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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是“佰乐相马”,还是“赛场选马”?——由科斯有没有资格当教授说起
·医疗服务的公益化与市场化
2006年下半年
·不同地区的贫富差距是由不同的政治生态造成的
·农民:服苦役的西西弗斯——乡村见闻(之一)
·救世的耶苏已进入农民心中——乡村见闻(之二)
·派别与均势:云缝中透出的民主之光——乡村见闻(之三)
·收入分配不公: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面对见义勇为者的困境,政府应该做什么?
·为政治正名——读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所想到的
·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人,还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之一)
·一个小贪官心中的不平——三问浏阳市纪委
·赞歌都唱到这个份上了,你说肉麻不肉麻?
·贫富悬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黄包车夫的机会成本
·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提议征集林牧先生书信日记和轶文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湖州异议人士范子良又被抄家,两台电脑被搬走
·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浙江民主人士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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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愈演愈烈的腐败一直是官民双方最为激烈的话题,中共政府年年煞有介事地叫喊“加大反腐力度”,但腐败的趋势一年超过一年,民间早就流传着一句口头禅:“抓一个杀一个有冤枉,间一个杀一个有漏网。”不过一般老百姓仅仅局限于街谈巷议,茶余饭后发发牢骚而已,谁也没有往深处思考。不久前,社会学家孙立平教授提出,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他认为关键是基础制度或基础秩序出了问题,比如在现金管理问题上,如果我们有一个规范的现金管理制度,超过5000元的交易不允许现金结算,必须通过银行转账,这样每笔交易都纪录在案,腐败行为就有踪迹可查。(2007年12月13日《南方周末》:《用新的思维重建社会秩序——孙立平访谈录》)我觉得孙先生说我国的现金管理制度不规范的话是不确的,我国一直有规定,大宗交易必须通过银行转账,只有小额交易才能进行现金结算。事实上,绝大多数数额较大的贪污受贿行为(尤其是国有资产流失到海外)并不是通过现金交易,而是巧立名目以后通过银行转账实现的;腐败行为也不是无踪迹可查,而是当权者不愿意查,或者说是因为上下左右互有牵连,阻力太大,无法追查,偶有查出的,也不过是为了舍卒保车,舍车保帅,充当党国利益的牺牲品而已。
   
   我觉得孙立平先生的观点隐含着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执政的共产党在主观上也希望根除腐败,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只是由于基础制度或基础秩序不完善,使得腐败行为“天不知地不知,只有你知我知”,无法发现和查处。一般老百姓也有类似看法,总认为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是很大的,只是腐败行为太普遍了,无官不贪,以致贪官抓不胜抓,杀不胜杀,总之反腐败乃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看法。必须指出,无官不贪的情况是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造成的,而且只要人民没有批评政府的自由,只要没有反对党,这种状况就无法改变。这一点,一般群众可能并没有认识到,但相信英明的党中央心里是清楚的。既然心里清楚,为什么不愿意搞政治体制改革,光一个劲地干喊“加大反腐力度”?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弄清共产党反腐败的目的。

   
   关于共产党反腐败的目的,以陈希同和王宝森为原型的长篇小说《天怒》中的市委办公厅副主任郝相寿对尚不谙熟党国为政之道的新手、市委秘书沈石有一段开导,读来颇有醍醐灌顶之感:
   
   反腐败不可能进行到底,因为所谓的腐败,不是一两个人的问题,和三反五反处决刘青山和张子善的历史条件完全不同。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难道让我们下台,让资产阶级来掌权?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还有一点,也不可能长期大张旗鼓地反腐败。这个政权靠谁来支撑?还不是广大干部!不让他们得点实惠,谁还出来卖命?他们从体制中捞到好处,才会死心塌地来维护这个体制的存在。可以说,腐败使我们的政权更加稳定。还有,长期搞反腐败,必然揭露出许多党内阴暗面,揭露多了,会导致群众丧失对我们党的信任,这个历史责任谁负得了?但不搞反腐败也不行,不仅群众不答应,国家随着腐败的加深也会垮掉,所以不反腐败会亡国。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我们处在两难的境地,只好反一下,松一下,既要保党,又要保国。
   
