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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农民:服苦役的西西弗斯——乡村见闻(之一)
·救世的耶苏已进入农民心中——乡村见闻(之二)
·派别与均势:云缝中透出的民主之光——乡村见闻(之三)
·收入分配不公: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面对见义勇为者的困境,政府应该做什么?
·为政治正名——读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所想到的
·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人,还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之一)
·一个小贪官心中的不平——三问浏阳市纪委
·赞歌都唱到这个份上了,你说肉麻不肉麻?
·贫富悬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黄包车夫的机会成本
·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提议征集林牧先生书信日记和轶文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湖州异议人士范子良又被抄家,两台电脑被搬走
·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浙江民主人士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
·城墙上的夏夜
·林大刚先生何罪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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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恶论”、民主制度与企业改制——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一)

     看了10月28日《南方周末》上的《郑州造纸厂待破解的改制难题》这篇专题报道,我所引起的第一个思考就是人性的善恶问题。在“反欺诈兼并”中,人性上表现最出色的是在任四年的原工会主席刘玉蕊。她不仅投入了几乎全部精力,还自掏腰包为工友们花费了两万多元。可是,就是这样一位“舍己为公”,敢于为广大职工利益挺身而出的优秀工会干部,在注册新公司时,却明显“居心叵测”:明知以包括自己在内的十三名管理层成员名义注册这一做法是违背“600名职工共同持股”这个初衷的,不但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反而也在注册材料上签了名,按了手印。民选的新公司董事长、原车间主任杨建武在人性上也先后表现得截然相反:想当初,他毅然放弃在外过千元的月薪而回厂受命每月只有三百元工资的董事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义举。但是,在新公司注册、厂务财务不公开等问题上,尤其是未经董事会讨论就私下把新建的生产线包给另一名董事经营,而且连利润也不交的做法,任谁都会怀疑他是在以权谋私。“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从公司管理层直到普通职工对艰难的改制过程的这一深刻感慨,也可以看作是对改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人性的感慨。人性的善恶问题,在我们中国,从儒、法两家到现在,已经争论了两千多年了,这个问题在西方历来也有争论,但是,居于主流和主导地位的,我们中国是“性善论”,西方却是“性恶论”。
                                                          
     我相信人性的善恶问题,今后还会争论下去,而且从实证的角度看,恐怕永远下不了结论。但是,西方的一句名言——“人一半是魔鬼,一半是天使”,这总是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郑州造纸厂原工会主席和新公司民选董事长在改制过程中的先后不同表现也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仅仅当作一个理论问题,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似乎纯粹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经院哲学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跟制度设计联系在一起就不一样了。如果人性是善的,那就无需制度的约束,只有当我们认同“性恶论”时,制度约束才显得必要。毫无疑问,“性善论”是我国几千年以来人治制度的思想前提,而“性恶论”则是起源于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和公司制这两大基本的法治制度的理论前提。封建专制制度在我国根深蒂固,历两千多年而久盛不衰,这不能不说与儒家的“性善论”占主流和主导地位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宪政民主制度和公司制这一现代企业制度在西方的起源与发展,在思想渊源上显然得益于历来占主流和主导地位的基督教原罪精神即“性恶论”思想。“性恶论”与基于权力制衡精神的宪政民主制之间的关系容易理解,而它与公司制这一现代企业制度的关系可能就不大容易为普通民众所理解。不过,公司制在治理结构上的基本特征就是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三个机构之间的分立和制衡,这是很明显的,其灵魂也是权力制衡的思想,这也是十分明显的,从而公司制所隐含的“性恶论”前提也就不难理解了。因此,如果我们承认宪政民主这一政治制度和公司制这一经济制度在我国的必要性,就不能不承认“性恶论”这个假设前提。反过来说也一样——这个推论是可逆的:如果我们承认“性恶论”这个假设前提,也就势必承认政治上的宪政民主制与经济上的公司制。
   
     郑州造纸厂的改制工作历经七年至今未能成功,而且该厂内有董事长杨建武、工会主席刘玉蕊这些有勇有谋的企业精英,外有敢于率先制定国企重大决策必须经由职代会或职工大会投票通过这一地方性法规,敢于在改制过程中对职工群众如此放手而绝不让自己的屁股坐在管理层一边的河南省和郑州市的党政官员,这在那些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看来,其交易成本真是太大了。如果对比那些甩开职工和民众,不顾民意,不惜国有资产流失,实行暗箱操作的企业改制,其交易成本确实是太大了。但是,如果我们立足于企业广大职工的利益,如果我们承认国企产权改革是一个公共选择的过程,如果我们并不偏执于为效率而牺牲公平,如果我们希望当前的国企改革不要重蹈俄国历史上沙皇专制制度下斯托雷平权贵私有化的覆辙,如果我们不希望我国现在已经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现象继续发展下去从而危及社会稳定,那么,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我敢说,郑州造纸厂改制的交易成本是最小的,因为尽管它现在还没有成功,还没有找到适合本地本厂情况的制度安排,但我相信只有沿着它的路径走下去,国企改革才能真正成功,而且必然会成功。

   
   就郑州造纸厂七年来所走过的改制历程来看,平心而论,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就成功的一面来说,其最大的成功就是比较顺利地推翻了丰华公司的欺诈性兼并。我相信,欺诈性改制现象在全国各地并非少数,但象郑州造纸厂那样能够及时推倒重来的,则属于风毛麟角。郑州造纸厂职工之所以能够比较顺利地推翻欺诈性兼并,最主要的是得力于当地政府率先制定的法规。《南方周末》上的这篇报道提及,在郑州造纸厂解除兼并以后的一两年里,郑州有十几家国有企业退出兼并,其中有通过工人集体抗争的,也有通过诉讼由法院裁决的。不管通过哪一途径解决,国企重大决策必须经由职代会或职工大会投票通过这一地方性法规无疑是其外部的政治条件,而这一法规的灵魂显然是民主。能够率先制定这一地方性法规,无疑体现了当地官员相对比较浓厚的民主意识。如果就郑州造纸厂改制过程中失败的一面而论,则莫过于解除兼并、成立新的“创美公司”以后未能找到适应职工持股这种产权组织形式的公司治理结构。耐人寻味的是,成立新公司以后,该厂工人还是同反欺诈性兼并时期一样,表现得善于“破坏”而拙于“建设”——新公司成立还不到一年,就发生了“倒杨”事件,而且无论是瞒着广大职工由管理层十三人注册还是财务不公开,这两个“把柄”都有理有据,足以让董事长杨建武下台,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无论怎样不断地换人,都找不到“永不变色”,永远为广大职工谋幸福的董事长。究其原因,反欺诈性兼并也好,“倒杨”也好,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支持,但在如何制约管理层问题上,新公司并未形成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这也难免,因为国企改制本身就是一个制度创新的过程。在这个问题上,该厂的改革者甚至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总而言之,郑州造纸厂的改制过程从正反两个方面显示了民主制度对于企业改制的生死攸关意义,说明在国有企业改制这一经济改革的“深水区”,宪政下的民主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了——有之则生,无之则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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