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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三气周扬——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论争漫话(续二)


   三国时期诸葛亮三气周瑜出于各为其主,八十年代胡乔木三气周扬也缘自各为其主。晚年觉醒的周扬回归民主,以民为主;文革后复出的胡乔木效忠于党内大老,以邓为“主公”,以民为奴仆。
   
   
   当日—1983年3月7日周扬在中央党校的报告大得人心,为此胡乔木大为恼怒:既对周不经请示擅取话语权抢了自己的风头嫉恨在心,更对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危及中共独裁统治忧心忡忡。于是一面迅速部署,于当月12日大会发言批驳,一面亲自出马于10日上门提前施压。是为一气周扬。

   
   
   胡没想到他当面尊为“年高德劭”的这位对手并不乖乖就范,而是依旧坚持发表讲稿。《人民日报》正副总编秦川、王若水又为其开了绿灯,使之16日全文见报。这下触犯了胡乔木的逆鳞,指令邓力群以中宣部名义向中央书记处呈交报告,严厉处置王若水和周扬。
   
   
   可是胡乔木的如意算盘没打成。因为胡耀邦“提出‘报告’要与被处理的本人见面,要核对事实。”于是,在胡乔木主持的“核对事实”的会议上,出现了针锋相对、短兵相接的一幕,时在3月21日,地点是中南海中宣部某小会议室。 “当事人之一秦川,曾作了生动的描述与记述”:
   
   
   屋里光线暗淡,也没有开灯。大家分作两排在铺着白色桌布的会议桌前坐下。
   
   
   一开始沉默,阅读邓力群给中央的报告。我看了一半,就觉得有些事情和过程没有说清楚,幸亏中央让我们当面澄清事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如此对待周扬这位在党内外、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老同志,而且他还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宣传部顾问,是太意气用事了。
   
   
   周扬看得快一些。我发觉他气色有些不对,想站起来说话,又坐了下去。突然,他举起那本报告,掷在胡乔木面前,连声说:“这样做法不正派,不正派,这样做法不正派!”
   
   
   坐在对面的乔木大概震惊了:“你说什么?说中央不正派?”
   
   
   周扬愤怒了:“你们这样不正派!”
   
   
   瞪大眼睛的乔木把头伸过来,面对周扬,声色俱厉地呵斥道:“你这是反中央!”
   
   
   周扬应声作答:“你不要戴帽子!我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中央委员。”
   
   
   乔木得寸进尺:“你这是反中央政治局!”
   
   
   周扬寸土不让:“我只是反对你胡乔木这个具体的政治局委员!”双方剑拔弩张,气氛紧张,这在党内会议上是少见的。
   
   
   我坐乔木对面,从来没有见过乔木同志这样疾言厉色,令人坐立不安,赶忙出来打圆场:“你们都是我的老上级、老领导,还是团结起来坐下来说吧。”乔木大概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接过话茬说:“是啊,我和周扬早在上海就一起工作了。”
   
   
   胡乔木稍冷静一下,问:“告诉你不要发表,为什么还要发表?”
   
   
   周扬说:“你来我家时没有说过不让发表,你只是说异化部分要联系实际,加强一下,修改以后发表。我没法修改。既然大会都讲了,讲话稿也印发了,报纸为什么不可以发表?”
   
   
   乔木坚持说不听招呼擅自发表是错误的。周扬重申他从未听过不让发表。
   
   
   这时一位同志插话说:“我当时做了记录,对照记录稿,乔木同志说过不要发表。”
   
   
   周扬再次为自己辩护:“乔木说的是异化问题要联系实际。”
   
   
   原是周扬在鲁艺的学生的贺敬之也表态说:“中宣部作了记录,我相信记录是真实的,也相信周扬同志不会说假话。”
   
   
   会场归于沉寂。邓力群突然站了起来,声音大得惊人,以申斥口气说:“周扬同志,我多年来都尊敬你,你是我尊敬的老同志……”这句开场白之后是一番劈头盖脑的批判。最后他说:“希望周扬同志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在中顾委成立时的讲话,不要干预中宣部的工作!”
   
