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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慢改革”就能拯救苏联吗?----读雷日科夫《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

来源:民主中国
    回顾苏联的改革,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雅科夫列夫等改革派领袖先后都有回忆录出版,尽管彼此之间的政见并不相同,但对改革基本上持肯定态度;而保守派人士,包括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如前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亦有与之针锋相对的回忆录出版,书中不乏对改革派的否定和辱骂。历史就是这样一面多棱镜,在不同的价值立场之下,展示的"真相"可能截然相反。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是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因为不认同戈尔巴乔夫的许多改革政策,一九九零年秋天遭到解职。一九九一年六月,雷日科夫在苏共及政府内部的保守势力的支持下,出马与叶利钦竞选俄罗斯总统的职位,结果惨遭失败,从此不再对政局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也正是这种命运的阴差阳错,他没有介入"八·一九"政变,没有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但是,他在内心深处对政变失败者颇为同情,在意识形态上与他们也大致相同。他坚持认为苏共并非政变的主导者,"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中,并没有任何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介入……这次'暴乱'对于党的总部而言是事起仓促。"所以,他认定,政变失败之后,戈尔巴乔夫宣布苏共停止活动是不公正的决定。他对"八·一九"政变的本质缺乏清楚的认识,正如政治评论家索科洛夫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在别的国家制造变乱通常都是一伙凶犯的异想天开,事后他们被投入监狱去过他们一向所过的日子,那么八月政变则是没有先例的。这次政变中让自己触犯法典中种种条款的,实际上是所有的苏联领导部门:强力机构(军队、内务部和克格勃上层人物),权力执行机构(内阁),立法权力机关(卢基扬诺夫和"同盟者"),党的权力机关(苏共上层人物)。而当一个国家所有上层人物要么是罪犯,要么是帮凶,并且他们都在人民面前遭到毁灭性失败的时候,这样的国家是无法立足的。"
   在回忆录《大国悲剧》中,雷日科夫指出,自己并不是改革的反对者,只是激进改革的反对者。他认为正是由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实施了过于激进的改革,才导致苏联解体,民众生活陷入困境。尽管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两人水火不容,但在雷日科夫眼中,他们都是搞垮苏联的罪魁祸首。雷日科夫承认苏联的制度存在各种问题,也主张苏联应当向外部世界开放,但他强调说:"由于我国历史情况十分复杂,在实施这种变化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权衡利弊,以免国家航船颠覆。不论这只船是什么船,但它毕竟是我们自己的船。"这种想法,是旧制度中的技术官僚最为典型的观点:稳定压倒一切,"我们"的船尽管很破旧,但要竭尽全力将它维持下去,而不必大刀阔斧地制造一艘新船。雷日科夫集中阐述了他在经济、政治、内政、外交诸多方面的"缓慢改革"计划,并为这些计划未被戈尔巴乔夫采纳而感到遗憾。其实,他的这些计划只限于对旧制度的修修补补,只是给脓疮上一点止痛药而已,而不是动手术切除脓疮--当然,他不会承认旧制度中的若干弊端是必须切除的脓疮。他所谓的"缓慢改革",只是在经济领域作有限的调整,而固守僵化的政治体制,对少数民族采取经济笼络,并继续对西方保持强硬态势。
