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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一:试论二十一世纪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

一, 新世纪:知识分子的存在性困境
   
   在中国当代的语境之下,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沉重问题。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历了无法言述的种种磨难,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本来应该从事于创造性的人类精神活动,致力于社会公正之实现的知识分子,遭受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改造”。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岁月里,很多人被划为阶级敌人,他们被迫戴上高帽,被疯狂的红卫兵们批倒批臭,直至惨遭“肉体的消灭”;那些幸存下来的人们,也要在毫无尊严的劳动改造下,被迫着从事着知识分子原不适合的繁重体力劳动。曾经自序为“铁肩担道义”,“先天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乐”的知识分子群体,不但在肉体上遭受这日复一日的强制性劳动;还要被那些翻身作主人的流氓无产者在人格上受尽羞辱,而最不可堪的是那些大小不断的学习班,批评与自我批评大会,直到把自由思想者的灵魂洗成了极权专制的歌功颂德的奴才。
   
   文以载道。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里,始终将这样一种义理性的道德担当视为其自身存在性的内核。其实当代“知识分子”这个名词本身,在侈译的时候开始是称以“智识分子”,智识的语义学意蕴就是为了表达出自启蒙时代起具有反思精神及现代性的知识分子在工业化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广义而言的知识分子除了人文学者也包含着自然科学研究家,理工类的工程技术人士,而知识分子这一独立身份的群体也正表达出工业化社会中知识的重要性及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在规模化生产中所扮演的关键性角色。“知识分子”一词体现着出具有道德意味的公共性,无论是诗人、艺术家、科学家或教育工作者,通过他们的道德影响力而陶冶了国民思想,重塑了具有现代性的伦理精神,“自由、平等、博爱”所体现的就是在民主原则下,知识分子群体所诉求的伦理责任和道义原则。

   
   从语源学的语义分析角度而言,当“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从法语里的les philosophes或republique des lettres,转写成俄语里的intelligentsia(интеллигенчия)时,对于中国近代的智识阶层产生了更具深远性的影响,以至于很多学者以intelligentsia自许,因为“知识分子”这一角色认同所体现出的那种追求真理、践行真理的道德担当,恰恰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伦理精神相契合。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角度,反思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近代史,在当时那个落后而保守的大清帝国中的先知先觉者,他们本身属于士绅上流社会,接受的是传统的儒家经典教育,而在东西方的冲突与碰撞时,又开始追求西方的新学,以“革新志士”这样一种道德担当的精神态度,他们对于千年中华帝国那由治而乱,由乱而治,分而复合的落后野蛮的专制制度有着更切肤的感受。俄罗斯知识分子所谓的“灵魂因全人类的受苦受难而彻夜不宁”也同样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站在二十世纪初的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他们放眼所及看到的是倒是一个极为丑恶,处处不合理的社会,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便产生了对于传统中国帝制秩序的强烈的异化与反抗的感觉。经由异化精神,这些知识分子与他们自幼所受的教育还有向来所遵循的伦理道德便产生了疏离性的分裂意识还有批判性的背叛意识。也正是因为这样一种强调独立思想与独立人格的疏离性与批判性,使得二十世纪的极权主义以意识形态及国家机器的双重暴力对于这些异类的精神求索者展开系统化的清洗与灭绝。在各种各样的公审大会,接着其后的批判牛鬼蛇神的游街批斗,大批判,大字报,数不清的思想改造学习班还有人人揭发,个个检讨过关等的系统化压迫下,曾经为众生的苦难而哀伤呼告的知识分子,最终也混同于灰色的顺民,沉沦于“沉默的大多数”。
   
