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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焚》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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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史河:解构与狂乱
·第二章 革命:黑色混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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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林:中国犯罪大军

我在广州劳教队的时侯特别留意一般犯罪的情况,有一天我看了一下我们车间的花名册,发现除政治犯以外似乎只有三种人,按比例从大到小分别是:抢夺、盗窃、吸毒。而犯抢夺罪的,年龄几乎都在二十岁以下。
   
    除吸毒者以外,其余几乎都是农村少年。他们本质并不坏,不属于那种基因有问题的天生罪犯。他们一般都是在农村生存艰难,不得不到城镇打工,却经常拿不到工资,最后走投无路,再受人引诱,才滑入犯罪泥坑的。
   
    应该说,他们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副产品,都是这个腐恶制度的牺牲品。马克思论证过,贫穷是万恶之源,所以他就先鼓吹共产主义,从而制造贫穷,然后再制造罪恶,以证明他是撒旦的嫡系后裔。

   
    下面是一个男孩叙述的亲身经历,我和他曾在一个组达一年之久,他的经历很有代表性,能够说明这些人是怎样走上犯罪道路的?为什么中国的犯罪这么猖獗?中国犯罪大军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任繁彬是个潇洒的男孩,长得很神气,属于酷哥一类的。如果你知道他的苦难经历和反扑过程,一定会和我一样惊讶:他的生命力怎么会如此顽强?
   
    任繁彬生长于湖北农村,他的祖上都是勤奋的农民,几代人拼命干活,总算积累了几十亩地。解放前夕看看形势不妙,祖父便带着儿子逃到武汉避难,解放后被清查出来,押解回籍,定为逃亡地主枪决。儿子侥幸捡了一条命,但是经常被批斗游街,一条腿也给打残废了,一直熬到四十多岁,毛主席死后,才和一个地主的女儿结婚,也算门当户对。
   
    正值包产到户,任父拖着一条残腿没日没夜的修整田地,终于把它改造成稻田地。任母则一连生了三个孩子,直到有一天被计划生育委员会工作队用绳子捆到乡政府,强行结扎了输卵管。计生工作队、村委会还轮番上门罚款拉粮食拉家具,最后连祖上传了几百年的一张雕花大床也给抬走了,直到家里只剩下几张破席子和一口锅、几只碗,那一万多元的超生罚款才算结束。
   
    任父只得拖着残腿更加没日没夜的干活,农闲时买来竹子,劈成细条,编成篮子卖,总算让三个孩子都能交得起学费。任繁彬不忍心,12岁的时候就要缀学出外打工,挣钱维持家用。任父那时身体已累垮,腰都直不起来了,但是他坚定地告诉孩子们,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决不允许孩子缀学,再穷再苦也要读书。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父亲一再告诉儿子,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但是等到任繁彬读初三的时候,父亲已起不了床了,虽然坚持用颤巍巍的手编竹篮,但是一天只能编两三个了,一个只能赚四毛钱,而以前任父一天可以编十几个。
   
    更要命的打击还在后头,那一年不知怎么回事,收成的稻子全是瘪子,没有米粒。不是一家两家,也不是一个村两个村,而是附近好几个县!有人说是长期使用化肥农药过度,有人说是化工厂污染了河流。全家人顿时陷入绝望的边缘。
   
    于是在一个夜里,任繁彬与一个家境类似的同学悄悄离开了家,那年他才十五岁。他们步行一夜到达县城,正在长途汽车站讨论往哪里去的时候,一个人塞给他们一张招工简章,说是河南郑州附近的一家砖厂需要25岁以下的年轻工人,管吃管住,另外月工资1000元以上。
   
    两人喜出望外,当即找到那个给他们传单的人商量,他们的钱不够买去郑州的车票,能不能给他俩垫一些车票钱,领了工资再还。那人一看两个孩子身体很结实,立刻同意了。
   
    一车坐到那家砖厂,先签合同。他们在学校里学的尽是没用的知识,诸如共产主义理想一类,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哪里见过合同,稀里糊涂就签了字,被带进砖窑。在挨轮窑搭建的一溜低矮相联的只有透气孔而没有窗户的房子里,沿矮墙一溜是土炕,工头让他们脱光衣服,先洗个澡,两人高高兴兴地在一排厕所的走廊里洗了个自来水澡,这还是他们第一次使用自来水。
   
