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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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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贪官心中的不平——三问浏阳市纪委
·赞歌都唱到这个份上了,你说肉麻不肉麻?
·贫富悬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黄包车夫的机会成本
·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提议征集林牧先生书信日记和轶文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湖州异议人士范子良又被抄家,两台电脑被搬走
·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浙江民主人士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
·城墙上的夏夜
·林大刚先生何罪之有?
·维权的成本与收益
·中国大陆为什么出不了经济学大师?——也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经济学家
·己丑重阳登高有怀
2010年
·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是虚,保护既得利益是实——论迫害刘晓波的文字狱
·未来十年宿命: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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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8月21日中午,有个外地朋友给我发来一条短信:我从网上得知一个消息,当局准备在奥运过后的十月份开展一场大规模镇压运动,我们还是小心一点为好。我回复道:谢谢你!我昨天就此事接受了自由亚洲的采访,据说今天已经播出。我对此消息的态度是:第一,天上要打雷下暴雨,地上的老虎要吃人,要避也避不了,还不如面对现实;第二,形势比人强,再镇压一次,再保20年稳定,人的如意算盘能否如意打,得看看老天爷安排的未来究竟是怎样的形势。我知道,当政的家长们在奥运洋客人走后,会教训那些以为从此可以走向开放和自由民主的天真子民,而现在当局有意泄漏天机,显然意在警告子民们不要得意忘形,秋后是要算账的!
   
   我相信,千千万万正在为自己的公民权利抗争的访民和其他维权人士,那些身处大陆红色恐怖威胁之中的政治异议人士,听了这个消息,十有八九都会受到一些震动。我听了这个消息,由此引起的第一个思考是:传说中的这一镇压运动,其可能性究竟有多大?我不禁想起二十年前六四屠城前夕的一则传言,邓小平放话:杀他二十万,保二十年稳定。我到现在都不知道邓小平究竟有没有说过这个话,也不知道六四究竟杀了多少人,但六四镇压换来了二十年的稳定,却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林彪早就说过,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周永康的“616”讲话也强调,政法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必须增强政权意识,严厉打击那些“冲击我国政治制度、削弱我执法根基、抹黑我国家形象、破坏我国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各种“捣乱和颠覆”活动。以镇压求稳定,这历来是永葆红色政权的法宝。因此,当此瓮安式群体性事件频发之秋,当此民众的维权意识纷纷觉醒之时,当此已尝过用镇压换来二十年稳定甜头的美好时光,以又一次大规模血腥镇压,换来又一个二十年的稳定,这是社会金字塔尖的权贵和富豪们最惯常不过的思维。
   
   不过,我一直坚信,后极权主义者不同于毛式极权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在做政治决策的时候,不能不考虑成本,不能不遵循“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原则(见拙文《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载2007年5月号《人与人权》)。镇压的确有利于维持权贵和富豪们所需要的稳定,但镇压有失民心,有损国家形象,镇压是一柄双刃剑,有得也有失。如今当政的家长们有一点我还是看好的,那就是他们非常精明,擅于权衡利弊得失,凡是得不偿失的事情,他们是决不肯干的。我相信,1989年的镇压对共产党来说是得不偿失的愚蠢之举,因为戒严以前的事实已经证明,如果按照赵紫阳的方针,用民主与法制的办法解决问题,那么学运可以安然平息,共产党不必为二十年的稳定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但是,党的领袖的个人利益并不完全等于党的利益,而一党专制下党的决策却往往是由个别领袖根据其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作出的。六四镇压虽然对共产党来说得不偿失,但对于李鹏、陈希同之类的党魁来说,却绝对是经过理性算计以后的行为——显然,如果他们不以学生要打到邓小平之类的传言诱使太上皇邓小平作出镇压的决策,如果让赵紫阳以民主和法制的方针解决学运的方案得以成功,他们从此在政治舞台上就再无立足之地。

