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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段不应遗忘的历史 ---异化与人道主义的论战漫话


   楔子--理失求诸野
   
   
   这篇漫话乃阅读港版新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81》(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2008年)有感而作。

   
   
   今年是中共建政六十周年。按照中华文化传统,六十年为一“甲子”,份属大事。当局已宣布“国庆日”将举行大阅兵,届时天安门广场上从“神六”、“神七”到“两弹一星”定必倾巢而出,高调亮相,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空前国力,务求举世瞩目,并著于竹帛。
   
   
   美中不足者,煌煌武备,赫赫军威,虽具威慑,但“软实力”尚嫌不逮,人文精神严重欠缺,“文事”乏善足陈。后者尤为明显。想当年,毛于打天下的戎马倥偬之际,踌躇满志地填就《沁园春》词,以“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嘲笑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以及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何等豪气逼人!但一旦登基中南海,无论其在位之27年,以至二、三代继任者治下33年,文坛艺苑又有何骄人建树,可傲视寰球?
   
   
   语云“盛世修史”,既然北京现政权以“崛起”之大国自居,理应由官方庄而重之地出版一套“国史”,以樹丰碑彰元勋明治乱辨得失而勖国民。古人有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列宁则语曰: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足见兹事体大,不可或缺也。按大陆以往“献礼”积习,泱泱大国庆甲子,此一“国史”自列题中应有之义。然至今未闻相关讯息,看来是暂付阙如了。
   
   
   所幸炎黄子孙不乏有心人,蜚声两岸三地的金观涛教授即其中佼佼者。作为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教授早在本世纪初便立下宏愿:“把当代中国人经历的惊心动魄岁月转化为历史著作”。为此,他“组织编写和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经过差不多近七年的努力”,此一十卷本、据称600万言的煌煌巨著“终于分批出版、与读者见面了。”(该书《总序:世纪视野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不知何故,首批6卷付梓已一年有余,仍有4卷杳无音讯。其中包括第一、二、七和九卷,分别涉及1949-1955,1969-1971以及1976-1978三段时间。但从5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改革开放,这26年的进程大体已见轮廓。虽然是否做到“忠于事实、观点开放”,符合金教授的初衷,或许见仁见智。但起码区别于官方囿于既定偏见的同类出版物,也不同于外国学者笔下的有关著作,特别是开启了国人自修当代史的先河,弥足珍贵。
   
   
   孔子尝言:“礼失求诸野”,指的是中原礼崩乐坏,要到外面重拾礼仪规范。毛王朝定鼎以来,神州板荡,邪说当道,排斥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普世价值。当局既不讲法也不讲理,于今为烈,杨佳、邓玉娇案即为明证。故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问世,可视为“理失求诸野”。
   
   
   “异化”的“怪影”
   
   
   一个怪影在中国大地徘徊……
   
   “你是谁?”
   
   “我是人。”
   
   
   这是王若水《为人道主义辩护》一文的引言,一望而知,仿效《共产党宣言》的开头。其中的“人”,指的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异化”了的人。这在当年围绕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论争中广为人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卷中,对此作了扼要的介绍。该卷题为《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1979-1981)》,作者萧冬连。
   
   
   书中写道:
   
   
   有关人道主义的讨论,一开始就和异化问题联系起来。1979年,高尔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包括《异化及其历史考查》和《异化现象近观》,详尽地考查了异化概念。高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现象的第一人,他说:“他们(林彪、江青一伙)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不但扩大到每一个家庭,而且扩大到每一个人的内心,迫使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敌人,反对自己,侮辱自己。”“抽象的人民成了神,而具体的人民,则被物化,成了供神的牺牲品。”高认为:“一种个人统治的国家,不管打着什么招牌,都必然是封建的,又是宗教的。”林彪、江青一伙的统治带着封建专制的特点,它是“通过政治异化,主要是权力异化实现的”。另一个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现象的人是王若水。1980年6月,王若水应邀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讲演。就听众提出的异化问题详细作答,王指出,所谓异化,就是异己化,“这好比母亲辛辛苦苦生了个儿子,指望他长大之后养老,结果成了个逆子”。他认为,社会主义的异化现象有思想的、政治的、经济的三种形式:个人迷信,现代迷信,是思想上的异化;政府变成了老爷,变成人民异己的力量,就是政治上的异化;盲目建设、片面追求高速度和发展重工业,环境污染等等,是经济上的异化。王若水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危险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而是党的异化。王的讲话以《谈谈“异化”问题》为题在1980年第八期《新闻战线》发表,继而被转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以“异化”概念说明社会主义的各种弊端,为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鸣锣开道,这是“异化”理论提出者的真意。(452-453页)
   
   
   谁也没有想到,此后几年间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以学术热点始,以轩然大波终。1977级的大学生、现任广州美院教授李公明最近著文称:
   
