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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问题”和两种自治

   
   
   
   “西藏问题”和两种自治
   

   
   田岛英一(日本神奈川)
   
   (2009-03-16)
   
     达赖喇嘛在流亡50年周年发表讲话,指出过去50年中国政府令藏族人的生活如“人間地獄”,西藏宗教、文化、语言和身分等都將消失。据我所知,这种指责根本不符合西藏的实际现况。但具体且个别的事实我暂时不谈了,我要用耶稣说的一句话来概括一下所谓的“西藏问题”,即:“神(信仰)归神,凯撒(世俗政治)归凯撒。”
     信仰和世俗政治是两码事,那么所谓的“自治”应该也有两种:“信仰自治”和“政治自治”。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而不是几百万藏族人的政治性合法代言人。(从第五世达赖喇嘛开始的格鲁派神权统治时代没有主权概念,也没有领土概念。现在仅凭那段历史要求这个代言人的位子,那也不大合理。)那么他该要求的是信仰自治,而不是政治自治(他所说的“高度自治”)。
   地区和群体已不单纯地一致
     首先世俗政治不能从观念出发,一定要正视现实。也就是说,思考西藏的政治自治时我们该重视的不是“民族自决”那样的20世纪初期的老观念,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西藏已经近60年的事实。
     世俗政治不能从历史出发,一定要尊重现况。过去西藏是个独立国家还是自古以来一直都系中国固有领土,这已经不重要了。若你现在拿过去越南被中华帝国统治了1000年的历史来说中国对越南有主权,那不是闹笑话?
     中国西南、西北、西藏等地本来就有好多民族杂居,而在这60年中,杂居的程度进一步提高了。那么,无论是小西藏(曾经格鲁派统治的卫藏地方)还是大西藏(达赖主张的“西藏”,除了西藏自治区外还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藏区),怎么划分“西藏”都会引起争论,也会产生新的矛盾。(比如说,实现藏族“高度自治”后,居住拉萨的汉族、回族等新少数群体的自治权怎么保障呢?这不是没完没了吗?)
     再说,不管在世界哪里,人口流动量都不断扩大。如今对中国的民族政策来说,怎么保障少数民族民工的权益,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地区和群体已经不单纯地一致了,哪些地方属于哪些民族这样的说法本身都越来越不对头了。如果忽视这种现况,坚持要求政治自治,南斯拉夫的悲剧(杂居的群体互相厮杀)就会重现在中国。这样,对谁有好处?
     无论是“独立” 还是“高度自治”,对西藏给予特殊的地位这样的要求太不现实了。首先我们应该尊重中国统治西藏的事实,把这个现实当基础,然后再想尽办法实现每一个群体都能维护尊严的、更好的治理。
     共同“敌人”是社会世俗化
     说到好治理,我们就发现其实北京和达赖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社会的全面世俗化。共同的“敌人”也能当成共同语言。而遗憾的是看来北京和达赖目前都忽视这个“敌人”的存在。
     达赖认为中国正在扼杀西藏传统文化。我不否认现在居住在拉萨等城市里的藏族人宗教意识的确有淡薄化的趋向。不过这真的是中国的错吗?这难道是强制性汉化的结果吗?绝对不是。
     试问哪个年轻的藏族人穿着汉服?他们穿的是T恤、牛仔裤什么的。这到底是汉化还是西化?那些年轻人被无神论洗脑了吗?绝对没有。他们只是渴望经济上的成功,所以才没空去想他们的佛祖了。
     而汉族人也有同样的危机感。自己的孩子们喜欢吃美式快餐,喜欢看日本卡通,总有不少人讨论孩子们会否“忘本”。好多传统习俗走形式或商品化,地方戏等经济效益不高的传统文化也正面临着灭绝的危机。所谓的“愤青”都急得把故宫里的星巴克赶出去了。
     只有经济效益的东西才有合理的存在理由,一切都是用金钱衡量,这种过度的世俗主义明显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结果。市场经济不但侵蚀传统文化,对人们的人生观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腐蚀作用。
     别说藏传佛教的喇嘛们心急,连中国共产党都担忧蔓延社会的“向钱看”的人生态度和腐败倾向,甚至总书记都亲自出面用“八荣八耻”来纠正这种“错误态度”。中国天主教的一位神父跟我说过:对我们教会真正构成威胁的不是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而是社会的全面世俗化。而令年轻的城里藏族人渐渐地离开宗教的也是这种世俗化。
