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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京中央政府时期中华民国国是论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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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琦先生國是建言選 ◆
·曾 琦: 論吳佩孚失敗之原因及政治學上不易之公例
沉思中國近五十年來的政治動亂,
益之以現在親身感受到的種種刺激,
我才得到一個確定的答案:
在中國的現在,
政治民主重於經濟平等。
沒有政治民主,一切都無從談起。
失去了政治自由的人,
自身先淪爲農奴、工奴、商奴、文奴,
先失去了人底身分,
一動也不能動,
說話不合分寸有生命的危險,
那裡還能爭取什麼經濟平等?
顯然得很,
在中國的現在而談社會主義
將構成民主之致命的威脅。
其結果一定走向新奴胫贫取�
從此,
我拋棄了將二者並重的不切實際的想法,
而向政治民主之路走去。
在中國,
必須先求實現政治民主,
打開數千年的死結。
有了民主,
改善生活才能著手。
否則只有作奴搿�
……
殷海光: 我爲什麼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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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戡亂失利面面觀·社會經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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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京中府時期政治派系與時局 ◆
·馬五先生: 政學系與現代中國政局
◆ 抗日戰爭· 華北時局 ◆
·劉鳳翰: 抗戰期間冀察兩省國共日偽兵力的消長
……
現在,大家面臨的重大問題,
是反共抗俄底問題。
這個問題,
關係於整個民族底存亡榮辱,
各個人底幸福苦樂,
和歷史文化底絕續盛衰。
……
我們承認了這是民族戰爭,
教育廣大人民
了解這是民族戰爭,
才能掀起民族意識,
而發揮出與抗日戰爭相同的敵愾心理。
在這民族戰爭底前題之下,
我們在觀念上
根本不把共黨看作是中國人,
而把他們認爲蘇俄人底一部分。
這樣一來,
我們才可能在精神上與共黨完全絕緣。
我們能夠在精神上與共黨完全絕緣,
那末
才不致爲共黨異族底宣傳所煽惑。
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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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琦: 論吳佩孚失敗之原因及政治學上不易之公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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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彰往可以察來•顧後亦能瞻前 ◆

   

   

論吳佩孚失敗之原因及政治學上不易之公例

   

曾 琦

   

    吳佩孚起家秀才,廁身軍旅,民國以前,初無赫赫之功。袁氏稱帝之時,曾隨曹錕征川,爲名將蔡鍔所挫,與曹氏及馮玉祥、張敬堯、李長泰、齊燮元同爲敗兵之將。及一旦轉戰三湘,屯兵衡嶽,以師長而論列國政,不承認徐世昌之總統而呼之爲先生,時爲「大言壯語」以「沽名釣譽」,其斥政黨之電文有曰:「北有安福,南有政學,一邱之貉,厥罪維均。」一時聞者莫不稱快。其後指「安福系」之親日,一戰而逼段下野,數「交通系」之賣國,再戰而驅張出關。計其當時所爲,無不迎合民意,深快人心,隱然獲輿論之贊助。誠使吳氏真心愛國,毫無私見,則及是時益順民意,勤求治理,延攬英豪,共議國是。一方面整理中央政府,一方面提倡各省自治。使中央之政治清明,反對者無所藉口。各省之民意發皇,割據者有所畏懼。然後召集力所能及之各省當局,開一財政軍政統一會議,規定計畫,按程進行,樹立模範,以昭信用。數年之後,勢力已固,而盤踞各省之武人仍有不奉號令者,則一方面挾中央之兵力以討之,一方面獎各省之民團以制之。如是則政府與人民一致,統一之業,未有不自吳氏而成者。顧吳氏自皖直奉直兩次戰勝而後,狃於蒲騷之役,其剛愎自用,有如春秋時之楚子玉。而知識則不出乎「水滸」、

   「三國」、「封神」、「說岳」,乃至「文王八卦」、「古文觀止」;用人則祇限於山東蓬萊所謂豐沛之士,若高恩洪、孫丹林之流,毫無學識可言,居然濫竽閣席。其於民意也,有如漁父之視筌蹄然,得魚而已忘之矣。其於自治也,有如鄭人之視伯有然,聞聲而已畏之矣。行為之荒謬如此,知識之固陋如此,而欲長為軍界之領袖,兼執政界之牛耳,幾何而不自召滅亡哉。今吳氏既敗於京津而竄於鄂豫,栖栖皇皇,四海無歸矣。論者對之,所見各異。仇吳者方引以為快事,一若吳敗而政局乃有轉機。袒吳者則又為之呼寃,竟謂吳敗而公道不復存。而自吾人眼光觀之,正所謂「楚固失矣,齊亦未為得也。」何則?吳氏之敗,非敗於前敵之師而敗於蕭牆之變,則仇吳者正未可引以自豪。反之而吳氏方面所以致此者,亦自有其原因,決非出於偶然,吳氏至少難逃無識之譏,袒之者亦正不必為之曲解。茲先分述其失敗之原因,再進而論政治學上不易之原則,以為後之有大欲者戒焉。

