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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下红祸起 —献给六四英灵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而五四运动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政治上为苏共在中国成立支部打下了基础, 可以看作苏共侵蚀中华大地的第一步。
   

   七十年后,当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等红色歌曲长大的六四一代比如方政被中共的坦克压死压残后,红色罪恶便再也难以掩饰,红色政营也从此分崩离析。
   
   六四一代用青春和热血在“动物农场”中心—天安门广场捍卫人权、追求民主。
   向往自由,怀抱希望的爱国青年用言行向世界宣告,中华儿女已不再被共党欺骗,更不甘愿再做共奴。学生们绝食, 用柴玲的话来说就是,“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重读六四学生的绝食宣言和柴玲在大屠杀前一周留下的肺腑之言,还会被深深地感动。六四学生们愿意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來唤醒民众 。而他们的发言人柴玲已经认识到,“如果是这个没有人性的政府不推翻的話,中国人民永远不会有希望,整个民族也不会有希望。”
   
   无论是学生们的绝食宣言,还是柴玲“最后的话”必定会象蔑视毛泽东的余志坚、喻东岳、鲁德成和只身挡坦克的王维林一样,作为六四精神的象征而彪炳史册,照亮后人。而“不想当一个对人民开枪的总书记”的赵紫阳,拒绝带兵镇压和平民众的军长徐勤先和敢于在屠杀后向听众报道实况的原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主任吴丹等,他们都堪称出红泥而不染,也会因此走进历史,为人敬佩。
   
   在震惊中外的北京大屠杀发生二十周年之际,特此撰文表达对“六四暴徒”的敬意,既是为了吸取历史教训,更是为了对抗红色宣传。
   
   
   九十年前的天安门
   
   
   天安门于明朝(西历1417年)第一次开始修建时被命名为承天门,含承天启运、受命于天之意。
   
   在清朝第二次重建时改名为天安门, 含受命于天,安邦治国之意。
   
   明清两代的统治者即使不是明君,也不一定真信神,但都会老老实实地祭祀天地日月,因而北京有天坛、地坛、日坛和月坛。
   
   所以,把无法无天的共产党极权专制与敬天畏神的皇权帝制相提并论实在是对历史的无知。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当北京大学生和市民第一次拿着标语和口号走上天安门广场时,天安门就开始见证共产邪灵如何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渗透热血青年,然后肆虐中华大地,愚弄中国人民,屠杀中华儿女。
   
   发起五四运动的北大学生如罗家伦(1897-1969)和张国焘(1897年-1979)都受五四狂人,他们的老师胡适鲁迅之流影响,都算是反传统、反道德的“新青年”,也即第一代被西化甚至赤化的中国人。张国焘后来还成了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好在他弃暗投明,最后客死他乡。
   
   五四时代堪称自由民主的黄金时代。 那时政府小、社会大,和当今中国的情况正好打个颠倒。张国焘们在九十年前享受的自由和人权,在共产党夺取政权后被剥夺殆尽。他们的孙辈则为了争取五四时代存在的独立学生会和独立民间报纸而遭血腥镇压,死伤无数,四处流亡,心灵受到的伤害更是难以估计 。
   
   张国焘们在爱国的名义下打人放火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就象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以徐世昌(1855年—1939年)为总统的北洋政府更丧失了公信力。
   
   而翰林出生的徐世昌算抵制红祸的第一代中国人,是他在当总统时(1918 -1922 )号召“尊孔读经”以抵制五四狂人掀起的名为“新文化运动”的反文化运动。
   
   所以,饱尝红祸的大陆学者对徐世昌有高度评价:“其广博的学识,平和的个性,对新政的向往,对祖国的热爱,对自然的崇尚,既非一般无聊政客可与比肩,亦足令后来那些惟利是图、翻云覆雨,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祸国殃民之辈为之汗颜也。”
   
   
   被操控的学生运动
   
   
   中共在苏共的扶持下成立以后,继续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搞颠覆活动,于是天安门又见证了“五卅运动”(1925)、“三一八惨案”(1926)、“一二九运动”(1935)、“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1948)。而这些运动无一不是在苏共的指示下发动起来名为爱国的卖国运动。遗憾的是苏共的阴谋诡计迷惑了不少中国人,也让他们无法理解汪精卫为何要“和平反共救国”。日本人再残酷,但被日本占领的台湾不曾有过古拉格和劳改营!
   
   《文武北洋》一书披露,斯大林支持各方势力反对亲日的张作霖和段祺瑞政府,先后收买过吴佩孚、冯玉祥和孙中山等。 1926年,国共两党在苏共的指示下,在北京发动所谓的爱国大游行,在执政府门前示威,居然企图解除卫兵的武装,导致“三一八惨案”的发生,刘和珍(1904一1926)等的惨死。刘和珍可以算被鲁迅们领上歧路的“新女性”,也是红祸的早期牺牲品。
   
   段祺瑞(1865-1936),这位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的“六不总理”被迫下台。“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引咎终身食素。而他的侄孙段昌隆则在六十三年后的六月四日晨作为清华大学学生为了劝解共军与民众的对峙而遭枪杀。中共当局不仅不承担责任,反而还迫害遇难者家属。
   
   段临终遗言有“八勿”,即:“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而段祺瑞却被鲁迅之流的红色笔杆子诬蔑为“民族罪人”。在我眼里鲁迅才是民族罪人,所以,非我族类的中共才会把他吹捧成“民族魂”!
   
   其实只要把段祺瑞的遗言和鲁迅的遗言一比就知谁是人中败类。
   
   但愿,世人在反思六四运动,纪念六四英灵时能认识到红祸由五四狂人及其“新青年”引进中国,祸国殃民。
   
   而六四运动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拒绝红色操控,从而迈出了中国民众自发地反抗共产极权、解体共产暴政的第一步。第一波退党潮也是从“六四屠杀”后开始涌现。
   
   《九评共产党》发表后,引发了退出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三退浪潮,随着三退人数的逐日增长,必将冲垮丧尽天良的红色暴政。
   
   德国莱茵河畔   西历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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