   
   会上,只有王若水作了轻言细语的申辩:“报告说我写了一本人道主义的书”,他拿起那本书说:“书里收了几十篇文章,其中只有我一篇,怎么能因为以我的那一篇的标题作书名,就说我写了一本书呢?”他还讲了一些情况,有时乔木还笑着点点头。
   
   
   会议的核对工作没有完成,只好散会了。当我们离开会场时,乔木拍着我的肩膀说:“你要安居乐业!”
   
   
   会后,3月28日,周扬给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写了一封信。(秦川《1983年“清污”运动追忆》,转引自顾骧《晚年周扬》,53-55页)
   
   
   上述中宣部报告题为《中宣部关于人民日报擅自全文发表周扬同志长篇讲话的情况和处理意见》,内容包括三条:一是人道主义问题“作为学术问题今后仍可允许进行不同意见的讨论”;二是王若水调出《人民日报》;三是指责周扬称:
   
   
   周扬同志不顾自己的地位,在乔木同志代表耀邦同志提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以后,不认真考虑这篇讲话发表可能产生的影响,自食前言,不作修改。对周扬同志在这样关系重大问题上不严肃、不负责的表现,希望他有所认识,表示正确的态度。(转引自上书,53页)
   
   
   针对中宣部这个报告中提出的指控,周扬不仅在核对事实的会上逐一反驳,把胡乔木顶得下不了台;更在会后的28日所写的信中,白纸黑字地申明:“没有听见乔木同志说他是正式代表耀邦同志来同我谈话的”,“当时我还问了一句我的讲话是否要改了以后再发表,他说可以出单行本时再改,再详细发挥”。因此,报告中指责周扬“自食前言,不作修改”,明显属于无中生有---周扬何尝有过什么表示准备修改的“前言”?
   
   
   至于核对事实的会上插话称“对照记录稿,乔木同志说过不要发表”的“一位同志”,应是10日在场的中宣部工作人员。此人声言“我当时做了记录”,却跟其上司、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的说法有所不同。贺自称“我记录了大意,…基本是原话”,据其向下属传达的胡乔木谈话,胡乔木当时是这样说的:
   
   
   周扬同志这篇文章,我看到的是《人民日报》打的清样。此中人道主义问题谈得多。有一些比我们过去谈得多。但有些问题还没有鲜明讲出来。若现在就这样的话,会发生许多误会。……
   
   
   周扬同志文章讲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没有力量,要讲就要展开讲。……周扬同志年高德劭,也可以说是年老体弱,文章在出小册子时修改一下,我和耀邦同志讲过。王若水有精力,是否再可以再写些文章。(顾骧《晚年周扬》,47-49页)
   
   
   可见其中并无“代表耀邦同志提出要他修改后再发表的意见”,更无“说过不要发表”。插话的“一位同志”当面讨好以“中央”自居的胡乔木,不惜睁着眼睛说瞎话,帮助他下台阶。而邓力群更赤膊上阵,为虎作伥,给胡乔木充当打手,当面狠批周扬,其表演恶劣之极。这便是胡乔木二气周扬。
   
   
   不过,该报告后来不了了之。这是因为,“胡耀邦对于胡乔木在学术理论问题上压制不同意见的霸道做法并借机整人持不赞成的态度”,由是,“这场冲突,实际上已经在胡乔木与胡耀邦之间展开”,但暂时呈现僵持、胶着状态。(同上,56页)
   
   
   胡乔木眼见一时压不倒周扬,心有不甘。他决定绕过胡耀邦,直接找邓小平“告御状”,时在当年8月底。据说,他向邓小平“谈了当前思想领域的一些情况和问题”(卢之超《八十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见《当代中国研究史》1999年第4期),并获邓委托代为立言,“帮他主持起草在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稿”。
   