   雷日科夫是一名出色的工程师和国营企业的管理者,拥有多项专利技术,曾将乌拉尔机械制造厂等大型国企管理得有声有色。后来,他被提拔到中央主管工业,起草和制定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但是,他的胸襟和眼光只限于此。一九八五年,当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时候,提拔雷日科夫出任苏联政府总理。但是,由于知识结构、思想意识和阅历的局限,雷日科夫看不到苏联社会结构的病根,更不用说展开有效的治疗了。学者霍布斯邦切中肯綮地指出:"苏联政治和经济管理制度的僵化和用意识形态教条控制人们的思想,导致思想活力与质量下降。在一个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极度缺乏的社会,人们不可能随时适应和解决不断出现的新状况、新问题。这就决定了苏联在与西方的竞争中难以获得胜利。"雷日科夫始终反对制度变革,认为仅仅作技术上的调整就可以挽救苏联的危机。他不知道,改革一旦启动,就会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根本不可能继续将其限定在某一范畴之内。
   在苏联七十三年的历史当中,对苏联的制度架构和社会文化心理打下烙印最深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斯大林,另一个是勃列日涅夫,他们当政的时间也最长。斯大林带给苏联的是暴力与恐惧。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斯大林政治肖像》一书中对斯大林的罪行有如下之总结:"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利剥夺他人的生命。斯大林粗暴地践踏了这个权利。剥夺生命是不可容许的罪行,剥夺几百万人的生命更是无法想像的滔天罪行。……斯大林在不断满足但又无法彻底满足他那血腥的欲望时,犯下了史无前例的反对自由的罪行:他不让人们自由地生活和自由地思想。"勃列日涅夫带给苏联的则是谎言与腐败。在享尽荣华富贵之后,勃列日涅夫们心满意得地告别人世,他们只要生前牢牢控制权力,哪管死后洪水滔天。于是,苏共蜕变成为一个分赃集团,而要确保分赃的地位,它不惜对反对者使用暴力。雷日科夫承认:"几十年来它把权力视为自己的专利,它已经丧失了现实的日常政治斗争的能力。结果当一个统一的肌体丧失了自己追优良的品质--战斗性,自我牺牲精神,无私奉献精神……的时候,它衰退了。"他在谴责叶利钦、揭露叶利钦也是旧制度的产物的时候,因为对叶利钦这个最大的政敌的痛恨,无意之间说出了对党的官僚体系的真实看法:"我还没见过一个机关干部,在权力机关里的经历对他不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这种扭曲常常会使人的灵魂变得丑陋,使信仰、理想、希望丧失。"那么,难道雷日科夫本人就不在这一系统之中吗?

   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的时候,既没有任何经验可以效仿,党内也缺乏能够成军的健康力量。当时,戈尔巴乔夫乐观地认为,改革运动也包括苏联共产党内部的大改革。尽管教条主义者固执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的神话,特别是在一些军人、国家安全系统人员之间,共产主义是救星的思想根深蒂固,但在斯大林去世之后的二三十年之后,一些理性派势力得以舒展,教育水平也全面提高,出现了一些批判的自我意识的萌芽。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思潮出现了,那就是站在社会民主性的立场上,去确认公民社会的主要价值。但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想到,他的改革触动了大部分党政官员的切身利益,他们不是出于理智而支持改革,而是出于私利而反对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入,戈尔巴乔夫成了众矢之的:激进改革派认为他太守旧,保守派则认为他太冒进。作为反对派领袖的叶利钦批评说:"戈尔巴乔夫认为他可以把不可能融合的事务融合起来:共产主义与市场、公有制和私有制、多党制和苏联共产党一党专政。"