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 [查看此文评论]    吴苦禅文集
[主页]->[独立中文笔会]->[吴苦禅文集]->[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吴苦禅文集
·为政治正名——读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所想到的
·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人,还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之一)
·一个小贪官心中的不平——三问浏阳市纪委
·赞歌都唱到这个份上了,你说肉麻不肉麻?
·贫富悬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黄包车夫的机会成本
·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提议征集林牧先生书信日记和轶文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湖州异议人士范子良又被抄家,两台电脑被搬走
·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浙江民主人士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
·城墙上的夏夜
·林大刚先生何罪之有?
·维权的成本与收益
·中国大陆为什么出不了经济学大师?——也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经济学家
·己丑重阳登高有怀
2010年
·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是虚,保护既得利益是实——论迫害刘晓波的文字狱
[列出本栏目所有内容]
欢迎在此做广告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内容提要

   
   本文是《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之价值论部分。中国的民主化固然不能违背政治逻辑,但整个民主进程是由成本最小化和收益最大化的经济逻辑控制的。在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中,无论是中共执政当局还是反对派,或者是一般民众,他们在作出有关民主化问题的行动决策时,都要进行成本-收益的权衡,遵循的都是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原则。要用经济学的逻辑分析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首先必须沿着公共选择理论的道路,将效用这一基本概念推广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各个领域,这就是本文所要阐述的广义效用论。
   
   

   
   个别效用与一般效用

   
   传统的效用概念仅仅局限于物质产品和各种物质性的服务,这种概念过于狭窄,不能用来衡量人们在非经济领域中的活动,而布坎南(James•M•Buchanan)、戈登•塔洛克(Gordon•Tullock)、曼瑟尔•奥尔森(Mancur•Olson)以及加里•S•贝克尔(Gary•S•Becker)等人都已证明,在政治和婚姻、家庭、生育、教育等其他各种非经济领域中,同样通行经济学的逻辑。布坎南和塔洛克把经济分析运用于民主政治领域,创立了公共选择理论;奥尔森沿着布坎南和塔洛克的道路分析了现代社会分利集团的作用问题,并按这一框架去解释国家兴衰的原因;贝克尔则把经济分析推广到婚姻、家庭、生育和教育等领域,创立了人力资本理论。但是,他们并没有解决相应的价值论问题。价值论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要用经济学的逻辑分析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首先必须将效用这一基本概念推广到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其他各个领域。
   
   现代经济学的价值论是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边际革命”而又于20年后完成于阿尔弗莱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之手的边际效用理论。与边际效用价值论者相反,劳动价值论者马克思认为各种效用(使用价值)的性质是不同的,从而在数量上无法比较,这是因为他在效用问题上没有坚持他自己所一贯强调的抽象法。我们知道,书籍和面包的具体效用是不同的——书籍供人阅读,面包可以充饥,但抽象掉它们的种种具体效用以后,两者在满足人的需要,给人带来愉悦感这一意义上是相同的,具有等一性。至于它们给人带来的是生理上的愉悦还是精神上的愉悦,这跟我们所要讨论的问题无关。因此,就它们给人带来的愉悦感来说,具体性质各不相同的各种效用在数量上也是可以比较的。它们作为一般效用,只有愉悦程度上的差别,而没有质地或性质上的差别,其愉悦程度的差别,表现为人们在消费中对各种具体效用的选择,例如,在增加面包还是增加自由问题上,如果你选择了自由而放弃了面包,这就表明此时对你来说,自由比面包具有更大的愉悦感,换句话说,你感到自由比面包的价值更大。
   
   效用是因人的需要或欲望得到满足而引起的一种心理感受,因此,在社会生活的任何领域,只要存在需要或欲望,就必然存在满足这种需要或欲望的效用。马斯洛(A•H•Maslow)把人的需要分为生理上的需要、安全需要、爱和归属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和审美的需要等六个层次,①根据这一理论,从生理的需要直到自我实现和审美的需要,每一层次都存在需要的满足即效用问题,而狭义的效用论把效用概念局限于生理需求的层次,这显然是极不合理的。参照马斯洛从低到高的需要层次理论,我们可以把各种具体效用分为九个种类:
   
   (1)生存效用、(2)色性效用、(3)安全效用、(4)权力效用、(5)情感效用、(6)审美效用、(7)自尊效用、(8)道德效用、(9)信仰效用。
   
   为了不至于混淆个别效用与一般效用的区别,我们把这九种具体效用分别称之为生存产品、色性产品、安全产品、权力产品、情感产品、审美产品、自尊产品、道德产品和信仰产品。生存产品用来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的需要,色性产品用来满足人们对性的需要,这两者都属于生理层次的满足。安全产品是为了实现人类对生活稳定性的追求,它可以是生理上的满足,例如各种商业保险和社会保险,也可以是精神上的满足,例如被特定集团或特定势力认可以获得安全感。政治领域中特有的权力产品,它既可以作为获取其他效用的工具,也可以作为一种独立的效用满足人的支配欲和成就欲。情感产品包括亲情、爱情、友情以及普世之爱。审美产品所满足的需要层次可高可低,就其最低的层次来说,动物性的性欲中就包含着某种审美欲求;就其较高的层次来说,向往采菊东篱,遥望蓝天白云,乃至欣赏经济科学的逻辑之美等等,都属于一般人少有的追求。自尊产品包括自由、平等的感觉以及成就感、优越感等等。道德产品用来满足人们对公平、正义和良知的需求,例如乐善好施、抑强扶弱、见义勇为等等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道德需求。信仰产品是最高层次的产品,包括对宗教教义的虔诚和对某种理念的恪守,它是人类对终极意义的追求,古今中外那些舍生取义以及为事业献身者,都是为了在人生终极意义上获得一种满足感。道德产品与信仰产品都是为了满足人们自我实现的需要。
   