     也许有人说:中国的“汉化教育”才是元凶。其实所有的藏族学生都可以选择藏语学校,只是有的家长却选择汉语学校。理由很简单,世俗化的人生观一般都是以经济收入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而学会该地区的霸权语言是这种“成功”的捷径,就像美国的拉美系子弟往往拒绝西班牙语学校,却自愿去英语学校一样。而且,若学汉语会导致汉化,在流亡政府的学校学英语的藏族孩子们早该西化了,那么达赖更没资格批评中国了。
   “神”和“凯撒”先划清界限
     那么北京和达赖该怎样对付这个共同的“敌人”呢?信仰自治可能是一剂良药。藏区闹事,其核心肇事者一般都是僧人。他们的人生观没一般人那么世俗化,要的不是政治自治而是信仰自治。也就是说,只要在宗教治理上给予他们更大的自由空间,就能大大地缓解他们的不满情绪。这是其利之一。
     信仰自治能获得海外舆论的认可,有助于消解部分海外人士对中国的误会,也可以封掉西方“达赖啦啦队”对中国的无端指责。这是其利之二。
     人是在与他人交流的过程中才能成长的,而“他人”自然包括神佛等超越者和教友们。也就是说,人和人,人和神自由交流的场所也是培养道德素质,净化人生观的绝好的空间。政治领袖的几句话不会起任何作用的。要提高一个民族的道德素质,防止过度的世俗化,政治说教不如扩大人们生活世界中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和结社自由。这是其利之三。
     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制定《宗教团体法》,要求每一个宗教都由一个宗教团体来统一管理。当时的日本处于战时,国内的团结优先于一切。而且当时的日本政府非常警惕英美两国的势力通过差会和教会渗透国内。
     50年代中国也处于战时,当时的中国政府也惧怕国外势力,尤其是“美帝”势力的渗透。自然他们的宗教政策也跟30年代日本有相似之处:允许“五大宗教”拥有一个“爱国宗教团体”,运用“党统战部门-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爱国宗教团体”的一条龙对口关系来彻底管理中国国内的宗教活动。问题是中国政府改革开放初期还恢复50年代的宗教管理制度,在和平的时代中仍延用了这种体制。因为他们(尤其是在1989年以后)还是怕宗教的渗透会导致“和平演变”或“颜色革命”。
     但这是“凯撒”对“神”的过度干预。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应该相信国内宗教人士的良知。比如在中国天主教教会中,大部分所谓“官方教会”的神职人员都对罗马教宗忠贞,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可是他们都明白神归神的道理,所以见不到“外国势力对教会的渗透”左右中国政治的任何一面。
     还有,2005年三位中国基督教家庭集会领袖访问白宫时,他们向布什总统投诉了中国的宗教政策。而有不少家庭集会的领袖日后批评过他们三位的行为。那些批评者认为中国教会的问题应该由中国人内部解决,不至于“上访”华盛顿。而且这种举动容易导致信仰的政治化,这不利于中国教会的健康发展,也违背耶稣说的“神归神”的原则。我也常目击中国家庭教会的人们为党和政府的领袖们祷告。
     达赖也应该配合中方。中方怕的是他用自己对僧人的影响力继续政治活动,这也是中方不敢放弃当今宗教管理制度的原因之一。达赖一日不放弃政治自治的要求,就无法解除中方对“西藏版颜色革命”的担忧。这样,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中国政府松缓对宗教的管理,当然也会有一些负面结果,如:膜拜教团的产生、部分宗教势力和三股势力的勾结等。但这些负面现象可以用刑事程序来遏制,不一定要用宗教管理制度来预防。推行信仰自治,利大于弊。只有“神”和“凯撒”先划清界限,然后配合合作,才能实现更好的治理。
     
   作者是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系教授
   
   摘自http://jiamiguma.blogspot.com/?zx=b913f589758f3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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