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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文立贺信彤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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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电问候刘晓波夫人刘霞女士:晓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和骄傲,我们都愛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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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发此文以感谢“实地摄影大师”——王瑞30年前所摄的珍贵照片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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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0月1日星星画展游行(王瑞摄影)

   再发此文以感谢“实地摄影大师”——王瑞30年前所摄的珍贵照片首次发布

   1979年10月1日星星画展游行前之徐文立演讲(王瑞摄影)

   再发此文以感谢“实地摄影大师”——王瑞30年前所摄的珍贵照片首次发布

   1979年10月1日星星画展游行前之黄锐和徐文立(王瑞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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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0月1日星星画展游行后之徐文立宣布游行结束(王瑞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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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发此文以感谢“实地摄影大师”——王瑞30年前所摄的珍贵照片首次发布

   

   ——徐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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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墙的行动

   

   ——记1979年10月1日民间人士举行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

   

   徐文立

   

   (2009年6月26日在“中国的宪政民主化:

   民主墙-天安门-零八宪章”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1978年11月26日《四五论坛》的前身《四五报》发刊词写道:“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除台湾省外,现在还没有一张非官方报纸。对立面的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 ,这就是发刊和存在的理论基础。

   还有,1980年11月15日发表的“庚申变法”二十条纲领,是在民主墙时期试图为中国民主运动,建立独立于中共之外的反对力量寻求理论依据和方向。

   1979年1月12日《四五论坛》编辑部通过的章程和纪律公约;6月30日公布的上半年财务支出简报;1980年春节的“武汉会议”;1980年6月的“北京甘家口会议”;是民主墙时期试图为中国民主运动,建立忠诚的政治反对派组织或反对党所作的初步努力。

   

   但是,一次成功的行动,也许能胜过一打纲领。

   

   民主墙时代,在各位同仁不畏牺牲的努力下,1978至1980年代的“民办刊物”本身,就成为了中国二十世纪争取言论自由的最大的民主硕果,对于中国的未来意义深远。1979年初,民刊各组织对傅月华等上访人士的同情和关注;之后,为营救被捕人士而在民主墙前,多次举行的民主讨论会和大陆首次的民意测验,以及成功获得和出售“庭审录音稿”;都是正确的而有效的政治行动。

   

   民主墙时代,更为成功的政治行动是二次:一是民刊的几位主编参与的北京大学的竞选活动,二是1979年10月1日民间人士举行的“星星美展”的和平示威游行。

   

   1979年10月1日在中国首都北京,举行了以民主墙人士为主的民间的“星星美展”和平示威游行,并以几乎全胜而告终,时至今日,可能人们想起来,似乎还是那么不可思议。但,这是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现在,我以亲历者的个人记忆与大家分享这段鲜为人知的事件,不准确和遗漏之处,请其他参与的朋友补充和批评。

   

   在讲述之前,请允许我向全程拍摄“星星美展”游行的知名摄影家兼导演、英年早逝于日本的池小宁,致意。同时,还要向和池小宁一起拍摄 “星星美展”的任曙林,“实地摄影大师”——王瑞,致意。

   

   1979年9月28日傍晚,《四五论坛》编辑部负责对外联络的刘青匆匆从“东四14条76号”,斜对角地穿过北京城来到作为《四五论坛》编辑部的白广路的我家。月底,都是我们出刊的关键时刻,我和大多数人每天上班,为出刊常常有几天是昼夜不眠……。可是,一听刘青的报告和听说“星星美展”艺术家朋友们需要我们帮助,我深感义不容辞,就放下了手头急活,随刘青赶往准备在那儿开会的赵南家。

   

    1979年3月2日,一位来自四川的民间艺术家薛明德在《四五论坛》的帮助下,于西单“民主墙”前成功地举行了艺术个展。

    1979年9月27日由北京民间艺术家黄锐、马德升发起,在中国最高艺术殿堂——中国美术馆馆外的街心公园举行了“星星美展”,得到了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的首肯和赞扬,江丰并同意晚间将展品存放在中国美术馆。

