疑,蒋的二儿子纬国也向蒋揭发过他。蒋虽然渐渐对他失去信任,并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最后不过把他调到四川当军长,这还是刘斐的建议。在四川,郭汝瑰在中共到来时带领整支部队投降。
   
   到一九四九年一月,百分之八十的蒋军被打垮,辽阔的长江以北成了毛的天下。国民党大员纷纷倒戈。一月七日,毛电告斯大林说:蒋手下的“许多要员”都找上门来做交易,前国防部长“白崇禧对我们的人说:中共有什么命令我都会立刻去完成”。★毛说他要这些来找中共的人留在国民党内,等待最佳时刻,必要时甚至可以假装抵抗。(★没有迹象表明白崇禧为中共做了任何事。)
   
   尽管长江是一道阻止中共军队南下的天然屏障,蒋介石的海军也不可小觑,但一个个旧谍新叛使得这道天险成了一条浅清待涉的小溪。南京、上海门户洞开。毛在一月九日至十日间发给斯大林的电报充满信心地说,他的政府“能在夏天成立”,或“更早一点”。
   
   
   蒋介石的失败,还在于他“家庭观念重”。他战后的行政院长是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宋的政策使宋家跟蒋夫人的姐夫孔祥熙家族都发了财。日本投降后,宋子文把重庆跟南京汪精卫政权的货币兑换率定成极不合理的一比两百。只此一举,使孔、宋家族的财富大大地膨胀,而汪政权下人民的财产大大地缩水。在宋子文治理下,接收大员们随意指人为汉奸,敲诈勒索。蒋介石写道:“京、沪、平、津各地军政党员,穷奢极侈,狂嫖滥赌,并借党团军政机关名义,占住人民高楼大厦,设立办事处,招摇勒索,无所不为。”影响广泛的《大公报》称国民党政府的接收为“胜利的灾难”。
   
   日本投降时,蒋介石和他的政府正处在风光之巅,转瞬间他们就跌跌撞撞地走下坡路。物价飞涨、囤积居奇、抢购成风成了城市的流行病。国民党政府消耗干净了自己原有的,以及从汪政权那里继承来的大量黄金和外汇储备。在宋“开放外汇市场”的政策下,孔、宋两家控制的公司利用特权,捞取了巨额外汇,进口美国商品牟取暴利。由于美国物资的倾销,一九四六年中国对外贸易赤字创历史最高纪录,一大批工商业破产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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