而作为戈尔巴乔夫倚为左右手的、处理实际工作尤其是经济事务的总理雷日科夫则批评说:"没有改革的战略路线,搞得匆匆忙忙,缺少深思熟虑,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即兴而为的产物……他提出的大量口号和纲领都空洞无物,毫无根据,缺乏应有的组织工作。"这样,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在几条战线上疲于奔命。后来,他终于发现,旧制度的灭亡是无法避免的。这也正是雷日科夫对戈尔巴乔夫最不能谅解的地方,雷日科夫由此将戈尔巴乔夫看成党的叛徒、看成是苏联的"不肖子孙"。但是,戈尔巴乔夫这样做,只是顺应历史的走向而已,正如索尔·舒尔曼所评价的那样:"戈尔巴乔夫的最大功劳就是他开始改革的进程以后,终于明白这个体制已经没有生命力了,经过几度摇摆,最后拒绝动用坦克和刺刀,让它去自行毁灭。"
   与克留奇科夫的回忆录一样,雷日科夫在回忆录中如同世外高人一样,毫无自我反省,仿佛自己不是那段历史进程的当局者而是旁观者一样,他的书中处处充满了对他人的谴责。对于波罗的海三国、乌克兰和中亚各国的分离,他统统斥之为忘恩负义,用很大的篇幅来追溯在二战中苏军如何将这些弱小民族从德军的凌虐之下解放出来,却竭力回避斯大林时代以来苏联当局的对各少数民族的歧视与迫害。他故意贬低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运动,将体制内的改革派如雅科夫列夫和体制外的反对派如索尔仁尼琴都看成是"自私的个人主义者"以及"西方国家的代理人",却一个字也不提及古拉格群岛的邪恶。面对苏联的历史,他也缺乏基本的诚实态度,不承认那些黑暗的篇章。他将苏德之间签订的《里宾斯洛甫-莫洛托夫秘密备忘录》和卡廷森林事件等全部视为"谎言"。因为讳疾忌医而说谎的雷日科夫的这些言论,如同否定纳粹大屠杀的言论一样,只能遭到国际社会和俄罗斯主流社会的唾弃。与克留奇科夫相似,雷日科夫对普京重整国威的作为寄予厚望,在普京时代他以议员等身份继续从政,并于二零零四年,在其七十五岁生日之际获颁彼得大帝勋章。然而,雷日科夫却忘记了,普京本人也是认定旧制度必然灭亡的人之一,曾经在民主德国工作的普京后来回忆说:"我却没料到民主德国会这么快就消失,尽管我很清楚这一切迟早都要到来。"当然,东德的崩溃与苏联的崩溃互为因果的--在东德及整个东欧发生剧变之后,苏联不可能单独幸存下来。
   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雷日科夫将苏联解体之后的各独立国家和俄罗斯的情况都描绘得一片漆黑,甚至使用"夜幕笼罩大地"的标题。他理直气壮地说,大部分受改革和解体之害的民众都站在他这一边,那些独立国家的民众也对于脱离苏联这个"温暖的大家庭"而感到懊悔。但是,他却不愿解释他与叶利钦竞选的时候,尽管手上掌握了相当的党政资源,却遭到了惨败,这难道不是民众一人一票的选择吗?而欧盟的扩大和北约的东扩,却得到原苏联势力范围内的许多东欧国家的民众的热烈支持,他们为何投向西方的怀抱而不愿回归俄罗斯呢?雷日科夫无言以对。可见,有了选择权利和选择自由的人民,不是你想"代表"就能"代表"的了。
   作为昔日苏联政治核心圈子中的人物,在剧变之后的俄罗斯,雷日科夫还能从事政治活动、自由表达批评意见,这本身就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宝贵遗产的一部分,这本身就说明雷日科夫是他所否定的改革的受惠者。今天的俄罗斯当然还存在若干不确定因素,《俄罗斯史》一书指出,俄罗斯的年青一代一方面担忧贫穷的扩大,另一方面不满于新富人的自私和贪婪;他们为犯罪和腐败扩散感到不安;对政客的承诺或左翼右翼热烈的政治活动不信任;对模仿和借鉴西方越来越感到矛盾;他们希望俄罗斯成为"正常"、稳定的社会;他们最关心的是为自己赢得体面的人生。他们当中没有人愿意回到斯大林时代和勃列日涅夫时代,没有人愿意接受雷日科夫所谓的"缓慢改革"的结果。民意调查和其他调查都表明,大部分俄罗斯人为自己、为国家要求的是"正常的生活",即经济稳定有保障,公共安全,受世界尊敬的有能力的政府,自由和社会需要及个人权利都能得到保障的一个有道德的公正的社会,"这是俄罗斯后共产主义简短的历史中最令人振奋的发展了"。无论雷日科夫有多么"心不甘情不愿",他也无法改变这种强大的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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