    可惜好景不常,9月29日北京市公安局却策划有轻微犯罪行为的“工读学校”的学生,有组织地对“星星美展”艺术家进行挑衅和谩骂,并扣押了画展的展品,中止了画展。

    “星星美展”的诗人和艺术家,他们中间有后来闻名中外的北岛、芒克、王克平、马德升、阿城、黄锐、曲磊磊、薄云、李爽、严力……等等几十人,他们愤怒了,他们被激怒了,他们想抗争,想讨回公道,但是又觉得力量单薄,在友人的提议之下,他们想到了《四五论坛》和我,想到了北京当时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其他民刊朋友。

    当夜,当我到赵南家的时候,屋子里坐满了人,我听完他们的陈述后,我大声地说:“现在有一场胜战可打,不知道你们敢不敢打,不知道你们敢不敢跟着我打!”

    话音未落,芒克激动地蹦到桌子上,大声应道:“不要说一场胜仗,就是一场败仗,我们也跟着你老徐打了!”此时,群情激昂。

    然后,我分析了在“十一”这个敏感时期,中共北京市委有向我们做出一定程度让步的可能,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十一”的时候出现非官方的游行,他们没法向中央交代。之后,我回顾了苏联的民间艺术家当年在莫斯科郊外的森林当中举行艺术展,苏联警察竟然动用推土机铲平展览现场,引起公愤,艺术家们经过斗争,最终迫使当局做出某种让步。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应该不如苏联艺术家。

   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有可能逼迫当局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这种判断是正确的。

    会议在30日凌晨两点多才结束。

    为了逼迫当局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我们准备正式地向中共北京市委提出要求,即:中共北京市委应在十月一日9时之前责成北京市东城公安分局向“星星美展”艺术家赔礼道歉;发还没收的艺术品,赔偿损失;有关方面提供正式的场地,让“星星美展”继续展出。不然,就在“十一”这一天举行示威游行。

    其实,我心里有数,“赔礼道歉”这一条是“虚的”。

    我深知中国共产党的劣根性,要让它的专制独裁的凶残工具——公安局向我们低头道歉,那比登天还难。

    “实的”,就是给这些民间艺术家一个公开展出的地点,正式举行“星星美展”。

    这是“以虚求实”的方案。

    最后,不知是因为他们的党内斗争所造成的举棋不定?还是林乎加这位没有北京地方势力根基的新的北京市委书记的掉以轻心?(毛泽东曾说过:彭真的北京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确实如此。)却客观上容忍我们成功地举行了1979年十月一日的“维护宪法游行”。

   

    中共当局的让步是在“十一”之后发生的。

   这种让步也是破天荒的。

    为了力争这次游行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甚或在游行未举行之前就“屈其兵而不战”;即使不得已非要举行游行不可的话,也要确保游行成功,而不出任何意外。这时,距离“十一”只有一整天,我不能回家了,因为我已被大家推举为“十一”游行的第一线总指挥之一。

   我们就连夜起草了“联合公告”,于30日上午9时粘贴在西单“民主墙”上;同时,由我带领二个人于30日10点45分将“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的信”,送到中共北京市委的机要收发室。

    当时收发室的接待人员傲慢地说:“我们不承认什么民刊!”他们拒绝接受我们的信函。

    后来勉强接受了,却把它扔在一边,不当回事。

    我正色地对他说:“信没有封,你可以拿出来看,是有关 ‘十一’准备在北京市游行的事情,事关重大,由于你耽搁造成了后果,这个责任,你负得起吗?”

    那人听到这番话后,老老实实地把信看了看,脸色马上变得苍白,忙不迭地说:“现在马上送上去!”