   
   20年后的今天是否会再来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取决于奥运以后的经济和政治形势。奥运以前就已经开始并且愈来愈严重的经济衰退,必然会严重加剧各种社会矛盾,奥运以后,政府将面临失业(防止经济过热以稳定物价)和通货膨胀(保持经济增速以扩大就业)的两难选择,也就是说,经济上扩张也不是,收缩也不是,扩张会加剧社会矛盾,收缩也会加剧社会矛盾。奥运期间,中共当局一方面加强了社会控制,但另一方面,也确实缓解了一些社会压力,这突出表现在信访领域。为了避免千百万访民在奥运期间集中到北京上访,中央决策层实行了地方政府层层责任制,迫使各级地方政府使出种种解数,或软或硬,或哄或吓,或摆平利益,或加强截访关押,堵住了大量欲进京上访的民众。实事求是地说,各级地方政府对待民众的手段,在奥运期间总体上是软化了许多。中共当局自然意识到这有一个“副作用”,就是民众的维权意识提高了,他们维权的胆子越来越大了。因此,如何防止民众“失控”?这是中共当局在奥运以后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对待民众的维权活动,他们也有一个两难选择:严厉打压势必引发民变,制造更多的瓮安事件或杨佳事件;但如果姑息宽纵,打击不力,又怕烈火烧山,局势失控。中共当局由此作出的理性选择,必然是在两者之间不断调整,努力寻求利益最大化(稳定)的平衡点,用周永康的话来说,就是“宽严相济”。这其实是巩固红色专政的一贯方针,只不过奥运以后,问题会上升到一党专政体制生死攸关的程度而已。
   
   面对未来的形势,稍有一点政治智慧的人都会得出结论,中国要摆脱困境,实现长治久安,唯一的出路是启动政治改革,从制度上平衡各方利益,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逐渐化解多年以来积累起来的各种社会矛盾,这就需要蒋经国那样既有改革意识又有权威的政治家。遗憾的是,如今高居于权力金字塔尖的大佬们,不是具有现代政治理念和前瞻意识的政治领袖,而是一群性格平庸、头脑僵化、目光短浅、精明世故的小商人,他们只知道头痛医头,脚疼医脚,不会标本兼治;只知道扬汤止沸,不知道釜底抽薪。这次奥运前对瓮安事件的处理要算最明智的了,但他们面对权力缺乏制约所造成的社会恶果,谁都不肯指出一党专政这个皇帝现在已经赤裸裸一丝不挂了,反而像周永康那样,强调要依靠政法机关这个专政工具来维护党的执政地位。另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中共当局对政治异己的严厉打压和严格的社会控制,民间又缺乏一种可以抗衡或制约的理性力量,这样,以暴抗暴的非理性力量就很容易成长,社会很容易陷入动荡的漩涡。
   
   天有不测之风云,这句话用在专制政治领域是最贴切不过了。在未来的经济政治形势下,周永康式的思维的确很容易成为最高决策层维护社会稳定的指导方针。我在听到十月镇压这个传言以后,所引起的第二个思考是:如果奥运过后,大家长们果然实行大规模的镇压,我这个常有批评政府言论的异议人士怎么办?
   
   对此,那些怀抱恐惧的亲朋好友,对亲人发出的劝告通常都是:“多加小心!”不错,是应该多加小心,尤其是我这个有着多次因言致狱教训的无用书生,深知专政铁拳的操控者虽然面对瓮安数万暴怒的民众不敢造次,面对杨佳式的以暴抗暴行为也难免心里发虚,但对于坚持和平理性原则的政治异议人士,对于依法行使公民权利的访民和其他维权人士,打击起来却是英勇无比,决不手软的。但是,我实在是小心得不能再小心了!我知道与狱中的严正学、吕耿松相比,我决非勇者,为了避免因言获罪,我和有的朋友一样,多年以来只是有选择地说出一些事实和真话,而不敢说出全部的事实和真话。尽管如此,我仍然无法免于恐惧,因为我毕竟说出了一些事实和真话。但是,如果连这点可怜的事实和真话也说不得,那也只好去坐牢了。我从小就记得一句俗话:阎王若要三更去,谁敢留人到五更?我知道,搞运动就是抓典型,在台州地区,我是典型无疑,运动一来,我是无法免灾的。以前,台州还有一个典型叫严正学,他这棵大树为我挡了不少风沙,但自从近两年前严正学被捉进了监狱,我就像20年前六四时期那样成了出头鸟,挨无产阶级专政的枪打是活该。所以,8月21日上午在电话中跟范子良谈起未来的镇压一事,我说,只要运动一来,湖州一个范子良,台州一个吴高兴,我们两个想跑也跑不了,我知道自己只能准备做死猪了,死猪不怕开水烫,这可是台州人都熟悉的一句俗话。
   
