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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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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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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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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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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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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十年宿命: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
·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为什么没有敌人?
·未来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的精彩大戏是什么?——论经济增长、经济危机与民主化转型的关系
·一场商业革命正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发生
·从六四惨案到杀童惨案
·正义舆不应对论此保持沉默!
·六三之夜,奇怪的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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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威权统治者的两种类型及其在民主转型中的行为方式
·政治改革的成本收益分析:一个理论模型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是中国百年民运史的里程碑和转折点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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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奥运年是个多事之秋。汶川地震以后,“逢8必乱”之类的谣传四起,北京高层的心理负担越来越严重:奥运会到底会不会出事?高压之下维持了将近20年的“稳定”究竟还能不能继续维持下去?我曾一再撰文指出,奥运前的中国正在发生俄狄浦斯效应,当政者心里越害怕不稳定,越是以高压求稳定,结果是越不稳定,他们正象希腊神话中的俄狄浦斯一样,不断地以自己的行动应验自己所害怕的那个“杀父娶母”的神谕。
   
   事实正是如此。随着奥运的日益迫近,时局的发展与那些执意以高压求稳定的大家长们的愿望相反,高压不仅没有带来他们所需要的稳定,反而造成暴力事件频发:从6月29日开始,短短一个星期之内,贵州瓮安数万民众暴动;上海闸北区公安当局办公楼十警察被刺,六人身亡;湖南张家界以煤气爆炸对付政府强拆;海南红塔卷烟厂职工以汽油纵火焚烧厂房……这些仅仅是公开报道出来的,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肯定还有大量暴力事件是被地方政府隐瞒的。如果称奥运前的中国是一个火药库,我看并不为过,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以暴抗暴的事件,无一例外都是冲着政府而来的。
   
   对于这些暴力事件,从网上、电视上和人们茶余饭后的议论来看,无论是官方还是民众,关注的焦点都是事情的真相,比如16岁的女中学生李树芬究竟是死于自杀,还是死于他杀?死者的叔叔前往公安当局论理,究竟是被谁打成重伤的?28岁的北京青年杨佳只身闯穴行凶,是不是因为涉嫌“偷自行车”被警方殴打致残而又拒绝赔偿?我认为,弄清事情真相当然是公正处理的前提,但是在这些事件中,政府(尤其是公安当局)都是涉案的当事人,怎么能够指望当事人的调查会有客观公正的结论呢?就像到法院打官司,难道能让当事人去调查案由吗?可是,在现行的政治体制下,除了政府,谁又有权调查呢?调查当然可以由上一级政府进行,但无论从利害关系看,还是从以往经常发生的事实看,上级都是极有可能包庇下级的;其次,即使政府能够秉公办事,即使其调查结论符合事实,也必然因缺乏公信力而无法取信于民。

   
   所以,在现行的体制下,对这些事件的处理在程序上就是不公正的,起码不会有足以取信于民的调查结论。瓮安事件现在已经导致公安局局长、政委和县长、县委书记的免职,人们都说这不过是拿下级官员当替罪羊来平息民愤,但是这跟19年前的六四事件相比已经是皇恩浩荡了,毕竟在现实体制下舍车保帅还是可行的。我们必须认识到,在现行的体制下,这种处理方式是一种宿命!而且下台的只能是小官吏,因为让大官下台有碍“稳定”。我倒认为,如果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如果从整个民族的长治久安看,可能对事件如何反思比如何处理更重要。瓮安事件震动了中共高层,传说胡锦涛有个批示,提出“为什么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会演变成冲击政府的群体性事件?”我看这个问题提“到位”了,点到了问题的实质,而且我相信,高层的大佬们自己心中肯定非常清楚“为什么”,不过他们不愿意公开说出来罢了!
   
