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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撬动了最下面那块基石——读叶梅利亚诺夫《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

来源:观察
   如同其黑白分明的墓碑一样,今天赫鲁晓夫在俄国和全世界仍然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但他对苏联和世界历史影响之大是无可置疑的。他在苏联历史大约七分之一的时间里都担任着执政党党魁的职务,他在任的时间比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任职时间的总和还长。他领导苏联部长会议的时日比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吉洪诺夫和雷日科夫等诸位主席都多。他是苏联领导人中少有人在党政两个领域长期任职或兼职的人。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后期领导人的政治意识恰好是在他领导的十一年内形成的,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批判斯大林主义的秘密报告,成了苏联历史的转折点。赫鲁晓夫的孙女、历史学家赫鲁晓娃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李宗陶的采访时指出,二十世纪俄罗斯政治史上有四个重大事件,即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一九四五年的战胜纳粹德国,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九八五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改革。这种看法并无夸张之处。
   
   就连曾经遭到赫鲁晓夫羞辱的现代雕塑家涅伊兹韦斯内都愿意为赫鲁晓夫设计墓碑,而这一黑白交错的墓碑形象地表明了赫鲁晓夫在专制与民主之间挣扎的复杂性;然而,自称“历史学家”的叶梅利亚诺夫在砖头一样厚的《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一书中,却塑造了一个完全负面的赫鲁晓夫的形象——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也一个玩弄权术的高手,他是一个缺乏文化素养的粗鲁的农民,也是一个让苏联这个蒸蒸日上的大国走上下坡路的罪人。叶梅利亚诺夫的父亲是斯大林时代的高级官员,他本人也是斯大林时代的受益者,正如中国军队大院的子弟将文革描述成“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样,叶梅利亚诺夫对斯大林创造的“黄金时代”恋恋不舍,自然对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不以为然。作为一名忠心耿耿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以同样的《未经修改的档案》为名,撰写了上下两册的斯大林的传记,对斯大林歌功颂德,即便是古拉格群岛和大清洗的罪恶,他也拼命为之辩护,声称这是斯大林为巩固政权的不得已的选择,因此他的书是要将斯大林由“魔”还原成“人”;与之对应,叶梅利亚诺夫对赫鲁晓夫这个“叛徒”毫不留情,极尽丑化之能事。所谓“未经修改的档案”,档案本身可能确实没有修改过,但作者对档案的选择却有明确的取向,他专门选择那些对赫鲁晓夫不利的档案,而摒弃那些对赫鲁晓夫有利的档案。如此这般拼凑,一部否定和诋毁赫鲁晓夫的传记便成形了。
   

   首先,叶梅利亚诺夫认为,赫鲁晓夫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缺乏基本的文化、科学和管理知识,所以将国家治理得一塌糊涂。这种看法具有相当的片面性。因为他所肯定的赫鲁晓夫的前任与后任,即斯大林和勃列日涅夫,同样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另一方面,青年时代的教育资历并不意味着在担任高级职务之后就能派上用场,而此后的勤勉自学未尝不可弥补缺陷、开阔视野,米高扬便如此赞扬赫鲁晓夫说:“他是一个真正的天才,就像一颗未经打磨的钻石。尽管接受的教育有限,但他理解事物和学习东西都很快。他具有领导人的性格——顽强、勇敢,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非常执着,敢于挑战陈规。”而这种有草根经历的、自学成才的领导人,往往有可能成为大刀阔斧的改革者。在中国,八十年代的改革派领导人胡耀邦和赵紫阳,都与赫鲁晓夫有着相似的履历,都没有上过名牌大学,但他们好学不倦、不耻下问、为人正派,与知识分子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具有改革的激情与勇气。与之相比,名校毕业的江泽民与胡锦涛,或为技术专家,或为政工干部,反倒缩手缩脚、僵化保守、拒绝改革、任由腐败肆虐。可见,教育程度的高低并非判断领导人领导力的强弱的惟一标准。
   
   其次,叶梅利亚诺夫根据赫鲁晓夫在国内和国际上的一些不拘小节的讲话和表现,认为赫鲁晓夫是一个喜剧角色、一个自以为是的戏子、一个好兵帅克式的人物,“模仿真诚对于赫鲁晓夫来说非常典型,这帮助他隐藏真实的情感。同时,长期的游戏让他忽视了真理与谎言的界限是怎样消失的。”这种看法并不符合苏联的历史真相与赫鲁晓夫的个性。“生活在面具之下”,的确是所有极权社会中人们的一种自保的本能。被斯大林下令枪杀的秘密警察头子雅戈达,在临死前说出了几句真话,他说苏联社会是一个“假面舞会”,是由四种演员组成的,“第一种人演‘人民崇高的父亲’,第二种人演告密者、叛卖者,第三种人演‘不幸的女人’,第四种人演‘刽子手’。所有这些荒唐的表演都以严肃的形式出现,就像表演俏皮的时事讽刺一样,真是莫名其妙!”赫鲁晓夫当然也不例外,在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他不得不曲意奉承;在贝利亚飞扬跋扈的时候,他不得不联合斯大林的“近卫军”们将其干掉。在政治斗争中,他做过很多违心的事情,说过很多言不由衷的话,这都是不必掩饰和否认的。但当他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之后,毅然开启非斯大林化的大门,这绝非做戏。就在他作苏共二十大报告的时候,有人递纸条给他,质疑说:“斯大林干这些坏事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他回答说:“我就坐在你们今天坐的位置上。”这样的回答显然是真诚的,不是表演。
   
