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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眼旁观季羡林的“祝寿大会”

来源:纵览中国

    前些天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报道:《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季羡林先生九十二华诞暨人文教育主题茶话会侧记》,作者宋晓梦。不妨把这篇妙文抄在下面。第一段是这样写的:

   依旧是一袭蓝衫,依旧是气定神闲的模样。当大病初愈的季羡林先生出现在众人面前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庆贺季先生九十二华诞暨人文教育主题茶话会十月月十二日在北大勺园举行。据说,今年八月,季先生生日的前一天,门前干涸了很久的池塘中,季先生亲手种植的、曾被周一良教授称为“季荷”的满塘荷花,清晨竟然全部开放。人们都说,这是先生的精气神所致。

   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如果这不是周星驰式的幽默的话,也亏得这位记者能写出如此精彩的文字来。现在都已经是什么时代了,该记者还在渲染生日荷花开之类的谶纬把戏!荷花开放与季老过生日,不过是偶然凑巧赶在一起而已,哪里会是“先生的精气神”所致呢?这岂不又成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在二十一世纪初印刷的、号称一份专门供高级知识分子阅读的国家级大报上,居然还在津津有味地讲述类似的、“天人感应”的荒唐故事!我想,也许有人真的相信季老的“功力”比那些研究转基因的生物学家还要高,他能够遥控花开花落了。既然季先生的“精气神”如此厉害——不亚于《封神演义》中各路呼风唤雨的神仙,那么他为何不让农民地里的粮食亩产上万斤,这样不就一下子解决了中国“扶贫”的难题吗?

   

   这位记者简直把季老当作神仙了,而季老同意发表这样的文章,他本人大概也把自己当作神仙了!即便种了一棵荷花,也要取得“冠名权”,这难道不是一种个人崇拜吗?周一良以“季荷”命名,可见文人之间的互相吹捧何等肉麻。人一老,就容易自己崇拜自己、并以为所有人都崇拜自己,如同伟大领袖那样。不过,文人无权,其个人崇拜毕竟不能兴风作浪,而只能自我玩味。

   

   由此可见,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去除内心的虚妄和自恋则是首先需要迈出的第一步。昔日,汉高祖刘邦不是到处宣称自己曾经路斩白蛇,所以自己乃是天子下凡吗?这种鬼话历代统治者都喜欢编造,“盛世”哪能没有“祥瑞”的出现?最后,文人们也攀附其后,开始制造一系列“文曲星”下凡的神奇故事。例如,在《儒林外史》中,胡屠父打了中举的范进之后,胳膊不就抬不起来了吗?如今,在堂堂最高学府之中,居然仍然流行这样的低级的迷信观念,真让人对北大的学术氛围和理性精神深感失望。

   

   在此次祝寿大会上,诸多重量级的学者名流亦发言祝贺。如果仅仅是讨论季氏个人的私事,我不会有兴趣。他们讨论的话题大都围绕季氏近年来鼓吹的“东方文化救世界”之学说展开,九十年代以来北大是“国学热”的始作俑者,季氏亦配合此潮流发表了不少高见。且看这些著名学者是如何应和的:

   人文教育是季先生一贯关心的,所以今天的庆贺会加入了人文教育的主题。周汝昌教授首先以陶渊明的诗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先生祝寿。他说,菊花可以延年益寿,是最祥瑞的东西;我们为人祝寿时常说“寿比南山”。周老希望能有学术团体经常创造些机会,“让我们几个老书生见见面,同时也让人文科学在社会上更受重视。”

   

   杨叔子是到会的唯一一位中科院院士、教育部人文教育委员会主任,目前正在北大蹲点。他回忆了季先生曾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什么?一是爱国,二是有骨气。他说,季先生对我国人文教育的贡献值得我们永远感激!

   金开诚教授是带病前来为季先生祝寿的。前不久听说季先生急诊住院他很担心。当看到已经摆脱了病魔的季先生脸色红润,精神矍铄,金教授非常高兴。他说,什么叫人文教育?人文教育就是要把人教育成文明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人有荣辱感。季先生并不为自己追求什么荣誉,但他以自己的言行、成就赢得了崇高的荣誉。

   来给季先生祝寿的还有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他说,任何人都生活在人际关系之中,商场不是战场。战场你死我活,商场“和解就是双赢”。今天是对手,明天就可能是合作伙伴。汉民族是个宽容的民族,当你看到“和解就是双赢”的局面时,你就会感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

   叶朗教授的发言满怀深情:加强人文教育就要在大学营造一种氛围。北大之所以有一种特殊的氛围,就是因为有季先生这样一批大师。他们的人品、学问、胸襟、气质以及惊人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北大的学生。

   

   郭预衡教授认为,现在一些人文教育的文章太深奥,让人看不懂。如果能像季先生那样实实在在做人,朴朴实实做学问,写出一些平易近人的文章来就好了。

   本来,侯仁之、张岱年、林庚三位老先生也要来祝寿,季老连忙定下一条原则:比他年纪大的都不许来。结果,三老都捎来了贺信。

   在庆贺会临近结束时,陈祖芬女士代表大家向季先生献上一束盛开的鲜花。季先生感谢大家的鼓励,并介绍了他近期将发表的一篇学术文章。他说,将来人文科学的发展,必定是西方的分析加东方的综合。

   诸位先生的发言大都是老调重弹——老调何时才能谈完?