   一起普通的治安事件,究竟为什么能够演变成暴力攻击政府的“群体性事件”?其实这个问题温家宝早在三年以前就把它摆到桌面上来了。据说,2005年9月,在一次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上,面对从民间搜集到的触目惊心的115条信息,温家宝哽咽了五分钟之久,然后语重心长地说,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省的人民的呼声,是对官僚腐败的控诉和抗议,是随时有可能引爆的115颗定时炸弹!温家宝当时举出了中国每一天都在发生的各种震撼人心的统计数字:每天有二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寻找生存、工作的出路(温家宝没有指出,他们在生存的抗争中,还经常受到体制、受到特权的歧视);每天有二千多万失业、待业青年在徘徊着;每天有数以万计的百姓因经济贫困,企图以自杀结束悲剧人生;每天有数以万人次计的工人和农民等弱势群体在集会、游行、示威,维护他们应有的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等公民权利(温家宝同样没有指出,这些维权活动无一不受到政府暴力的打压);每天有数以十万人次计的上访、信访,表达对种种不满的申诉和抗争(温家宝那时可能没有想到,临到奥运会召开的前夕,为了维持奥运所需要的“稳定”,政府竟然会实施一套迫使公民签署违背法律、污辱人格的“重点人防控责任书”,对官方划定的所谓“重点人”进行全方位的监控);每天有数以十万人次计的党政干部沉浸在声色犬马和灯红酒绿中,挥霍、侵吞人民财富;每天持续有数以百万计的国有资金流失境外,流入官僚及其家属的口袋……
   
   瓮安事件发生以后,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也不得不承认:“ 这次事件,表面的、直接的导火索是李树芬的死因,背后深层次原因却是瓮安县在矿产资源开发、移民安置、建筑拆迁等工作中,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屡屡发生,而在处置这些矛盾纠纷和群体事件过程中,一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甚至随意动用警力。”
   
   不过,温家宝和石宗源所罗列的只是些容易引爆的社会矛盾,而没有说明产生这些矛盾的制度性根源。出于意识形态上的禁忌,本质上是出于既得利益的考虑,当权者谁都不愿意把谜底说破,他们绝不肯承认这些问题的总根源是权力不受制约的一党专政体制。因此他们最多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企图以此把自己不愿意看到的“大限”无限期往后推,但是我不知道那些信仰暴力的当权者有没有考虑到,他们这样做是在制造用暴力埋葬自己的陈胜吴广!在温家宝发出警示以后三年,在中共当局最害怕不稳定的奥运前夕,“6.28”这颗定时炸弹无可奈何地在贵州爆炸了!瓮安“6.28”暴动已经明确无误地向中共当局表明,久受欺压的民众已经成了气味刺鼻的火药桶,他们对政府暴力的忍受已经到了极限,任何政府暴力的星星之火,都有可能将火山引爆,造成玉石俱焚的惨剧!瓮安暴动刚刚发生的头两天,李长春把持的宣传当局沿袭习惯性思维,不准各媒体透露消息,但是许多网民纷纷充当了公民记者,通过发贴子报道,而且狠命地跟删贴的网管较劲,发贴发得比删贴还快,他们这才发现,这一招不灵了,从而换了一招,胡锦涛作出了“不要封锁消息,要引导舆论”的批示。
   
   如果我们将最近发生的这些暴力事件与“3.14”西藏骚乱比较,就会发现这些事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这就是民众的舆论一边倒,网民中除了一两个被骂为“五毛狗”的以外,一律倒向反政府的施暴者。西藏骚乱的时候,不少网民还跟着政府谴责达赖“分裂祖国”,但是这一次,天涯、凯迪、牛博、新浪、甚至胡锦涛最近曾经光顾过的人民网,网民们不但不相信政府所发布的任何信息,反而称反政府的施暴者为“英雄好汉”,把连刺十名警察的杨佳比作景阳岗上为民除害的义士武松,而对受害的警察冷讽热嘲,幸灾乐祸。直到瓮安暴动一星期以后,尽管宣传当局竭尽全力,网上出现了一些旨在“引导舆论”的贴子,但是人心一边倒的情况依然无法改变。7月6日上午,笔者偶然在“天涯杂谈”上看到一则发于5日上午的主题贴《一位警察看完上海袭警案评论后含泪写的文章》,至6日中午11时,共有49个跟贴,49个帖子中,除了有两、三个比较中立平和以外,其他帖子对受害的警察几乎毫无同情之心,甚至幸灾乐祸:“你写的文章是为了博得同情吗,我看你还是自己珍惜自己吧!”“刀!好刀!好快的刀!” “死得好!” “是呀,警察同志太失人心!老百姓都在拍手称快!” “你们究竟为什么要逼兔子咬人?”……那些比较理性的帖子,对警察的评价也都是负面的,以致有人叹息,“警民关系咋成这样了?”为了增强本文的说服力,笔者不厌其烦,特地将全部帖子抄了下来,附于文末。我要说明的是,在有关暴力事件的讨论中,这是很少能够看到的保留完好的帖子群,至于大量遭到删除甚至“24小时热帖、24小时热图内容为空”的贴吧,其内容之激烈就更不待言了!
   