   叶梅利亚诺夫在这本书中致力于破除“二十大神话”。他认为:“赫鲁晓夫将真正的事实与许多歪曲历史真实和逻辑的杜撰掺杂起来,由此创造的神话成为摧毁社会意识的强大工具,其毁灭性之大还因为二十大的神话是二十世纪最持久的神话之一。”他指出,二十大报告应当对苏联日后的崩溃负责:“赫鲁晓夫的报告加强了厚颜无耻和不信任的情绪,强有力地推动了苏联社会的道德和思想被侵蚀的进程……赫鲁晓夫在许多方面重复了西方自‘冷战’初年就对苏联当局提出指责的东西。”叶梅利亚诺夫的观察颇有些见地,确实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揭露和否定,撬动了苏联铁幕最下面的那块石头。但是,在这些指责中,他犯了一个颠倒因果的错误:并不是赫鲁晓夫让苏联社会的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感,而是赫鲁晓夫所批判斯大林时代泛滥的谎言和暴力让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信任感。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一书中指出:“斯大林以自己的整个一生和自己的行动证明,谎言是无缝不钻的祸害,一切灾祸都从谎言开始。暴力、个人专权、官僚制度、教条主义、恺撒主义——这一切都被谎言美化了。”当然,也不是赫鲁晓夫或者继承其事业的戈尔巴乔夫毁掉了苏联,而是斯大林在苏联制度的核心种植下了致命的毒素,即便继承者不是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之类的“叛徒”,而是“斯大林二世”、“斯大林三世”,苏联也不可能获得“长治久安”。正如美国学者布热津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以苏联的名义所建立的极权主义制度不仅扼杀了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且不能汲取后工业社会中内在的必要因素——分散的大众交流媒介,自由沟通信息,自发性的相互作用和决策的多中心。这套思想体系“摧垮了人的精神,创造力和自我利益之间休戚与共的关系完全被扭曲了。它切断了创造力和自我利益之间密切结合的渠道”。因此,它的停滞和灭亡是必然的,即便像赫鲁晓夫那样通过局部的改革,亦无法扭转整个趋势。
   
   叶梅利亚诺夫企图挖掘大量的史料来为斯大林的政策提供合理的解释,比如斯大林的大清洗是必要的,因为那时苏联内部确实隐藏着不计其数的“第五纵队”。这种说法侮辱了数千万无辜受难者的灵魂。叶梅利亚诺夫的支持斯大林和否定赫鲁晓夫的两部“巨著”(分量巨大的著作),在斯大林的宠臣日丹诺夫讲过的一个笑话面前便摇摇欲坠了:“斯大林因为丢了烟斗而牢骚满腹,他说:‘谁要是找到它,我会给重奖。’贝利亚在三天之后抓到了十个小偷,而且每个小偷都招认正是自己偷了烟斗。又过了一天,斯大林发现了烟斗,原来掉到办公室的沙发后面去了。”日丹诺夫在讲笑话的时候开心地笑着。历史学家姆列钦评价说:这件有趣的事首先表明了日丹诺夫的特点,同时也表明了贝利亚的特点,以及所有斯大林的宠臣和奴才们的特点——为了得到领袖一句称赞的话,这些绝顶精明的人可以不惜一切代价。对于他们来说,无辜者的生命一钱不值。赫鲁晓夫之所以要作二十大报告,之所以要否定斯大林,就是要让苏联社会变得正常化,让生命的尊严不至于被如此践踏。叶梅利亚诺夫经过统计指出,赫鲁晓夫掌权十一年所罢黜的高级官员的数量,比斯大林掌权二十九年所罢黜的高级官员还要多,由此认为斯大林比赫鲁晓夫更加“仁慈”。但是,在赫鲁晓夫打倒的政敌当中,除了极度危险的贝利亚被枪决之外,如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人,虽然遭到批判和羞辱,但并没有被逮捕入狱乃至肉体消灭。赫鲁晓夫改变了苏联的政治斗争必然导致消灭对方肉体生命的规则,这难道不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吗?当然,由于个人和时代的限制,赫鲁晓夫没有意识到苏联整个体制的根本性问题,没有放弃共产党的若干原则,加之被守旧力量所推翻,他的改革的深度、广度和成果都有限。如果他知道二十年之后戈尔巴乔夫帮他实现了理想,他将何等欣慰——“消灭了那个早已使我国无法成为富足安康、繁荣富强国家的极权主义体制。在民主变革的道路上实现了突破,自由选举、出版自由、代表制政权机构、多党制均已成为现实。社会获得了自由,政治上和精神上得到了解放。”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叶梅利亚诺夫笔下的不是客观公正的历史。他对斯大林时代的招魂,对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所有的改革家的攻击,不会得到太多人的认同。他再三强调:“笼统地否定过去不仅意味着强行摧毁人的记忆,污蔑先辈的事业,而且导致破坏社会组织的基础。”换言之,他要将斯大林时代“无比美好”的一面注入人们的大脑之中。然而,赫鲁晓夫时代的解冻不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吗?将赫鲁晓夫时代描述成一团漆黑,难道不正是作者所否定的“强行摧毁人的记忆”的工作吗?这是斯大林主义者无法自圆其说的历史悖论。是的,记忆与人类的尊严有关,历史从来不应当为胜利者所垄断。在叶梅利亚诺夫的历史观当中,只有一个无比弘大的、抽象的“帝国”的神位,他迷恋于斯大林创建的世界上最大的帝国的余晖,认为任何干扰这一美景的行为都应当遭到谴责;同时,他完全忽视那些因“帝国”版图的拓展,而失去自由与生存权的无辜百姓,那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他眼中,与在斯大林眼中一样,都是无足轻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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