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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师兄们一起/挂完经幡/我抬头一望/多么美的天空
·它的眼神告诉我,这天已等很久
·太阳,化为一条/金色的河流/在尘世宁静流淌/我那颗渴望自由的心灵/沐浴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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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甘为奴的见证——相逢贵州人权研讨会

   不甘为奴的见证
   
   @ 王 藏
   
   2007年至今,我在贵州高原生存工作,沉潜磨炼。期间,我与吴玉琴、马玲丽、张明珍、莫建刚、陈西、廖双元、申有连、全林志、杜和平、李元龙、方家华、李任科、张重发、吴郁、田祖湘、徐国庆、陶玉平、曾宁、黄燕明、陈德富、葛实如……等“贵州人权研讨会”成员成为朋友,经常往来。我认为,“贵州人权研讨会”已成贵州这块热土与“启蒙社”、“民主墙”一脉相承的自由民主力量(其中莫建刚、方家华是启蒙社骨干),其中不乏大无畏抗争精神与知行合一理念的生动展现。

   
   我还未满20岁时,由于热爱诗歌/文学的缘故,加之从小我就对一切独立、自由的人事物感兴趣,及个人家庭的种种磨难,我就在边远的云南山区有意无意知晓了“启蒙社”的大体故事。
   
   之前知晓的是北京那群有“朦胧反抗色彩”的诗人们,当时的我,随口就当着大学校园里那伙只会大谈郭沫若贺敬之郭小川的叫兽们、学生会干部们、优秀共青团干部们大谈“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还有“无视黑夜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等等。
   
   嘿嘿,有位外语教师在听说我“胡言乱语”的事迹后,特别是亲眼所见我故意贴在系橱窗栏上的诗歌习作后,她在某节课上用神气和嘲讽的口吻说到:“听说你们班有大诗人,很爱表达,还在橱窗里公然贴出他的酸诗涩诗,什么黑暗啦深渊啦孤独啦,年纪轻轻的,就把自己弄得神里神经的郁郁寡欢的,时间长了心理还不出问题……”之后她撅着她因苦练外语而有点变形的嘴皮说“向西方学习”的话题去了。
   
   1978年,黄翔、莫建刚、方家华、李家华从贵州提着自己的头颅出发,上京贴完“火神交响诗”后,回到贵阳又在紫林庵贴出“大字报”。第二次上京他们正式打出了“启蒙社”名字,再次在北京贴出了“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的两条政治标语。一个月后,北京西单和全国各地的“民主墙”开始相继出现……
   
   知道黑暗中国有这样的真实故事后,我对所谓“朦胧诗人”的好感大打折扣,也因此发现了他们很多的问题、局限。一听到周围的美眉同学朗诵“我如果爱你,决不像攀援的凌霄花……”我就觉得浑身不自在,以前不觉得甚至还认为这样的女性形象值得我爱。哈哈,原来“被朦胧”的他们骨子里头都有“恋父情节”——不管你曾多么残暴疯狂,也“无意中”走错了路线,作为儿女的甚至爱人情人的我们都会对你有信心,就算当“弃妇”、“弃子”,也请听听我忧伤的歌吧——可以说,这种“恋父情节和弃妇情思”在当今“体制外”很多“自由诗人独立作家”、“异议人士”身上还根深蒂固或变本加厉,体制内的自然不值一提。
   
   “启蒙”之后,《探索》、《中国人权同盟》、《四五论坛》、《今天》……纷纷绽放。而“今天”的“朦胧派”们,他们之所以被当代大学生在教科书读到,原因就在这种被冠之以“人文反思”的“恋父情节和弃妇情思”。如说好听点,是他们批判的委婉(委婉的批判),或说妥协的机智(机智的妥协)。而“启蒙火炬”们,却因对专制暴政赤裸裸的反抗和对其极权意识形态的强力颠覆,终被党国机器坚决打压、埋没。
   
   于是,后来深刻在我诗想中被我大谈的换成了这些诗句,黄翔的“我是一只被追捕的野兽/我是一只刚捕获的野兽/我是被野兽践踏的野兽”,杨春光的“我们就是这样一批首先免于恐惧然后才能免于匮乏的诗人/我们即以活尸的方式站立起来了/——我们就彻底复活起来”。
   
   即便毕业前我因创办“反动”论坛(《中国话语权力》)、加入“反动”组织(独立中文笔会)、写“反动”诗文(文章大概指首发《民主论坛》后被《大纪元》转载的为郑贻春声援之文),被国家安全局、云南省公安厅、楚雄市公安局与学院副院长、学院保卫处、系主任等多人胁迫父母共同用“毕业证”逼我“认罪”写“忏悔书”,还被监视居住不准出校门,可我在此期间写的毕业论文还是与自由精神相关,论述黄翔与杨春光的诗歌——这是我对此迫害事件的抗议。
   
   后来,系里研究讨论了多天,最终没要求我重写论文,就算我在被监控期间不顾严厉告诫居然还到处乱跑,不仅出校门还出了所在城市,后来还与一位青春女孩在校内外自由漫步、聊我答应过的“保密之事”,这些,他们都不追究了。这大概跟我“违约”把此事电话告之张嘉谚,杨春光知道后在网络上发表的抗议言辞相关。
   
   从2004年起,我就与贵州的张嘉谚保持着密切联系。由于与他的交流,我了解了贵州蛮荒高原的很多故事,这些故事的光芒一直吸引着我。2005年我离开云南在中国大地流浪转悠一圈之后,我选择留在了贵州,这一呆,就是两年多。
   
   中国大规模的自由民主运动30多年前在贵州打响了第一炮,很多人有缘在贵州完成了他一生中可以说是最华彩的篇章。例如现在如火如荼在华夏大地展开的“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发起人袁红冰,他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自由在落日中》、《文殇》、《金色的圣山》、《回归荒凉》都是在贵州秘密完成的。张嘉谚这样评价:我们想像灯台下那一个忍辱负重的身影,显现出中国当代自由文学最惊心动魄令人肃然起敬的写作景观。
   
   我与贵州同样是有缘的,在这黔山秀水之间,纷繁苦难情境之下,我写出了一些自认为无愧于青春和时代的诗作。还有幸的是,我在这里感受到了铮铮作响的自由民主运动脉搏。
   
   为这脉搏注入太多心血的很多人,其一生的黄金光阴大都在暴政的黑牢中度过,在沉寂已久的荒芜大地上热情洋溢地组建各种沙龙、联谊会、学社,在生存线上的挣扎之余为了民运大业“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在颠沛流离、患病的处境中不断学习并尝试上网发表抗议、激扬文字,在与国家机器的工具们正面交锋的过程中据理力争,或黯然神伤……
   
   我无力为每一个不甘为奴的好汉巾帼立传,但就我们实际交往的经历,我可以说,贵州人权研讨会的很多成员,都是可敬可爱的人。
   
   荆棘的道路上迎来的是赞扬、鼓励,或是批评、否定,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大家的热血还在沸腾心灵还在闪光,大家对自由民主的理想尚未磨灭,足迹尽管蹒跚坎坷,但黎明未来,大家的星星之火仍在希望。
   
   贵州自古是这样犯那样犯的流放之地,其环境艰苦阴郁,但有这些人用他们生命最华彩的篇章升华,那它也真是“可贵之州”。
   
   07/11/2009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
   發表時間:7/13/2009
   
   7/14/2009 修订
   
   8/12/2009 定稿
   
   
   

此文于2013年01月22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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