   在这里,郝相寿已经把党国一体化条件下反腐败的目的说得一清二楚了,那就是,“既要保党,又要保国”,说得更清楚一点,就是要保权。
   
   本来,政党就是为了争取获得国家的统治权而建立的,而任何执政党都不可能“执政为民”,它们的施政行为都是围绕着如何维持自己的执政地位而展开的,这完全符合真实的“党性”,毫不奇怪。问题在于,在一党专政体制下,由于没有反对党,人性恶的一面不但得不到有效约束,反而会在利益的诱导下自我膨胀,愈来愈严重。专制政体的基本特征是人民没有选择统治者的自由,自上而下的权力来源迫使每一个官员媚上压下。在政治上极权主义统治的计划经济时代,由于权力不能转化为资本,各级官员们只能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包装下,以“站稳政治立场”(所谓执行“正确路线”)向上级尤其是最高领袖效忠以维持自己的权位并且在仕途上不断升迁。在政治权力已经资源化和资本化的后极权主义时代,官员们讨好上级的有效手段,就是金钱的贿赂。同时,上级要下级服从自己,也只能靠经济利益上的分赃,在毫无信仰可言的中共官场里,每个上级官员都明白郝相寿说的那句吏治之道:不给好处,谁为你卖命?所以,对于下级官员的腐败,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即使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除非个别人自己不小心撞到党的枪口上。
   
   显然,在以政治权力资源化和资本化为基本特征的后极权主义时代,整个国家机器是依靠腐败来运转的。腐败不仅是一党专政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而且是这个制度得以维持的先决条件。这种制度性腐败本身就是不可治理的。那些把中共反腐败的誓言当真的人,实在是太不了解中共了。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党中央为什么明知腐败早已不可治理而仍然要不断高喊“加大反腐力度”,为什么心里不愿意搞政治改革而偏偏要时不时高唱几句政治改革的调子了。
   
   民主制度下当然也有腐败,但民主制度下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的选举,并且受到宪法的约束,执政党和官员的行为随时随处受到反对党和新闻媒体的监督,众目睽睽之下,贪污受贿不仅难度大,而且风险高,总的来说,腐败的预期成本远高于预期收益,官员处于欲贪不敢、欲贪不能的状况。所以,民主制度是官员腐败的天敌,或者说,在宪政民主制度下,社会有一种自我反腐的机制。民主制度下虽然也免不了有腐败现象,但却是一种可治理的腐败。
   
   中国要从根本上解决吏治腐败问题,只能从稳步推进渐进式民主改革着手,幻想通过现金管理、票据管理、收入纪录和道德规范等等小改小革使社会进入可治理状态,只会因小失大,延误民主政治改革的时机,这正如牵牛要抓住牛鼻子,不能抓牛尾巴一样。在邓小平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用稳定压正义,用稳定压公平,用稳定压人权,用稳定压民主和自由18年以后,象孙立平这样有良知的学者终于喊出了不同的声音,提出要形成稳定问题的新思维,主张重建社会秩序,这是在专制高压下度过了18年的人民要求废除“稳定”这一政治改革的紧箍咒的第一声呐喊。(2007年11月29日、12月13日《南方周末》:《要形成关于稳定问题的新思维——孙立平访谈》、《用新的思维重建社会秩序——孙立平访谈录》)不过,应该指出,在各种社会秩序中,“基础制度或基础秩序”不是别的,而是宪政民主制度,它是一切社会规则的元规则,没有它,一切社会规则的运行都将受到致命的影响。
   
   2008年1月6日于临海望江门近江斋
   
   (首发于《自由圣火》)
   

此文于2009年07月18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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