   
   回顾30年来中国思想理论界的风雨历程,有关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讨论是至关重要的历史性的思想搏斗与关键性的现实抉择,我认为其在中国改革开放思想史上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它所曾经触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深度和敏感性、它所曾反思的中国实践问题的现实与前瞻性,以及它所遭遇的悲剧性命运,包括直到今天它的远未过时的现实意义,其重要性都是无与伦比的。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过去对这段思想历程的梳理和研究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至于今天有学者在论坛上大谈“改革开放以来”的多少次“大论争”的时候,甚至完全不提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大讨论,则是很值得商榷的。
   
   这场论争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发生绝非偶然,有其社会历史背景与思想背景。前者主要是文革后遗症引发的激烈社会矛盾,包括79年元旦云南7万知青强烈要求回城,及到京上访浪潮等;后者是文革结束后价值观念危机与新的探索需求,因拨乱反正而凸显,此可以当时备受瞩目的潘晓来信为代表,该信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会越走越窄?》,于1979年5月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后,反应极为强烈,它所提出的“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及其实现的根本问题”受到广泛讨论。
   
   李公明文中还指出,在思想背景方面,“无疑有西方思想资源”。这指的是王若水、汝信等人60年代受命批判人道主义过程中反被潜移默化,“为70年代勇敢倡言人道主义思想”打下了基础;而“东欧共产主义理论家们的理论反思”更成了“直接的思想背景”。此外,始于文革后期的来自民间的思想探索,尤其是内中蕴含的自由主义思想萌芽也不容漠视。
   
   李文列举了这场思想交锋的若干战将王若水、高尔泰等,双方的领军人物分别为周扬和胡乔木。后者把持权力,而前者握有真理。在1979年初举行的理论务虚会上,前期王若水等甚为活跃。但后期邓小平亲自介入,祭出“四项基本原则”这四根棍子,形势当即逆转。不过论争并未止息。
   
   1983年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之际,当局在中央党校隆重举行学术报告会。3月7日周扬作主旨报告,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受到热烈欢迎。
   
   据报道:
   
   中央党校校长王震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长邓力群出席了会议。报告会由中央党校副校长宋振庭主持。周扬的报告讲到“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报告说:“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反对或支配主体本身。”“由于民主和 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作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上的异化,或者叫做权力的异化。”
   
   
   报告过程中,全场鸦雀无声,报告结束,长时间掌声。
   
   当时在场的顾骧对此回忆道:
   
   掌声是热烈而不是敷衍的。我感到宽慰。(《晚年周扬》,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43页)
   
   这位顾骧任职于中宣部文艺局,于周扬复出后几年间“协助他作些文字工作“,此次又被周挑选,和王若水和王元化三人一起“协助他起草这份报告”。该报告分为四部分,标题依次是:《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学说》;要重视认识论问题》;《马克思主义与文化批判》和《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其中第四部分由顾骧执笔,它主要依据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观点,阐发异化的概念,强调“应该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劳动中,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献身的奋斗中实现人的价值,提高人的价值”。现场反应最为热烈。
   
   报告完毕的当日晚上,顾骧赶到周扬家中“告诉他会场的气氛”,周扬情绪高涨:
   
   他告诉我:会议休息时,邓力群上前向他祝贺,说讲得好。王震也说讲得好,还问他“异化”究竟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换一个词?周扬对他说,不能换。那晚看上去他挺高兴。他还告诉我,他的讲话稿在《人民日报》印刷厂打印的清样,已分别送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和贺敬之审阅。大约过了三天,听他说,耀邦同志将讲话稿退了回来,只是在名字上画了圈,没有讲什么。按照通常的理解,是同意通过了。(同上,44页)
   
   胡耀邦时任中共总书记,按照党章乃第一把手。所以顾骧和周扬都以为万事大吉。1930年出生的顾骧当过新四军,50年代初调入文化部,其后于1959年进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研究生班,攻读美学专业,师从马奇教授。他回忆称:
   
   马奇教授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当时国内少有的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有研究的专家。他辅导我读《经济学—哲学手稿》,我接触了“异化”理论。(同上,40页)
   
   不过,在对“异化”的研究方面,顾骧毕竟不及王若水。因此,他起草这一部分的过程中除与周扬讨论,并根据他的意见着笔外,也参考了王若水的文章,是十分谨慎地庄重从事的。
   
   可惜,无论顾骧也好,王若水也好,都是学者而非政治家。周扬虽然在政坛多年,却依然摆脱不了书生气。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比他小7岁,但地位远在其上的胡乔木突然发难,就他的报告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场意义非凡的论争卒以悲剧收场,周扬猝遭重大打击,郁闷成疾,1984年秋即因患脑软化症住院,缠绵病榻近五载,于1989年7月31日撒手归天。去世前他已成植物人,故对“六.四”事件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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