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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革命”吃掉的赤子周扬 --异化与人道主义论战漫话(续一)


   
   标榜“为人民谋幸福”的中共,自诞生起八十八年来,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痛苦和灾难罄竹难书。仅以其建政的近六十年而论,“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即逾八千万。这当中包括成千上万它自己的忠诚儿女,周扬便是一个。用中共元老陆定一的话说:他是给“气死的”。罪魁祸首乃胡乔木,根本问题在于话语权。
   
   

   胡乔木一气周扬
   
   
   1983年3月马克思百年忌辰,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中共自然隆重其事。先有当月7日在中央党校礼堂开幕的学术报告会;7天后的3月1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万人大会,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作报告。两者的规格虽然有别,但其重要性可谓不相伯仲。
   
   
   作为学术报告会的头一炮,周扬宣读了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论文。对此,于光远写道:
   
   
   讲稿很长,他讲了开头的一段之后,有一个广播员读完这篇写得很好的论文。周扬的报告在会上受到与会者,包括会议主持者的热烈的欢迎和会后的赞扬,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演讲会引起了一场很大的风波。(于光远:《周扬与我》,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48页)
   
   
   协助周扬起草报告的顾骧则回忆道:
   
   
   “文革”结束已五年,那动不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借故挑起事端,伺机整人,爆发突然政治事件,隐藏着背后的权力角逐,已如噩梦消逝了。然而,出乎人们意料的,在学术报告会的第二天下午,传来一个非同寻常的消息:会议休会两天,会期延期两天结束。(顾骧:《晚年周扬》,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44页)
   
   
   原来这是胡乔木决定的。事缘7日与会的中宣部理论局负责人卢之超,于当天下午向胡报告称:“(我)觉得在这样的场合,以周扬这样的身份,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和中央主管部门,就对涉及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与党的文件和当时宣传中提法很不相同的意见,是不大合适的。”胡遂授意组织四个人,用两天时间准备,于3月12日复会后在大会上发言。他们“没有点周扬的名,也没有直接批评周扬的报告,但是观点是鲜明批驳他的。”(同上,44-45页)
   
   
   下文卢之超提到的邓力群的话值得注意,邓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
   
   
   8日下午,邓力群从医院出来向我们布置说:经与乔木商定,这个纪念会要延期两天。既然有人不同意周扬的意见,可以请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大会发言,把这个会开成学术讨论会,有各种意见,各种声音,不然国内外把周扬的讲话误解为代表中央的意见,而周的讲话内容事前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观点并未报告中央同意。”(同上,44页)
   
   
   对此,顾骧指出:四名发言者之一、《文艺报》的唐达成此前“既未出席报告会,也未听取周扬同志讲话,他也未弄清楚,要他发言的目的何在,他更不会知道,他的发言是针对周扬同志报告的。”(同上,45页)
   
   
   可见,那四个人并非都如邓力群所说,因为“不同意周扬的意见”而要求在大会发言。换句话说,有的发言者被人当枪使了而不自知。显然,胡乔木、邓力群耍了花招蓄意对付周扬。
   
   
   非但如此,胡乔木还亲自出马找周扬谈话,谈他对周扬讲话的看法。时在3月10日,地点是周扬家中。
   
   
   胡乔木谈话的“罗生门”
   
   
   当天胡还约集了夏衍、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郁文、副部长贺敬之和王若水。顾骧指出:
   
   
   这次谈话的内容,无论在当时,还是这些年的有关记述文字,颇有出入,特别是在中央、耀邦同志是否不准发表周扬文章这个关键问题上。胡乔木本人以及夏衍,未见正式发表当时谈话文稿和记录。郁文和贺敬之当时各有一个记录曾在中宣部内部传达,但均未形诸文字示人。
   
   
   当事人之一周扬在1983年3月27日给“胡乔木、邓力群、胡耀邦的信”中是这样记述的:
   
   
   3月13日、14日上午(应为10日,周误记—引者)胡乔木同志约请夏衍、郁文、贺敬之、王若水等同志在我家谈话,主要是谈对我的讲话、对王若水文章,以及对文学上的现代派的意见。对我的讲话,主要是认为人道主义讲得不充分。乔木同志说他是一个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他主张提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认为没有把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严格地区分开来,而对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更充分地发挥。文中我提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道主义,这和乔木同志所赞成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并没有根本不同。当时我还问了一句我的讲话是否要改了以后再发表,他说可以出单行本时再改,再详细发挥。我没有听见乔木同志说他是代表耀邦同志来同我谈话的,而且耀邦同志退回寄给他的清样也没有这样的批示。对王若水同志讲人道主义的文章,主要是批评他的“怪影”比拟不伦。对现代派,认为要批评。
   
   
   因为我在那天谈话中,把克服“异化”和体制改革联系起来,认为这样才不致流于空谈,才能和当前贯彻中央的改革精神联系起来。也许这样联系是不适当的,所以,第二次他又在电话中提醒我“异化”是一个重要问题,有争议的问题,要我多加考虑,但也没有说什么不同的意见。(同上,45-46页)
   
   
   同时被约谈的协助周扬起草报告的王若水,对胡的谈话作了详细记录,他在《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一文中引述道:
   