   拥有无比强大解构力的后极权时代表现出一副反讽式的嘲弄表情,一切崇高的事物在反极权时代的解构之铁锤下纷纷碎裂瓦解,变成了一地鸡毛的碎片。传统性的知识分子认同,其人格构成中的道德担当,甚至其伦理精神与社会定位都遭受着严重的质疑,否定和嘲弄。面对数字时代的商业化潮流人性已经被解构成物性,人与人的精神层面的交流与伦理性的追求,变成了一种市场条件下的物质交换甚至是广告营销推广的策略,道德担当在某些人眼中变成了一种沉溺于往昔的集体无意识的幻觉之,就连作为知识分子的个体性存在也面前着自我身份认同的种种解构性危机。数字时代的信徒们虽然自许有多元化的无数选择,可他们往往只对工业化传媒制造的物权偶像们顶礼膜拜,而一切非物质化,非功利性的思想诉求、精神探索和道德担当,伦理义务都在市场份额的争夺战中失去了它们的分量,精神领域与物质领域一样,也成了跑马圈钱的场所。当道德不再是铁肩所担的道义而是亵渎者的游戏时,在放纵的表现下蜕化为物质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们也就变得毫无羞耻,在这样的后极权时代里提出“信仰”、“道德”与“自由精神”的严肃话题需要有莫大的勇气,异化后的疏离性反衬出真正自由的现实性,在喧嚣的表面下还有不畏险阻的心灵去探索人性所能达的境界,在道义担当中追寻深层的生命意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短暂兴起的新启蒙运动,让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劫难之后的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文化及当代知识分子的自身定位进行过理论性的反思与讨论。知识分子的道德担当曾经作为一个文化阐释学的中心议题被提出探讨,知识分子本身即是独立于政治意义的文化的承担者,同时又是具有着道义性责任与伦理性使命的公共性角色。在新启蒙运动时期,有众多知识分子其中不仅包括有人文学科中的文学家、史学家和美学家,还有新闻工作者,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开始走向伦理性意义的公共角色。在八十年代末的那场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悲情一幕中,更是让人们认识到理论性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道义感与其在实践中的担当有着多么重大的差别。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道义责任,甚至连公共知识分子本身都成了一个敏感词,新的政治运动及系统化的洗脑以更微妙的方式用诸如三个代表或构建和谐社会的方式,逐步消解着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在这样一个后极权化的社会中对于那些因不公正的压迫而罹难的人发出声音的企图。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为普通民众维权成为了具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发挥影响力的又一新举措,知识分子的道义性责任与其所充当的社会角色构成的矛盾,让知识分子们几乎处于与极权时代同样的政治压力之下,在精神性的劫难和现实生活的困境面前,显示出了这些不畏强暴勇于担当者在心灵和精神方面的高贵。
   
   如果我们站在二十一世纪的角度从国际化的视野对于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道义使命及伦理性的命运做一番回顾,那么我们就能发现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几乎所有处于极权专制下的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都经历着一部几乎相同的苦难史。从东欧、苏联、古巴,到中国、朝鲜,所有以独立性与道义性自居的知识分子都在遭受着国家机器的制度性洗脑,在极权专制的冷酷铁蹄的蹂躏下,那些最有勇气去担当道义的责任,最有勇气去说出真理和真相,最有清醒的良知在暴政前坚守正义的人士,遭受的是残酷的系统化的灭绝,直至今天如果重拾这个沉重的话题,我们就会颇为尴尬地发现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在如何担当起自身的伦理性的命运与面对现实世界的实利性考量时所发生的那种角色性的错位,中国知识分子已经默认于当权者的合法性而将积极的歌功颂德换取物质性的实利变成了实现其自身价值的手段,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曾经宣扬过的宏道精神,变成了蝇营狗苟的疯狂逐利,难怪一旦提及当今的专家学者教授,人们就以砖家骗子叫兽而目之。在网络化的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作为一种具有良知和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如何能确立起自己的道义担当和伦理性精神,变成了一种考验的试金石,这需要有巨大的勇气以批判性的态度面对现今中国的道德伦理的普遍沦丧,还有在现行制度下的黑暗及良知的沦丧。也许对于两个人,其所面对的精神性的困境与现实物质性的艰窘考量是一样,然而他们却能够在面对这相同的困境而因伦理性的道义担当做出不同的选择。也许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郑重其事地提出什么“文以载道”的说法,然而就知识分子因其自身的角色定位而言,“道”的一面始终是第一性的,在这个伪理想伪道德伪专家横行的时代,“道德”或“道义”竟然也变成了贬义词,一个具有道德担当勇气的知识分子并非是什么“卫道士”,而是在普遍沦丧的社会风尚与文化氛围之下,以自承的勇气坚守其伦理性的命运而已。
   