   

(甲)軍事上失敗之原因

    吾人雖未嘗學軍旅,不能詳評吳氏之軍事計畫,然就此次戰事之經過而論,吳氏對於作戰計畫,實無充分準備,此為致敗之一大原因。茲試舉馮玉祥之言為證:馮氏於班師回京之時,曾對中美新聞記者云:「就無論任何方面觀察,吾國此時皆不應再從事於自相殘殺之內爭,蓋吾國此時正所謂救死之不暇者,實無可再從事無意義之內爭的餘地也。退一步言之,則欲戰爭,亦必須有戰爭之準備。而今茲之戰爭,國軍方面,實毫無準備。今試述國軍與奉軍之情形以明之:第一,戰爭必有戰爭之利器,今奉軍方面,有飛機百餘架,而國軍則僅有充數之二十餘架,就中且有損壞不堪者。又鎗砲亦相去遠甚,即此已可見吳氏無準備之一斑矣。第二,驅兵士而作戰,則必衣之以衣。今前線各地,冰之厚者,業兩寸矣,而國軍則有棉衣者僅半數,餘則尚衣袷衣,並有衣單衣者。第三,作戰則糧秣問題,亦最當注意者,今國軍出發之際,有領糧數日者,有領糧半月者,問以後將如何?則答曰,可以到那裏便吃那裏的糧。以是之故,軍隊行到何處,該處之前後左右二十里之居民,無不遷徒一空,而兵士則亦無從得食,此徵諸灤州以至山海關及其他各地之情狀而可知者。軍士如此,則牲畜更無論矣。第四,軍人多以餉爲命者,而國軍欠餉者,動逾兩年以上,最少者亦欠十餘月,在如是情形之下,試問尚復何以爲戰乎?總而言之,吾甚爲吳氏惜也,近三年來,政權,軍權,財權,三者均完全在彼掌握之中,而其毫無準備,竟如此也。」馮氏之回戈初非激於正義,實鑒於吳氏之必敗,不得不見機而退,順風轉舵。而吳氏身爲主將,漫無準備若此,則其敗也又豈能諉過他人而毫不負責哉?不特此也,吳氏曩於皖直奉直兩役,所以迭獲勝利者,以其兵力聚而未分也。今茲雖擁有數十師人之眾,而兵力散布,並不集中,駐於川東者若干,駐於閩赣者又若干,一旦前敵失利,後方徵調無及,又安得而不敗。蓋吳氏明知張作霖爲其大敵而不集中兵力以防之,徒肆力於南方,而不知西南各省意見並不一致,吳氏縱暫放棄,亦未必遽能會師武漢。即使南方兵達鄂渚,亦未必能決全局之勝負。而奉軍則一經入關,其勢莫當,建瓴之勢,抵禦爲難。吳氏見不及此,殆由輕敵所致,此其軍事上之失策一也。自來用兵者無不留退步,所謂「未曾行兵先防敗著」,此普通之常識也。吳氏年來之根據地雖在洛陽,而自奉直再戰以後,其根據地已移於北京。籌餉調兵之事,胥惟首都是賴。應如何設法防護,留心腹之將領以守之。乃吳氏全師而出,孤注一擲,首都重地,不留重兵,既知馮玉祥之不可恃,而又遣之獨當一面,致使馮氏一旦反戈,截其後路,吳氏倉皇返津,而士氣已喪,大勢已去,雖有餘勇,亦無能爲役矣。此其軍事上之失策二也。飛機爲近世戰爭之利器,雖在吾國尚未發達,然其作用至少可以偵察敵營,動搖軍心。張作霖於戰前極力擴充,增購至百餘架之多,而吳氏以其頑舊之腦筋,於此漫不經意。及一旦戰爭既開,奉方頻遣飛機抛擲炸彈,秦皇島之海軍,與吳氏之大本營,皆曾受奉方航空軍之驚恐,雖未命中,而兵心大爲動搖。馮玉祥亦深咎吳氏之不注重航空,此其軍事上之失策三也。

    夫以軍糧不充,軍械不足,根本之地空虚,援助之師遠隔,而乃輕於作戰,不顧一切,此雖近勇而實不免於愚。然則吳氏蓋一偏裨之將耳。又烏足爲主帥哉,。

   

(乙)政治上失敗之原因

    吳氏不舉無術,政治本非所解,而又妄思干政,動欲攬權,吾人固早知其必敗,非好爲事後之論也。(讀者諸君當猶憶去歲予在法京屢次通信新聞報述王寵惠與予論吳佩孚必敗之理由)茲試略舉其失敗之要點如下:

   (一)曰拒用新人物也 夫智勇辨力,斯民之秀,不得志則思以爲亂於天下,此眉山蘇氏之名言也。自古以來,成大事者必以得人爲主。吳氏知識簡陋,不能辨別賢愚,常恐受人之欺,於是深閉固拒,視新人物如蛇蝎,而一切屏諸大門之外。海內才智之士既不見容於吳,遂乃北走胡,南走越,孫張段盧之門,策士往來如織,縱横捭闡,協以謀吳,而南北之風雲四起,吳氏應接不暇,乃陷於四面楚歌而不得不倒矣。

   (二)曰反對聯省自治也 真正人民自主之聯省自治,並無妨於統一。善用之並可以促成統一,吳氏識不及此,聞「聯省」而惡之,不許人有商量之餘地。彼蓋誤認「聯省」爲「聯邦」,以爲有召分裂之虞。殊不知「聯邦」者中央政府之權爲各邦所賦予;「聯省」者各省政府之權爲中央所賦予。二者性質判然各別。「聯省自治」,質言之,不過「地方分權制度」耳。此在幅員遼濶之中國,行之實爲相宜。而吳氏竟視爲異端邪說,違反自治之潮流,拂逆人民之心理。欲以武力高壓政策,達其北洋正統之迷夢,終致今回之失敗,亦可謂咎由自取矣。

   (三)曰坐視黎元洪被逐也 黎氏雖一愚而好詐之庸人,然其再任總統,實由吳氏擁之,當時吳氏既以法統爲號召,則宜始終堅持勿變。乃馮玉祥等演逼宫驅黎之劇,吳氏竟坐視而不顧,平素以剛直自誇,關岳自許者,至是乃柔順如曹家之妾婦,人民對之,頓失信用,吳氏此次失败,國人轉引爲快,溯其遠因,由來久矣。

   (四)曰誤擁曹錕竊位也 曹氏以一庸妄無識之武夫,生平未嘗有尺寸之戰功,即無附和帝制之罪,亦不應濫竿軍界,乃吳氏竟擁爲首領,欲利用之以作傀儡。殊不知曹氏在北洋派中,資格雖老,而比於段祺瑞,則猶遠不遠,擁之並不足以服軍人,徒招國民之反對而有玷辱民國之罪惡。曹氏賄選之事,吳雖未嘗參預,若公然反對,曹亦豈敢出此。乃吳氏不顧國民之公意,甘爲曹氏之孝子,既默認賄選於前,復電賀曹氏於後,使人民之惡曹者皆集矢於吳,其爲計亦太左矣。

   (五)曰反對交通系復起用張弧也 爲政之道,立信爲先。吳氏於第一次奉直戰後,下令通緝梁葉張諸人,舉交通系之巢穴而悉傾之,國人莫不稱快。乃未幾而復起用張弧,貪其報効,輿論反對,概置不顧,食言而肥,出爾反爾。識者於此,固早料吳氏之必敗矣。

   (六)曰坐擁地盤毫無建設也 吳氏擁有八省之地盤,而於建設事業,無絲毫之成績。雖曰軍事旁午,力有未遑,然試北觀張作霖之施設,南觀唐繼堯之舉措,彼等未嘗不擴張軍備,而自失敗以後,皆知努力於建設,以博人民之稱譽。蓋人民望治之殷,稍有識者無不知之,而吳氏獨悍然不顧,一意窮兵黷武,每年收入數千萬,概以用於軍事。其意未嘗不欲俟武力統一成功之後,再進而從事建設。殊不知無建設之成績,則人民失望而不爲之助。其結果統一萬難成功,此固易知之理,而吳氏不悟,豈非所謂「利令智昏」,「當局者迷」耶?

    由上所述吳氏失敗之種種原因,吾人可得下列之教訓,爲政治學上不易之公例焉: .

   (一)無論「君主專制」或「民主共和」其政府之基礎必建築於民意之上。若但憑武力,僅能支持一時,結果必遭傾覆。其在外國之遠例爲拿破崙叔姪,近例爲德皇維廉二世。在中國之遠例爲秦始皇,近例爲袁世凱。而吳氏今回之失敗與段祺瑞上次之蹉跌,亦此原則之註腳也。

   (二)凡任大事者必以得人爲主,所謂「天下之事當與天下賢者共圖之。」斷未有局量褊淺,規模狹小,不能容物而能成事者,歷史上之遠例姑不具述。最近明乎此理而成功者則有曾國藩,眛乎此理而失敗者,則有袁世凱。蓋曾氏手練百萬湘軍,削平洪楊之亂,能不私其鄉人而悉遣散之,委其權於李鴻章而使之另練淮軍。袁氏則始終欲以北洋派統一天下,明知蔡鍔之才而不能授以重任。吳氏承其遺緒,而度量又視袁爲狹,故終不免於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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