   杨叔子院士当过华中科技大学校长,主持该校之“人文精神”论坛,获得不少好评。但此时此刻,杨院士居然声称认同季氏所说的“中国的人文精神中第一要义乃是爱国”的观点。发现“爱国”和“骨气”居然成了了不起的创见,居然成了对中国人文精神教育的巨大贡献,这是否也说明我们的学术和教育水准太低了呢?

   说到“爱国”,我不知道中国的古人爱的是什么样的“国”,因为直到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才逐步形成。中国历代王朝,只有“天下”(而且是“家天下”)的概念,从无“国家”的概念。所谓“爱国”,其实也就是“爱皇帝、爱皇后、爱贵妃们乃至爱服侍皇帝的太监们”(如方孝儒式的愚忠)。在我看来,这样的爱不过是一种被统治者洗脑之后的“愚忠”而已。在中国古代的“家国体系”当中,个人的自由和尊严根本没有位置,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叫什么“人文精神”呢?

   诸位学者不惜使用最美好的言辞来美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在季氏身上的“活的体现”。金开诚教授所谓的“知荣辱”、郭预衡教书所谓的“朴实”、厉以宁教授所谓的“宽容”、叶朗教授所谓的“惊人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看起来全都头头是道、美不胜收,但我认为,这些言辞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对季老而言,显然都是过誉了。

   比如,我们不妨追问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像厉以宁教授所说的那样宽容吗?难道焚书坑儒是一种宽容吗?难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一种宽容吗?自古以来,中国仅有帝王一个人的言论自由,而无士大夫和老百姓的言论自由,在文字狱的血雨腥风里,哪里有半点的宽容可言?当欧洲国家先后颁布人身保护的宪章的时候,中国的大臣们还在忍受着廷杖的苦楚。如李慎之先生所说,中国传统文化乃是专制主义为主体的文化,其中“宽容”的元素极其稀缺。中国人真的懂得“和解就是双赢”的思维方式吗?中国只懂得“成王败寇”的最简单的道理。

   在我看来,评估一名知识分子是否真的优秀,其衡量标准之一便是他是否达到了“知行合一”的境界。季羡林教授恐怕并未做到“知行合一”,他并没有那么“实实在在、朴朴实实”,至少与金克木先生是无法相比。金克木先生从来不出席文山会海,不作官和商的花瓶。近年来,季氏则堪称“老电视明星”,时时在电视镜头前对那些自己根本没有研究过的领域发表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高见”。季氏本来是一位研究梵语和印度文化的语言学家及翻译家,却对媒体张冠李戴地赋予的“国学大师”的称号安之若素。季氏看似清高,与权力之间却保持着一种微秒的若即若离的关系。记得当年我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北大校刊上还登过这样的一则消息:季老虽然不是党员,却不顾严寒,精神抖擞地去“列席”北大党代会,并受到专程来北大的北京市市委书记的接见。当年我读季老之《牛棚杂忆》,并未感受到多么强烈的“荣辱感”,其中并无几分深切的忏悔精神,有的只是对自己曾经“积极”参与文革初期的造反活动的辩解,以及对飞扬跋扈的“老佛爷”聂元梓的种种愤怒和谴责。对于北大近年来的若干“怪现状”,最为“德高望重”的季老也从未发表过什么批评性的意见。老先生是否过于爱惜自己的“羽毛”呢?

   作为九十年代以来“国学热”的热烈鼓吹者,季老到处“放炮”,“东方文化救世界”之说骇人听闻。然而,究竟什么是“东方文化”都尚未厘清,便洋洋得意地宣称“东方文化”要“拯救世界”,这难道是一个严肃的学者所当行事的吗?究竟谁能代表被吹捧得天花乱坠的“东方文化”呢——是印度,日本,还是中国?此三种“东方文化”可是风马牛不相及啊,它们之间的差异,根本不亚于其中某个国家的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差别。比如说,印度近年来的经济奇迹,不是得益于它的以种姓制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而是得益于软件产业、英语水平以及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有效率的管理制度,这些可全都是西方文化啊。可以说,在印度、日本和中国,已经没有什么东西是纯粹的“东方文化”了,“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已经交融在一起了。在这样的背景下,过度宣扬“东方文化”,便是出于一种封闭狭隘的心理状态。我不相信某一种文化便能够拯救今天的世界,而暧昧不清的“东方文化”如何像超人那样拯救世界,季老却又语焉不详。

   荒谬的是,季羡林先生甚至将“天人合一”的学术解释成“环保主义”,称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环保观念。然而,他却对中国目前是全球环境破坏最严重的国家的这一事实视而不见。如果说中国人真的有环保意识,会把自己的国土弄得如此不堪吗?沙漠离北京中心仅有数十公立远,我们每天生活在沙尘暴的阴影之下,还奢谈什么“天人合一”?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国学热”与全球民主化的大潮流背道而驰,而与民国初年袁世凯所倡导的“读经运动”如出一辙。对于这股已经蜕变为对“王道政治”的宣扬的腐尸般的思潮(它又与大言不愧的种种“后学”巧妙合龙),我个人是无比厌恶的。我一直认为,我们对传统文化不是批判得过头了,而是批判得很不够。在今天许多人否定五四的背景下,我们更要继承五四的真精神,将一切不让人好好活着的“国学”全都扔到垃圾堆里去。作为五四的摇篮和发源地,不应堕落为“国学”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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