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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幸存者内敛的锋芒——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论争漫话(续七)


   先解释一下题目。“一个幸存者”指现居美国的高尔泰,他是从夹边沟好不容易活过来的。“内敛”,意味着他的哲学论文包裹着一重又一重马克思的词句。而“锋芒”,则谓其揭开了专制政权邪恶和凶残的本质。
   
   
   上述夹边沟乃上一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著名的劳教农场,位于甘肃省酒泉县。该场曾关押3000余名1957至58年被划的“右派”,其后几年间因饥饿及劳累而死亡的超过80%。

   
   
   高尔泰是因发表《论美》一文而入另册的,去年面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卷》(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出版)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美学家”。他固然无愧于“美学家”称号,但明显区别于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御用学者。
   
   
   在八十年代那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论争中,他和王若水是站在胡乔木对立面,并针对其宏文作了系统答辩的几乎仅有的两位。对此,近年颇为活跃的北京中年学者崔卫平,在其去年发表的《八十年代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论战》(以下简称《论战》)中评述称:
   
   
   与别人不一样的是,王若水与高尔泰始终出现在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视野之内,被视作十分危险因而需要加以严加防范,包括胡的报告中有许多内容是直接针对他们的,因而他们的论述以及后来反驳也集中代表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一方的主要观点、成就及理论上的突破。
   
   
   从崔文对那场论战的回顾可见,他们两人也是紧密联系大陆实际探讨此一重大课题的先驱。在此之前,周扬曾于六十年代初提出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但仅用于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而他们则最先把人道主义的讨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异化问题挂钩。
   
   
   有关情况上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十卷》这样写道:
   
   
   1979年,高尔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包括《异化及其历史考查》和《异化现象近观》,详尽地考查了异化概念。高是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现象的第一人,他说:“他们(林彪、江青一伙)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不但扩大到每一个家庭,而且扩大到每一个人的内心,迫使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敌人,反对自己,侮辱自己。”“抽象的人民成了神,而具体的人民,则被物化,成了供神的牺牲品。”高认为:“一种个人统治的国家,不管打着什么招牌,都必然是封建的,又是宗教的。”林彪、江青一伙的统治带着封建专制的特点,它是“通过政治异化,主要是权力异化实现的”。另一个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异化现象的人是王若水。……(452页)
   
   
   尽管高尔泰和王若水都敏锐地将异化作为重要研究课题,但两人的政治历史背景实在判若天壤。
   
   
   1935年生的高尔泰,出身于江苏高淳县边远山村一位小学校长之家,毕业于美术专科学校,后被分配到兰州市某中学任美术教师。57年被打入另册时还“十分年轻”;而1926年生的王若水当时则任职于《人民日报》,且属一位身份特殊的理论编辑,可以列席编委会,并于“反右”之前的4月间受到过领袖的特别召见与当面赞赏。虽然天威难测,“反右”之后不久王就被下放农村劳动,但时间不长即官复原职。文革中期他因触犯“四人帮”一度受排挤,却始终留在首善之区的北京,出入于“庙堂之间”,从来没有挨过饿,受过苦。
   
   
   反之,高尔泰处身大西北,20余年中历经九死一生,家破人亡。1978年春尚未获改正,即被调到兰州大学哲学系任教,此前后开始整理自己从文革后期陆续写下的文稿。用崔卫平的话说就是:
   
   
   曾经身处“强化的国家机器”之中,他所认识和捕捉到的问题更加尖锐,表达也更加彻底。
   
   
   当高尔泰构思写作那篇十分有影响的《异化现象近观》时,他仍然作为“带罪之身”在甘肃酒泉。这文章最初是以断断续续的笔记形式形成于1977年,1979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刊物《未定稿》,该刊主编林韦因发表此文被撤职。(《论战》)
   
   
   笔者在这里要解释一下:上面说高仍属“带罪之身”,并不完全准确。事缘1969年春天,高从敦煌研究所被抽调到酒泉,为该地区“农业学大寨展览”作画,得遇兼任地区革委会政委的军分区政委张哲岚,受到这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部队老干部的赏识,因而于展览结束后获恩准,偕稚龄孤女调酒泉五七干校,在该处一呆十年,虽然还是“摘帽右派”,但已有别于其在敦煌时期的“人下人”地位。须知当时军队干部红得发紫,张政委是酒泉地区的“一把手”。有他“罩住”,大树下面好乘凉。高的日子自然比以往好过些。
   
   
   崔文继续写道:
   
   
   十几年非人生活的历练,使得他一上来便采取了现实政治的立场,而不是停留在学术讨论之中:“异化概念复杂的和能动的涵义,以及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过程中处于什么环节,是国际学术界意见分歧、聚讼纷纭的问题。我们在这里不是要探讨那一类问题,也不是要研究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发展,而是要用马克思曾经使用过的那个异化概念,来分析我们自己的问题。”(《异化现象近观》)
   
   
   崔卫平所引述的这段话,清楚表明高之所以谈异化,并非旨在进行不属其专业范围的学术研究,也无意对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思想发展轨迹寻根究底,而只是借用作为当局祖师爷的马克思“曾经使用过的异化概念,来分析我们自己的问题”。
   
