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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向霸王让半分”的王若水——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论争漫话(续六)


   
   “敢同恶鬼争高下,不向霸王让寸分”---这是文革之初流传的一首七律的颈联。传说乃未发表的毛诗,后查证为陈明远所作。兹不评论诗句之工拙优劣,只借用其下联,颂扬王若水受胡乔木残酷打击后的表现的大无畏精神。
   
   

   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论争中,周扬作为胡乔木针对的首要标靶,早在1984年9月就因病失语住院,缠绵病榻5年后含冤辞世。而王若水则始终不屈,坚持斗争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不仅比周扬多活了13年,比意识形态领域的“霸王”胡乔木也多活了9年。这位早已无官无职,并遭“伟光正”除名的小人物笑在最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大人物”胡乔木输了。
   
   
   夙有慧根 专攻理论
   
   
   王若水(1926-2002),祖籍江西,上海出生,在湖南读书长大。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48年加入中共。北平易帜后,到当时邓拓领导的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1950年底,邓拓将其调人民日报社当理论编辑,对之甚为器重。知情者回忆当时情况称:
   
   
   若水在人民日报具有特殊的地位,他虽是理论部的编辑,但他可以列席编委会,又是许多重要文章和评论的参与者和执笔人。1957年4月10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他写的。毛泽东在当天召见人民日报全体领导成员时,特地点名让王若水参加,并当着在座者的面握住王若水的手说“你写了好文章”。
   
   
   据王若水本人忆述,毛当时还表示“我要请你吃饭”。照中国封建传统规矩,“君无戏言”。但毛后来食言了,他欠王若水一顿饭。
   
   
   毛说话不算数之余,其称赞亦未使自由主义思想深厚的王若水平安无事。反右之后他被下放农村。这倒令他直接了解民间疾苦,对毛的极左路线产生怀疑。
   
   
   而又正是在此期间,“他反复读了马克思《1844年哲学手稿》,发现了一个不同于俄国版的马克思,一个人道主义的马克思,比以前他了解的那个马克思要深刻得多。”他“后来研究‘人道主义’和‘异化’,深受《哲学手稿》的影响。1963年他的《桌子的哲学》也是受其影响而写的,这篇文章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精研异化 获毛首肯
   
   
   也就在这年,他受命参加批赫鲁晓夫宣扬人道主义的写作组,该组由周扬负责牵头,计划出版一本小册子。对此,他在一次访谈中说道:
   
   
   我们几个人在万寿路那里集中讨论,开始研究异化问题。我看了一些外国书,包括苏联、东欧、南斯拉夫等国的。我们还编马恩关于这个问题的语录。当时我们在批判人道主义这一点上意见是一致的,但对异化有不同看法。我主张不能完全抛弃异化概念,认为这是辩证法的概念,不是唯心主义的概念,后来周扬同意这个观点。让我分工写有关异化的一章。1963年他给学部委员们做报告《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其中谈到了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毛主席对这个报告很感兴趣。毛打电话找在北京的刘少奇,让刘找人帮周扬修改好。结果,陈伯达、康生都来了。这个报告是龚育之起草的,我的贡献就是关于异化的定义。
   
   
   定稿是由毛泽东亲自修改,关于异化的这一部分没有动。毛和周扬还谈过一次话,说异化的概念是好的,是有普遍性的,不仅人类有,自然界也有。这段话就加在周扬的报告中。毛还有一个批示: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是夸奖这篇文章的。文章登在《人民日报》上,一版转三版,这时毛泽东似乎很欣赏周扬,周扬也想努力把批人道主义的小册子写好。但到1964年,小册子初稿完成时,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下来,周扬回文化部去检讨了。他有些狼狈,这个小册子也没有修改成,没有出版大家就散伙了。
   
   
   协助周扬起草报告
   
   
   斗转星移,20年过去。想不到王若水再次与周扬合作,也是关乎人道主义与异化。他回忆道:
   
   
   1983年是马克思逝世百周年,要开两个会,中央的纪念会由胡耀邦作报告。另外有一个学术报告会,决定让周扬来做主要讲话。中宣部定了一个题目,是关于文化的,指定几个人代周扬起草。周扬答应负责,但觉得光谈文化这个题目太小了。他大概不想局限于文艺,想讲更广阔领域的东西,同时也不满意中宣部为他指定参加起草的那几个人。他自己找到顾骧、王元化和我三个人。也许,他认为我们的思想开放一些。
   
   
   我们在天津迎宾馆一个地方谈论。后来邓力群批评我,说我“钻到”周扬身边去。其实我那时不太想去。当时我正闹离婚,焦头烂额。后来我还是去了。最后由周扬决定文章要讲的内容,共分四个问题。前三个问题由王元化起草。最后一个问题是人道主义。我因急于回北京,推辞了,由顾骧起草。但后来周扬又叫我去改。在讲人道主义时要不要联系异化。这是一个煞费踌躇的问题。有一个晚上他没睡好,第二天说还是要讲异化。写出来后在《人民日报》先排出来,1983年3月7日在中央党校开大会,他拿去做报告。先讲了几句,就让广播员念稿子。整个会场鸦雀无声。王震在主席台找到周扬,说:“讲得好!讲得好!就是异化两个字怎么写?”《文汇报》记者当场找到周扬,要求在他们报纸上发表。第二天《人民日报》发会议新闻,为了怕《文汇报》抢发,就在消息里预告要全文发表周扬的报告。
   