   二,虚拟实境:当道义变为信仰
   
   显然,即使是具有知识分子的身份性认同,而对道德伦理的不同理解,也将使得以知识分子自居的人用不同的社会性行为来体现其各自的命运,我们必须认真考量伦理性选择的指向性,伦理性的价值空间是指向精神性的道义担当,还是指向肉身的物质主义,抑或指向追求快感的享乐主义?在当今这个分裂的时代里,追求道德的本义的冲动也被蒙上了一层魅惑的影子。很多人在青春年少的时候,都曾经怀有着纯真向往的道德伦理之精神冲动,人们渴望在人格的完善与道德的完善中获得自我认同的稳定性,甚至在青春时代对于自我的探寻与人格完善时,努力上升到信仰的圣洁之境。然而最后人们却时常无可奈何又无可挽回地堕落成为现实主义甚或机会主义的门徒,完全放弃了伦理性精神在心灵求索上的努力,当一个人不再相信自我的人格具有超越于社会礼俗与风尚的独立性时,当一个人不再自己的内心具有无限超越的可能性时,他就会由圣洁之境重新堕落到黑暗的大地,现实生活的残酷往往使得一个以追求知识与真理为己任的成熟起来,最终成为一个社会人,而所谓的社会人不过是放弃个体化的伦理性精神而与当今毫无诚信的社会风尚相认同的符号化存在而已。
   
   其实从人类的物质性存在的角度而言,具有价值判断与选择的人也依旧无法摆脱面对无限时的人类命运,思考伦理精神的无限性,一个人并不需要进行特殊的哲学性的专业训练,只要稍微集中精神关注一下自身的存在性景况,一个人就一定能够发现在自己的身边前后左右都被无限的精神所包围。意识到这一点对于认同自己知识分子身份的人是很重要的,因为无论一个人怎么忘了了自己精神与心灵的渴求,沉沦在肉身的贪欲中或现世的功利与物质主义中,他也会不得不面对死亡与毁灭的问题。面对伦理性精神的最后思索,人在上帝审判的隐喻面前总是显得十分渺小,所谓伦理性精神其实就表现在追求绝对道德力量的最后信靠。康德曾经说过:“道德律永在我心中”正是道德律所表现的伦理精神的担当所具有的光辉,让那些在受苦受难的实生活中处于困顿着地的人们有了温馨的信靠,如烛光点亮了人心中的所有黑暗,使得那些在后极权时代的种种压迫下无法呼吸的人们获得了一种心灵的抚慰。 因此而言,无论是在什么时代伦理性精神所表现出的都是一种在遮蔽性的存在面前的敞开之路,在当代这种价值沦丧与人格分裂的后现代社会中,对于伦理精神的担当可以看作是一条艰苦的朝圣之旅。道德所代表的是在超越于有形的宗教信仰之外的一条终极性的彼岸之旅,而这整个的旅程需要一个人坚定他在此岸的信守。为了完善伦理精神的诉求,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在种种真理性的问题面前展开一条无穷无尽的追索之旅。除了以勇气的精神担当起其自身及其所身处的社会的种种道义责任之外,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一个知识分子又如何才能抵达其伦理精神的终极呢?毕竟,在现实性的价值抉择面前,一个人所踏出的每一步都面临着深刻的冲突,这种种冲突构成现实性存在的人在面对道德空虚时的困惑之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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