   用粤语来说,便是“借马克思过桥(做幌子)”,针砭时弊。
   
   
   事实上,胡乔木及其手下在这场论争中,也是从马克思著作中寻章摘句,搜集攻击对手的“弹药”,以否定人道主义和异化的提法。
   
   
   显然,当时参与论争者似乎都很在意马克思怎么说,以他的话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无疑等于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退。但这是那个特定时代之类理论斗争的特点。
   
   
   关于此,毛五十年代早有明言:百家争鸣,实质只是两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打对台。而“党天下”不容姓资的有话语权,故“争鸣”之“双方”,均需打着马克思的旗号才能取得入场证。换个说法可称“骑上马克思主义之马”,方可登台亮相,从而使自己的作品有机会刊发于官方出版物,进入大量读者的眼帘。
   
   
   就高这样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而言,他之所以“骑马”要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是为了“走自己的路”,并非把自己变成马,接受当局指令;另一方面,是出于认同马克思本人早期学说中的精华。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这些精华确有其伟大之处,与其晚期学说大异其趣,更与中共所谓“中国化”即“毛化”了的马克思学说大相径庭。
   
   
   也就是说,高之“骑马”意在为己所用,并且在文章中十分注意强调实践,列举事实作为自己的论据,而非将马克思的片言只字都当作先验的真理。崔文就引述了他下面这句话并作评论:
   
   
   “一种实践的人道主义不会满足于对人的权利的思辨的承认,而是要致力于变革那些使人异化的现实的历史条件。”王若水评价高尔泰的文章是“第一次指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有异化现象”。……直到今天看来,高尔泰《异化问题近观》一文仍然没有失去其批判效应。文中指出“异化”现象种种,大多数后来越演越烈。那是因为他所揭示的社会基本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构成社会整合力量的基本内核依旧如此。(《论战》)
   
   
   七十年代末一篇针砭时弊的文章,过了32年依然葆其锋芒,这当然值得作者引以为傲,却更是大陆中国的悲哀!这就如同鲁迅的《阿Q正传》,或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没有过时一样,足令国人掩卷深思。
   
   
   《异化问题近观》共分十八节。大标题下面有个题记,引用了“宋人画论”中的两句话:“远望其势,近观其质”。意味着剖析异化现象的本质。第一节即前面崔文引述过的那段话,开宗明义表明旨趣。如果套毛的话,高文是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射当今社会问题之的。
   
   
   第二节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人之所以为人,是从他作为自由的主体,通过劳动把自己从自然必然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开始的。自由是人的族类本质。劳动产品作为人的目的树立和目的实现的产物,是人的本质的具体肯定。人通过劳动及其产品,实现着和体验到自由和自己本质的肯定。所以劳动异化是人的异化的前提;产品异化是人的异化的主要形式;人受其同类压迫和被社会必然性所支配,完全丧失自我,是异化现象的本质。
   
   
   其余各节,不再一一引述。以下摘录崔卫平对高尔泰系列文章的若干述评:
   
   
   其中最为刺痛意识形态官员的是“权力异化”、“政治异化”以及“权力拜物教”、“政治拜物教”的表述。文中直陈:“人民作为主人委托给自己的代表的权力,反过来变成了压迫和奴役自己的异己的力量。‘主人’变成了‘公仆’,‘公仆’变成了‘主人’。消除异化的原因,变成了异化现象的直接原因。这种颠倒是权力异化的典型形态,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明显反动。”在只允许打“死老虎”的情况下,高尔泰将矛头指向了“林彪”等人:“林彪、江青一伙利用他们所窃取的权力,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形成了一个无形的国中之国。林彪、江青一伙通过层层控制,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建立了一个执行他们的‘镇压之权’的官僚机构。这个官僚机构在国家中形成了一个特殊的、闭关自守的集团,形成了一个和实在的社会主义国家并立的虚假的国家。它认为自己是国家存在的理由和目的。……在他们那里,国家本身的职能消失了,变成了林彪、江青一伙个人的目的,变成了他们称王称霸的资本和权势基础,或者变成了他们一伙升官发财的手段和上升的阶梯。”(《论战》)
   
   
   读者不难悟到,高所鞭笞的“他们”,非但指代实质上以毛为首的毛、江“五人帮”,而且涵盖了其所有鹰犬与爪牙,包括一切帮闲与帮凶,即毛王朝的军事官僚特权阶层。或者借用毛曾经在最高指示中用过的名词:“官僚主义者阶级”。
   
   
   崔文继称:
   
   
   运用马克思批判中“商品拜物教”的提法,高尔泰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权力”相提并论,指出了“权力拜物教”的存在:“商品拜物教和货币拜物教在这里变成了权力拜物教。权力的世界越是增加价值,人的世界也就越是失掉价值。无数人死于非命,只当做‘交学费’,就是这种情况的最一般的表现。”(《论战》)
   
   
   “权力”与“权利”只一字之差,且在普通话同音,故“大老粗”出身的中共高干以至其幕僚往往写错。但“他们”心中对这两个词却分得很清楚,绝对不会把意思搞错。“他们”在意的是前者,因为“有权就有利”。对于“他们”来说,那如同贾宝玉身上的“通灵宝玉”,是须臾不能离身的。高尔泰以“权力拜物教”表述,也是“骑马”---借马克思之矛,攻其华夏“信徒”之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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