   
   ……胡乔木把身体略为前倾,对着周扬说:“周扬同志年高德劭,年老体衰,两样都有。……‘宜将剩勇追穷寇’,是不是可以再辛苦一次,把讲话修改一下,把文章中没有涉及的地方,或者没有说清楚的地方,索性说清楚一些,然后出单行本……”周扬打断说,“我还要交给《人民日报》发表呢!”胡乔木显然没有料到周扬的态度如此坚决,只好说:“那没有关系……如果在报纸上发表,是不是在前面加一个说明。”这次胡的谈话时间很长,也很杂乱无章。……他自始至终没有正面批评周扬的讲话,至多只是说周扬的讲话对有些问题还不够完整、不够清楚。他主要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或“抽象地阐述人道主义”,我不觉得这是对我们的批评,因为这不是我们的观点。(王若水:《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明镜出版社,1997)
   
   
   至于贺敬之,则把胡这次谈话向中宣部部分人作了这样的传达:
   
   
   3月10日,乔木同志到周扬同志家谈话,在座的还有夏衍、郁文、王若水和我。我记录了大意,现在传达一下。基本是原话,可能有些地方加点解释:
   
   
   “今天谈一个问题:人道主义问题,同时谈谈现代派问题。周扬同志这篇文章,我看到的是《人民日报》打的清样。此中人道主义问题谈得多。有一些比我们过去谈得多。但有些问题还没有鲜明讲出来。若现在就这样的话,会发生许多误会。另外,我看了王若水两篇文章,《为人道主义辩护》、《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
   
   
   我是赞成人道主义的,自认为是非常热烈的人道主义者。但是,这样的文章,谈人道主义把人抽象化,离开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至少首先应该加一个限制词,叫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不能因为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强调过人道主义,成熟时期也讲过人,就从抽象观点看人。……抽象讲人道主义,必然要退到托尔斯泰主义,反对一切暴力。
   
   
   周扬同志文章讲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没有力量,要讲就要展开讲。……讲人道主义一定要讲阶级斗争,有的还是残酷的,如战争。如果需要打仗时怎么办?我们理论宣传如何解释?周扬同志年高德劭,也可以说是年老体弱,文章在出小册子时修改一下,我和耀邦同志讲过。王若水有精力,是否再可以再写些文章。…”(《晚年周扬》,47-49页)
   
   
   真是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胡乔木如此这般讲了一大篇,兜了个大圈,但并没有说服周扬改变发表文章的初衷。或者说,周扬没有领会胡的弦外之音。
   
   
   顾骧接着写道:
   
   
   3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周扬同志的报告。副总编辑王若水与总编辑秦川商量处理这一篇稿件,认为,作者周扬不愿意修改这篇文章,编辑部不应勉强。胡乔木约见周扬谈话并未指出这篇文章有什么错误,只是说有些地方“不够”。一篇文章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文章是“探讨”不是结论,不必请示是可以的。这一下,触怒了权威。在《人民日报》总编辑秦川、副总编辑王若水作了检查之后,胡乔木还是作了指示,要中宣部邓力群向中央提出要对王若水进行组织处理与对周扬责令检讨的处分。……
   
   
   在一个“学术报告会“上,对人道主义“异化”这样的理论问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探讨”,不知触犯了哪一条党规党法?(同上51-52页)
   
   
   如果说当时已有近40年党龄的顾骧不明所以,是资历地位无法和胡乔木、邓力群相比的话,那么,“年高德劭”且曾长期处在通天位置的周扬,没有洞察内里乾坤,便是太书生气了。
   
   
   对此,比周扬年长8岁的夏衍后来直截了当地当面说破称:“周扬,你的那篇文章只有一个错误,就是那是你写的。”(引自李辉《与王若水谈周扬》,1991年9月13日访谈)
   
   
   如果需要进一步解读,不妨看看王蒙的一段话:
   
   
   周扬出于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智慧和历史经验特别是十年“文革”的痛苦经验,意在对于马克思主义当仁不让地有所发展解释,其情可感,其志可嘉,其心胸可敬可歌,其思想水平理论水平也令人赞佩,然而他多少脱离了研讨马克思主义的具体政治条件。他没有更多地从中国党的实践中,从中国党的领导人的言论指示中,而是从马克思的早年文字中寻找理论资源,文章到底是书生啊!而且他是党的高级干部,以他的资历和身份,他要以署(真)名文章的方式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以显著地位发表新论,他当然是在为党立言,只能是为党立言!不经过中央的授权至少是认可,发这样的文章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是纯学术问题?(王蒙:《悲情的思想者》,载《不成样子的怀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100-101页)
   
   
   由此可见,那篇文章署名“胡乔木”的话就平安无事了。“为党立言”,非胡乔木莫属!胡不仅贵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是公认的中共第一支笔。毛时代如此,邓小平时期也如此。此一意识形态最高发言人的地位不容觊觎!尽管周扬的思想理论水平实际高于胡乔木,但他对党内掌控话语权的“潜规则”未免掉以轻心了。
   
   
   而胡乔木得势不饶人,竟穷追猛打,二气、三气周扬。且待另文再续。
   
   
   (09-7-3)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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