   这种情况,不但说明民众和政府之间的对立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而且说明在民众中间,潜在的陈胜、吴广,潜在的杨佳到处都是!胡锦涛不是到人民网作客听取民意吗?我想,如果真想听取民意,大可不必在成千上万网民中挑选两三个人的提问来回答,只要看看这些发自老百姓内心的大字报一般的帖子就行了。在这些评论暴力事件的帖子中,成千上万的网民和杨佳一样,把怨愤发向了下层的警察,不过平心而论,那些普通警察虽然常有仗势欺人的行为,但其根子却是上头的纵容和包庇,上头既然要让他们充当维护王国稳定和私家利益的工具,就只能放任他们的行为,任凭他们违法乱纪,恣意侵犯人权。而一旦到了官逼民反的地步,充当老百姓的出气筒和平息民怨的牺牲品的,却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党官,而只能是这些直接与民众打交道的普通民警!
   
   必须指出,在民众与政府的对抗中,民众决不是主动的施暴者,民众的暴力行为即使不是由政府即时的暴力引起的,也必有此前政府对待民众的多次暴力纪录在先。在征地、拆迁和集体上访等活动中,政府“随意动用警力”,“一出事,就把公安机关推上第一线”(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语),这已成为政府对付民众维权活动的常态,这种情况无疑在不断地种下仇恨的种子。用来维持“稳定”的那些铁血卫士,在和平请愿的民众面前气壮如牛,对付街头那些战战兢兢的小摊贩和卖菜的农民,更如老虎碰到绵羊,所向无敌。确实,当局势尚能控制的时候,政府的暴力打压是简单易行而又能凑效的,但是如果局势一旦失控,政府的权威式微,以前的任何一只绵羊都有可能成为一头发怒的狮子,他们“为自己曾向一个已不复存在的权威低头哈腰而进行报复”(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此时民众的暴力就会一发而不可抑止,而陈胜吴广也就有了用武之地。因此,我奉劝那些有权作出暴力镇压决策的统治者,即使不为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着想,也应该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人,为自己麾下的警察着想,不要制造日后的暴力复仇者!
   
   六四镇压十九年来,统治者一面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用金钱收买各路精英,用煽动起来的消费热情代替自由民主,另一方面又以铁的手腕对付弱势群体和异议人士的抗议,十九年的稳定,靠的是金钱和暴力这两个法宝。但是,靠金钱和暴力维持的稳定,必被金钱和暴力冲垮。经济一旦滑坡,人们对金钱的欲望不再能够满足,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联盟也将随之解体;两极分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弱势群体就不再害怕暴力。托克维尔在总结法国大革命时指出,正是路易十六时期的经济繁荣,加速了1789年革命的爆发。(《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是由于,“在经济繁荣的时代,一些人致富的速度会超过另一些人,这会引起嫉妒。某些群体感觉被经济变革抛弃了,由此变得极度怨恨。”(迈克尔•罗斯金等:《政治科学》)亨廷顿则指出,“经过持续的增长阶段以后,如果经济陡然转向下坡路,往往就会爆发革命。”(《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耶鲁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陈志武早就警告,中国今年有可能爆发经济危机,而且预言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可能从股市崩盘引发,连总理温家宝也不得不在三月召开的两会上承认,今年可能是国民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不久前,香港经济学家郎咸平在宁波有个讲演,已经说破了皇帝其实并没有穿什么新衣,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中国的经济不是那些主流经济学家所鼓噪的过热,而是由投资环境恶化引起的过冷和萧条。这些,就是瓮安暴动的大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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