    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们这支队伍手无寸铁,文人居多,毫无经验;而且,我们将面对的是武装到牙齿的、有几百万军警的专制政权,我又是亲眼见过1976年4月4日那夜的残酷镇压的。

   

    为此,我首先想到的是怎样使我们这支准备游行的队伍,尽可能地迅速地壮大起来。好在那天晚上开会的时候,除了《今天》的诗人们、“星星美展”的艺术家、还有《探索》的路林;吕朴坚决支持会议的决定,他是《四五论坛》编辑部的召集人之一、也是《北京之春》编辑部成员;《沃土》编辑部以艺术组名义参加;一些《人权同盟》的人闻讯自愿参加……。这样一来,当时北京的较有影响的主要六大民刊都被直接或间接地组织到这次游行中来了。

    对于我们,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样做到使这次游行“师出有名”,并使“哀兵必胜”的策略奏效。我一贯认为,在“一党独裁”的中国大陆从事民主运动最需要把握的策略就是“哀兵”的策略,这个策略只要应用得当,会逐步取得必须的、点点滴滴的、阶段性的“必胜”,乃至成全最后的“必胜”。

    于是,分头做了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把《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的信》和民刊准备游行的《联合公告》尽快地贴到西单“民主墙”上去;与此同时,各个民刊都积极承担了刻印传单的工作,尽快地把为什么要举行“十一”游行的原因、特别是“星星美展”的艺术家如何受到警察的骚扰和捣乱的经过,写成文字的东西快速地传播到各大专院校集中的海淀区、以及大型国营企业集中的东、西郊和广大市民中间去。

    第二件事,是为了“力争取得未游行,当局就让步”的效果;同时防止当局污蔑我们对他们“发动突然袭击”,特意安排了我们的人昼夜值班,监守“民主墙”前的《致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的信》和《联合公告》不被撕毁。

    第三件事,为了游行不被可能的别有用心的人所破坏,我们专门组织了“游行纠察队”、规定了游行队伍服从统一指挥的纪律;还统一编印了游行时所使用的口号。

    第四件事,书写游行时的横幅,内容是“要艺术自由,要政治民主”。《今天》编辑部那里、也是“东四14条76号”没有写横幅用的笔墨,那就只好请王克平到我家里去写。后来,根据吕朴的提议要突出我们游行的合法性,把“维护宪法游行”六个字放在了横幅的正面,把“要艺术自由,要政治民主”放在了横幅的背面。

   

   这一切,都在紧张而有秩序的准备之中。

   

    就在游行即将举行的30日傍晚,“星星美展”的主要发起人黄锐的母亲来到了“东四14条76号”游行指挥部,要说服黄锐退出这场游行。这是北京市当局很毒的一着,无疑“釜底抽薪”。

    正在黄锐他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来问我怎么办,我说我去试试和黄老太太谈谈。

    我见到了黄锐的妈妈,我说:“黄伯母,作为一个母亲,为了儿女总有操不完的心。‘十一’要由我们这些人在北京举行游行,这样大的动静,你为孩子担忧,我完全理解。当然,我相信黄伯母为自己的儿子会想得更加长远。您知道黄锐是‘星星美展’的发起人,现在,‘星星美展’受到警察的骚扰破坏,还没收了他们的艺术作品,您说我们能够不愤怒吗,能够不声张正义吗。游行,我们也不是非游不可,如果他们向艺术家们道了歉,送还了艺术品,给予展出场所,我们不一定要游行;可是他们非但不道歉,连跟我们谈一谈都不肯,这场游行是他们逼出来的啊。黄锐,也是这次游行的发起人,是他和他的朋友邀请我们来这里为他们声张正义的,如果在这个时刻,黄锐没有特别的理由,撤了,那么他今后还怎么做人,他今后还会有朋友吗?我相信,黄伯母一定是为黄锐的长远着想、深明大义的好母亲,一定不会让他成为永远失去朋友的人。黄伯母,您请放心,如果一定要游行的话,我们这些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包括我徐文立,一定站在队伍的最前面,如果当局抓人的话,抓的一定是我们;如果当局开枪的话,打伤、打死的也一定是我们!我们一定全力保护黄锐他们这些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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