   
   乔木插手 波谲云诡
   
   
   周扬想要《人民日报》登报告全文。这个报告事先没有送审,事后送胡耀邦、胡乔木各一份。3月9日会议休会,传来消息说不能休会,要继续讨论。还说有人有不同意见。会议延期举行。我感觉到情况有些反常。3月10日来通知,说胡乔木到周扬家里谈话,要我参加。我去了。还有夏衍、贺敬之、郁文等。胡乔木说:看了报告,讲得很周到,我首先声明不反对人道主义,自认为是一个热烈的人道主义者。周扬说:我相信。胡乔木说:但还得说是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就说社会主义不人道。学雷锋也是人道主义。不能抽象地谈人道主义,还得要展开谈。
   
   
   胡乔木批评了我几句。说我怎么把人道主义说成是个怪影。还说:你的文章逻辑性强,也比较生动。对他的批评我也无所谓。
   
   
   他并没有谈到异化问题。周扬还说:“我没有用‘不人道’的说法,我用的是异化这个词。你看怎么样?”胡乔木避而不答。我想他是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胡又批评现代派文学,点了《当代文艺思潮》、《收获》、《人民文学》杂志的名,还点了李陀的小说《自由落体》。他还说:周扬年高德劭,是不是索性辛苦一下,把问题讲清楚一下,然后出个单行本。周扬说《人民日报》还要发表。胡说发表时前面最好加个说明。
   
   
   当时我听完之后,松了一口气,看他没对异化问题表态,没有正面批评周扬。只是含含糊糊说文章抽象。回来后,就把情况向秦川汇报。我没有理解的是,胡乔木当着周扬的面,说话比较客气,绕了很多弯子,叫人摸不清他的真实意图。党校两整天没有开会,在紧张地准备不同意见。12日,由黄楠森等四个人做报告,但都说得很含蓄。周扬的秘书来电话问文章何时发表,我说:乔木同志的意思是修改后再发表,不知周扬同志如何考虑?周扬说就照这个稿子发表。我就为难了。我请示秦川。我和秦川都不愿意送审,一商量,不送审。第一,周扬的文章没有错,第二,题目是探讨,可以讨论,不是中央文件。同时把另外四个人的文章也发表。这样,就在3月16日,把周扬的文章发表了出来。
   
   误中圈套 据理抗争
   
   
   当天上午邓力群来电话找我,批评说:“特别是你,亲自听乔木同志的意见,你为什么还要登?你要负主要责任,秦川要负重要责任。”我说:乔木没有说不让登。胡乔木听说后说:“怎么没有说不让登,我这里有电话记录。”他让人把电话记录找来。那是9日胡乔木打电话给郁文:“周扬同志的文章不好办,不是加几句话删几句话能改好的。现在谈人道主义是什么意思,究竟给人以什么影响?是要批判‘文革’,还是别的什么?如果是批‘文革’,现在又没有‘文革’,这么抽象地讲容易让人认为社会主义不好。要找几个人去台上讲一下,这样才能说到要害,否则周扬的文章发表了要出大问题。”这时我才明白,是胡乔木授意让四个人去的。
   
   
   但王若水清楚记得,10日胡乔木找周扬谈话时根本没有提到这些意思。对此,王若水忆述道:
   
   
   我和秦川承认在组织纪律上有错误,没有请示胡乔木,但认为文章本身没有政治上的错误。我还给胡乔木写过一封信,列举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共产党的党纲和领导人对人道主义的观点,都是肯定的。我提出中国对此应该讨论。4月初,通知秦川和我到中宣部开会。走进会议室,大家都坐好了,有邓力群、贺敬之、郁文、周扬。中宣部当时在中南海里,是华国锋的旧居。我坐在靠里的地方。胡乔木一进来,大家都站起来。他越过别人,直接握我的手,说:你的信我收到了。很好!很好!
   
   
   我觉得气氛很亲切。但很快情况就变了。胡乔木坐下来,说让邓力群念一下中宣部给书记处的报告。即调我离开《人民日报》,批评周扬、秦川。胡乔木讲话:“并不是国外的问题,我们都要讨论。”还说:这个报告书记处已经同意了,但要征求你们的意见。
   
   
   周扬很生气,声音很大。他本来很有辩才,但气得说不出多少话来,只是说这种做法不正派,说话不算数。胡说:“你这么说不仅是对我的污辱,也是对中央的污辱。”我也讲了话。反驳说我宣传人道主义没有错。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若干天后,邓力群又把我们找去。有周扬、秦川和我。说中宣部的报告修改了,你们看看,政治局要讨论。你们到时可以列席。但后来并没有叫我们列席。周扬说:这篇文章是我的,要处理就处理我,不能处理王若水。
   
   
   暗告御状 乔木得逞
   
   
   周扬独自承担责任,固然凸显其风骨。不过正如他的夫人苏灵扬所言,此时他自身难保,安能“罩住”王若水?还是亏得时任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王若水当时并没有调离人民日报社。他继续忆述道:
   
   
   对我的处理后来被胡耀邦压下来了。胡乔木、邓力群没有办法,就绕开书记处,直接找邓小平,说意识形态很乱。邓小平问:“什么叫异化,这是个怪名词。”他们就讲了一通。结果,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讲了两个问题,整党和精神污染问题。二中全会后,我就被免职了,但还要留在《人民日报》参加整党。我始终没有做检讨。整党结束后我就要求离休了。二中全会那时,周扬的压力很大。他发言为自己辩护,但没有用,因为邓小平已经表态了。后来采取周扬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方式,做了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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