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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屠城的思想渊源——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论争反思

   
   《胡耀邦下台的历史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这是王若水在当年那场论争后期的一本力作,八十年代末、六四事件之前由香港出版。该书原名为《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但本港出版商基于吸引读者的考虑,将其改作副标题。
   
   
   由此联想到,如果该书在“89年夏天那场风波”之后付梓,最好命名为《六四屠城的思想渊源》,这并非着眼于耸人听闻的生意经,而是揭示了当局大开杀戒血腥镇压学生和市民的深层次原因。

   
   
   现时国内外研究者已有大致相同的结论:邓小平之所以悍然调动大军,以坦克机枪对付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从根本上来说是想借此彻底整肃党内政治改革派。成为八九民运导火索的胡耀邦的去世,固然使改革派失去一位领军人物,但邓小平发现赵紫阳在纵容“自由化”方面跟胡毫无二致。
   
   
   说起来,赵在“四个坚持”上早就表现欠佳。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根据胡乔木、邓力群汇报的“军情”,指责理论思想战线领导软弱涣散,下令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却由于胡赵心有灵犀,配合默契暗地抵制,结果只搞了两个月便草草收场。可以认为,赵对于反社会主义分子斗争不力,是“有前科”的。
   
   
   值得注意的是,邓在二中全会的讲话,谈到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异化时,用词决绝,表现出极为厌恶的态度。尤其下面这段话耐人寻味:
   
   
   不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抽象地讲人的价值和人道主义,因为我们的社会内部还有坏人,还有旧的社会渣滓和新的社会渣滓,还有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有外国和台湾的间谍。
   
   
   这里面的潜台词就是,对于他认定的“社会内部的坏人”,决不会实行人道主义,也不会尊重其作为“人的价值”。因此,他所信赖的老军头王震六四前夕公然宣称:不惜杀二十万人,维持二十年稳定。尽管毛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但在邓和王震之流心目中,只有他们权贵阶层包括其子女才算人,反抗或仅仅是批评其暴政的学生、知识分子以至普通市民,都列入“坏人”之内,或者说不算人。凡不肯就范者,均可“格杀勿论”。
   
   
   这种不把人当人的思维定势,便是邓大人六四屠城的思想认识根源。
   
   
   王若水六四之后在美国接受记者专访,回答为什么宣扬人道主义时称:
   
   
   我想人道主义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因为文革十年的教训,不把人当人。
   
   
   他还多次讲过要总结“文革”经验教训,只有用异化概念,才能从理论上把“文革”、个人崇拜解释清楚。人道主义和异化,是对“文革”的一种抗议,是对把人不当人的一切做法的抗议。
   
   
   反之,邓小平虽然说要彻底否定“文革”、“拨乱反正”,实际上他并没有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他不是从“人的价值”着眼,从改革制度入手,去实现马克思所构想的理想社会。虽然资深理论家陆定一指出“自由化”的提法不宜,他仍坚持反对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至于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就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649页),他恐怕更是闻所未闻了。如此口口声声标榜自己为马克思主义者,其举措却与马克思的主张背道而驰,堪称叶公好龙的典型!
   
   
   由此可见,邓小平为首的六四屠城决策者,包括李先念、王震等“老而不”和李鹏之类太子党,对“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也没有任何兴趣。但对于人道主义,人的价值和异化的概念,却是出于本能地敌视与恐惧。
   
   这无疑属于他们思想认识方面的“软肋”。既然如此,我们更应该高扬人道主义的大旗,揭穿其不人道的罪恶本性。
   
   
   温家宝去年对参加川震救灾的解放军说过:“是人民养着你们!”而这支军队二十年前的六四之际,不但没有保护人民,反过来屠杀人民,这不是最触目惊心的异化么?而胡锦涛上台之后,提出“以人为本”,这和尊重人的价值完全可以接轨,听其言观其行,不亦宜乎?
   
   
   总之,此刻反思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论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这绝不是纸上谈兵,钻进故纸堆里空谈什么“主义”,而是实实在在地为当前的民主宪政运动与维权斗争提供理论依据。在某种意义上,《零八宪章》和人道主义与异化论可谓一脉相承。
   
   
   生命之树常青。人道主义与异化理论并没有过时。
   
   
   (09-7-15)法国大革命220周年纪念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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