    回到房间,几个赤身裸体的人站在那里,衣服和包却没了。两个孩子不知所措,也不敢讲话,他们勉强能听懂河南话。其中一个头目发话了:“从今天起,你们就是这里的工人,必须服从这里的规矩。这是轮窑,很暖和,又没女的,不需要穿衣服,所以从今往后不准穿衣服。也没衣服穿,都统一保管起来了。”
   
    “新工人必须服从老工人的指挥,不听话就打,这里不用名字,只用号码,你是1949,他是8341, 这里不准讲话,不准问这问那,干满一年才结算工资。”工头用一支圆珠笔把号码写在他们手腕上:“开饭开工收工都要报号码。现在跟两个老工人干活去吧。”
   
    两个老工人并不老,最多比他们大两三岁。他们的工作是把烧好的砖五块码成一排,用铁爪抓到手推车上,很简单,但累人,想到家中病残的父亲,两个还在上学的妹妹,任繁彬咬紧牙关,决心无论多么艰苦也要坚持住,挣到钱,寄回家里,救家人的命。
   
    对于这里都赤身裸体,任繁彬也没想太多,窑里也确实很热,汗如雨下。好在旁边就是大水壶,随时可以喝个饱。开饭了,每人半碗盐水萝卜,二个又黑又大的馒头,虽然任繁彬是吃米长大的,但是此时饥不择食,很快就吃掉了,接着干活。不知道干了多久,任繁彬又困又累,但只有坚持下去。终于叫他收工,回到大通铺,一倒头就睡了。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又被叫起来干活。天天如此。
   
    一个月以后,夜里起来小解,任繁彬隐约听到两个人商量逃跑,感觉奇怪。后来就特别留意,组长不在的时候,问别人是怎么回事,一年以后可以领到工资吗?老工人惨淡的笑了笑:“还想工资,能活着离开这里就是造化了。”
   
    时间一久,任繁彬终于弄清,这里是奴隶砖窑,骗人来干活,逃跑被抓住就打死扔进炉子里当碳烧。经常有人因为消极怠工被打得头青脸肿。老板就是村党支部书记,是地方一霸,和各方面关系都很好,没人可以告的倒的。
   
    任繁彬怎么也想不通竟然还有这样的地方,从来没有听说过!原来人是这么坏!什么理想,什么共产主义思想品质,什么五讲四美三热爱,什么三个代表,老师全在胡扯!这个世界原来竟是这样黑暗!人类竟是如此邪恶!
   
    没有任何道理可讲,只有找机会逃跑。13个月之后,任繁彬终于和另外十几个人撬个墙洞逃出去了。然后独自在黑暗里跑了一夜,身上只裹了一块烂布。然后沿铁路线一边走一边乞讨,夜里就睡在铁路边。一个多月之后才走到武汉。实在没脸回家,任繁彬决心再找工作。好容易找到一家小吃店,干了一个月之后想要点工资寄回家,老板却说得到年底才能结算。担心再被骗,任繁彬偷了零钱盒子连夜跑掉,在江边砸掉锁一清点,还不到20块钱。
   
    后来在江边碰到一个老乡,指点他到船上找活干。在武昌码头,他终于找到一条运水泥的船,但是吃饭之外每月只给200元工资。想到已经白干了一年多,这200元能拿到手也就不错了,再说眼前也没有更好的工作了。
   
    船上就他跟老板两个人,老板开船的时候,他睡觉或做饭,洗衣服。老板停船睡觉的时候,他拿着棍子看船,防止有人打劫,倒也不累。他吸取以前的教训,一到月底就要工资,然后悉数寄回家里。老板也还不错,一到码头,还另外给他10块钱零花。他想挣更多的钱,三个月后,他拿着工资作路费,决心到深圳工作。早就听说那里的工资高,干好了一个月有好几百块钱。
   