   
   于是,胡乔木乘机拉大旗作虎皮,借邓大人之口讲出自己要说的话。
   
   
   10月12日,邓在会上作了“不要搞精神污染”的讲话,严厉地批评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以及文学现代派问题”(《晚年周扬》,85页),实际上把胡乔木一气周扬时说的重复了一下。
   
   
   “奉旨出朝,地动山摇”。胡乔木挟邓小平之威,带领邓力群等“把周扬的问题提到二中全会上,这对周扬是更大的压力。”(于光远《周扬和我》,时代国际,2005年,54页)
   
   
   为此,列席当年10月举行的二中全会的周扬,“在中顾委的一个小组会上作了一个为自己辩护的发言”;可是,“他讲的这些,多数不是干理论文化工作的委员是听不懂的,这个发言也没有起到什么效果。总之,从3月到10月这几个月,周扬感到压力越来越大,情绪和身体也越来越坏。”(同上,54页)
   
   
   此期间,“报纸上批判周扬的文章一篇一篇在发表。这对周扬当然是一种压力。除公开发表的文章外,胡乔木、邓力群还让有关机构编印旨在批周扬的内部参考资料。……有单篇的也有系列的,编得很巧妙,把正面的和反动的,周扬的和其他人的观点同时编出发给人看,使人弄不清楚周扬和反动分子的立场的区别,这样的材料周扬也会看到,不能不使他感到压力。(同上)
   
   
   如此这般,胡乔木三气周扬持续半年之久。凭借邓大人的金口玉言,党龄逾55年的周扬,“在‘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维护领导威信’、‘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的大道理面前,在组织决定面前,他只能作公开‘检讨’的选择。”(顾骧《晚年周扬》,89页)
   
   
   “1983年11月6日,首都各报发表了新华社5日电文,周扬与该社记者的谈话。周扬表示拥护邓小平在十一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检讨他在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研讨会上所作的讲话:“轻率地,不慎重地发表了那么一篇有缺点、错误的文章。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对于周扬的公开检讨,各方反应不一。文化界有人表示‘遗憾’、‘失望’,啧有微词。”(同上,87页)
   
   
   于光远就此回忆道:
   
   
   11月初,我在电视台的荧光屏上看到周扬作检讨,同时也看到报纸上转发了新华社的同样的报道。我去安儿胡同想了解事实究竟如何。一到那儿,苏灵扬正在气头上,给我描绘了胡乔木如何去周扬家、对周扬检讨,周扬又如何感到受了欺骗的情况。苏灵扬告诉我,就在10月底或11月初的某一天(我没有记清楚这个时间),胡乔木来到周扬的院子,一进门,见到周扬深深地鞠了一躬。苏灵扬说周扬是对胡乔木有恩的人,这一鞠躬大概是想对周扬表示敬意。然后向周扬进行劝说工作(苏灵扬在激动中也许说漏了嘴,说胡乔木向周扬进行“劝降”),劝周扬检讨,他说只要反省几句,这场批判就可了结。如果不这样做,中央就下不了台,事情就不好办了(这话实际上也带有威胁性质)。劝说的时候大讲他和周扬的友情,眼眶里噙着泪水,不断用手绢擦鼻涕。周扬开始执意不肯检讨,经不起胡乔木再三“诚恳”的劝说,答应接见记者讲几句。没想到媒介立刻在电视和报纸上广为传播,仿佛是对广大观众读者说,你们瞧,“周扬犯了严重错误,自己检讨了”,而批判他的人证明是正确的,更有理了,也更起劲了。对周扬的批判向前推进了。只是允许周扬在报刊上也可以发表文章,但周扬的形象已受到很大的损害。而且批判他也一直在进行,并没有停下来,周扬并没有真正过关,事情没有了结。周扬感到自己受了骗,但又说不出这样的话,于是就郁郁不乐。周扬本是一个健谈的人,在这之后总是沉默不语,我看出这个情况不妙。(于光远《周扬和我》,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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