   关于十月镇压一事,我从自由亚洲中听到了贵州的曾宁先生和其他一些异议人士“秋后算账”一说。我觉得秋后算账是一种非理性行为,而为求稳定而实行镇压,却是一种理性权衡的结果,在作出大规模镇压的决策以前,大家长们一定会根据形势,先算算是得大于失,还是失大于得这笔账,然后再作出是否镇压的决定,至于现在,可能为时太早。不过,对于某些地方上的父母官们来说,“秋后算账”是少不了要发生的事情,其实等不到秋后,奥运期间就没有停止过“算账”现象,比如前些日子,北京有一对年迈老夫妇吴殿元和王秀英,由于多次申请在官方指定的奥运示威区进行示威,被北京公安部门判处一年劳动教养。奥运召开了,大批洋客人涌进了国门,家长们不好意思当着客人的面进行“棍棒教育”,甚至会暂时“放纵”一下以示喜庆和开放,在这种情况下,若有子民得意忘形,以为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冤屈从此可以申诉,弄得父母官们下不了台,甚至影响了他们的仕途升迁,那么他们确实是会秋后算账,伺机报复的。北京市国家安全局公开张贴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通告,以及最高当局打算在十月份开展一场“秘密镇压”的秘密被“泄漏”,恐怕其意都在于警告访民和一切维权人士不要太张狂,不要冲垮了河蟹稳定的防线,有人民民主专政的铁拳高悬着呢!
   
   这牵涉到奥运与维权的关系问题。8月21日上午,自由亚洲的记者打电话问我,你认为奥运是否有利于改善中国的人权?我回答,这要看从哪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从当政者的角度看,他们把奥运当作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工具,因为奥运而加强了社会控制,更加严厉地打压异议人士,这当然谈不上什么改善人权,但是另一方面,奥运也确实为民众的维权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
   
   我这样说是有依据的,在此仅举两例。第一例,我在乡下有个堂妹妹,十几年前承包修路工程,路修好了,30万工程款却拿不到手,虽经法院判决,却一直执行不了,从此她就成了一个上访专业户,她虽然斗大的字不识一箩,上北京却像上厕所,为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几十年如一日,不屈不饶,连我这个堂兄都一直躲着她,怕的是她的没完没了(我对此很愧疚)。可是这一次,借奥运的东风,奥运前夕居然把问题大体上解决了,钱是并非债务人的当地政府出的,虽然只付了20万,但我以为鉴于现实情况,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当地的父老乡亲们也都为她庆幸,说“你这20万全靠奥运会”。
   
   第二例,我有个朋友,是个经租房的老上访户,在他心目中,也是北京如在家门口,他曾对我说,他可以在天安门附近找到20元一夜的床铺,可见其对北京之熟悉。奥运前夕,这位朋友找我替他修改“承诺书”,他告诉我,当地政府领导要他承诺奥运期间不去北京上访,他的经租房问题在奥运前给予解决。我支持他的承诺,为他润饰了承诺书,既提醒他不要被父母官拖延忽悠过去,也建议他在商谈中提出的要求不要太高。我估计,这位朋友的问题肯定解决了,要不然,他早就跑到北京去了。
   
   我援引这两个例子,无非是为了说明,无论是当政的官员,还是维权的民众,双方需要的是妥协,而不是对抗。妥协是明智的表现,妥协是一种双赢,而一味的打压只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结局。迎奥运以来,某些地方的政府官员,动不动就关人,搬人家的电脑,扣人家的邮件,甚至调查人家祖宗三代的“政治历史问题”,企图用三十年前的阶级斗争来完成他们的政治任务,这是最愚蠢不过的饭桶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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