    运气真好,从广州一下火车就碰到深圳的一家电子公司招工,而且不用任何证件。他也没有想到什么证件,他也没有任何证件,也并不懂那有什么用。他们坐一辆大巴到了深圳的工厂,两道大门一关他就感到不对劲。果然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得知,这里每月只给100元伙食费,其余工资年底结算,他们不能离开工厂,否则会因为没有边防通行证而被抓走。伙食倒还可以,活也没有窑厂累,但是到年底能不能拿到工资,谁也说不清楚。三个月之后,任繁彬只得又逃出来。
   
    还没找到另一份工作,因为睡在公园里,警察把他抓走了。一路关押遣送,挨了无数顿打,又在广州民政局大尖山收容劳改队被折磨了六个月,才拿到50元路费,让他自己坐车回家。哪里有脸回家?任繁彬流浪在广州街头,不知如何是好,50块钱坐车买饭用光了,不巧又生病了。任繁彬躺在立交桥下面,感到这个世界太残酷了,人都太坏了。
   
    有一个年轻人走过来问他怎么了,然后递给他一根万宝路香烟,谈了一会儿之后问他想不想发财?当然想!那就认我做大哥,跟我走,包你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小姐玩,人生在世,还不就是吃喝玩乐!任繁彬跟着大哥先去吃饭,吃得酒足饭饱,大哥又买了一套衣服给他,然后去桑拿浴。真是舒服极了,病也好了。
   
    然后来到一个路口,刚才一起吃饭的四个兄弟也在那里。一个穿着时髦的女人走过来,大哥用手机发信号,两个人猛扑向那个女人,一个搂着头解金项链,一个夺包,那个女人瘫坐在地上,眼睁睁地看着财物被抢走,连喊一声的勇气都没有。
   
    大家分头迅速撤退,又来到另一个路口,又抢了一个女人。晚上大家在一起喝酒。酒酣耳热,大哥问:“怎么样,小弟?发财就是这么容易!想发财就跟我们一起干!”“干他妈的!反正这个世界没有好人,人家骗我,我就抢他!干!干!干!干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一直干了三个月任繁彬终于被抓住,被处劳教三年。
   
    他继续给我讲他的故事:“我的大哥其实只是马仔,他上面还有大佬。我们每天要交保护费给大哥,大哥再交给大佬,大佬再交给警察。但是碰到麻烦大的,有人追究的,只有处理我们。我们一般只抢外地人,有时为了保险,抢他之前还要故意找她问路,听听她的口音,以及她对这一带熟不熟?”
   
    “这回我们倒霉,抢了一个市政府官员的二奶,当时也跑了。但是第二天吃饭的时候被她认出来了,报了110来抓的。我们每天抢的东西也只能卖几百块钱,喝酒吃饭洗桑拿找小姐就花掉了,开始我想节省下来寄给家里,但是大家都是抢多少钱花多少钱还嫌不够,高级小姐一晚上就要500块。后来我也就过一天算一天了,天天醉生梦死的。”
   
    “你估计广州有多少人在干这种事,就是以抢夺为生?”我问。他答:“我们不能老在一个地方干,大佬经常给我们换地方,所以广州我们跑遍了。我估计,我们至少有3000个同行,也就是三千个游击队员。每人每天至少得抢三四次,所以广州每天应该有上万次抢夺。这还仅仅是专业游击队员干的,另外还有好多业余的游击队员呢。”
   
    “这一行里混的最好的还是退伍军人,他们白天指挥抢劫,晚上睡在军营里。给连长、指导员定期送钱找小姐就可以长期住在军营里,反正警察又不敢去军营里抓人。这是一项大生意,大佬永远是没事的,我们始终都没有见过。大哥一般也没事,他又不动手抢。他们用的都是化名,警察又不办抢夺集团罪,免得影响到自己。所以这项生意比贩毒还要好做一点,又不要什么本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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