   在这九个种类的产品中,只有生存产品和色性产品纯粹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的物质性产品,安全产品和权力产品也具有较大的物质性,审美产品、情感产品、自尊产品、道德产品、信仰产品则是为了满足人类精神需求的非物质产品,它们虽然如镜花水月,却实实在在地能够给人以愉悦感。
   
   上述九种产品作为具体效用都是个别效用,但是,在数量上能够加以比较的,只能是抽象的一般效用。一般效用是各种个别效用平均化的结果,它同样可以用传统经济学中的“尤特尔”(utils)”作为计量单位。两种具体效用不同的产品之所以能够互相交换,是由于两者所包含的一般效用在数量上是相等的。亨利四世说,“巴黎值一个弥橵”,他等于在说,巴黎和天主教的信仰具有等量的一般效用。如果你为了自由,宁愿放弃每月3000元的工资收入而去当每月只有1000元稿费收入的自由撰稿人,那就表明对你来说,自由产品的效用等于或大于2000元物质产品的效用。
   
   各种各样的具体效用,它们能够给人带来的愉悦感,因人、因时、因地而异。古今中外历史上,有些君王不爱江山(权力)爱美人,这说明对他们来说,美人的效用大于权力的效用。赵紫阳不怕得罪邓小平,宁可下台也不愿意用武力镇压和平请愿的群众,这是因为他在效用的评价问题上和邓小平相反,认为道德的效用大于权力的效用。亨廷顿根据他所作的统计指出,穷国不可能发生民主化,在富国,民主化已经发生了,两者之间有一个经济过渡带,在这个经济过渡带中会出现民主化的前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处于这个过渡带中的国家,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约在1000——3000美元之间。②经济发展程度与民主之间的这种联系,其实最终可以用生存产品与自由民主产品的效用大小来解释:在穷国,物质产品的效用大于自由民主产品的效用,由于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作用,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3000美元时,两者的情况开始反过来,人们普遍感到自由民主比物质财富的效用更大,从而开始渴望并强烈地追求自由民主。
   
   

   
   精神性效用的价格评价

   
   在九种具体效用中,生存产品、色性产品、安全产品和权力产品大体上是可以作为商品进入交换市场的,从而形成现实的市场价格。用一定数量的货币来表示的各种物质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格,分别表明了这些产品和服务所包含的一般效用量的大小。其他五种较高层次的精神性产品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如金钱不能买爱情,金钱不能买尊严,金钱不能买成就,金钱不能买风度,等等。但是,人们一方面在心理上愿意用金钱购买这些产品,另一方面在心理上也愿意把这些产品当作商品出卖,这是想象中的交换,其价格是想象的价格,这种想象的价格同样表明了这些精神性产品效用的大小。郁达夫曾写信对王映霞说,只要能博得王映霞的爱情,他金钱也不要,地位也不要,名誉也不要,这其实就是在想象中要用金钱、地位、名誉来交换爱情。就想象的交换双方来说,一方面存在需求价格,即购买者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另一方面也存在供给价格,即出卖者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分别表明了买卖双方对这一类精神产品效用大小的评价。由于这一类产品不能脱离生产者本身,无法从一个人转移到另一个人手中,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无法通过买卖双方的竞争形成现实的市场价格,但这对于我们衡量和分析社会政治活动并无影响。
   
   凡是稀缺而有效用的东西就有价格。情感、尊严、成就、风度、道德……这些精神产品既然是稀缺的,就一定有价格。以拾金不昧为例,一些人为了获得道德上的满足感,拾得几十元几百元乃至几千元都愿意归还失主,但如果金额大到一定程度,比如拾到一万元,他就不愿意归还了。几十几百几千能够归还,这意味着其心目中“道德”的价格要高于几千元,所以他们宁要道德而不要金钱;但当达到一万元时,这个金额已高于道德的价格,这时他们就要金钱而不要道德了。一些粗俗之徒常常对良心表示不屑:“良心值几分钱一斤?”君子忍不住要谴责其道德的低下,其实他们无非说出了人们通常不愿意说的一个事实——良心也是有价格的。有些人在小利益面前能坚守良知,不为金钱所动,但一旦面临重大利害关系,就把良心抛到一边,见利而忘义,这是基于对“利”和“义”的不同效用评价所作出的选择。所谓“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只不过说明,在小人的心中,生存产品的效用大于道德产品的效用,而对君子来说,道德产品的效用大于生存产品的效用。当然也有许多人始终坚守良知和正义,不为任何利诱所动,甚至象林昭那样,为坚守自己的理念而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在历史上也不乏其人,这可以理解为,在这些人的心目中,良心和正义的价格高于生命的价格,因而值得用生命去捍卫。所谓“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正是这种价格评价体系的反映。
   
   在中国当代民主进程中,那些民主志士大体上是一些胸怀大志的人,他们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参与热情,在公共领域具有较一般人强烈得多的欲望,他们对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和政治权力等等有着较高的效用评价,而对物质性产品的效用评价较低,这是他们甘愿放弃生理性的物质享受,甚至不怕坐牢而挺身反对专制的原因。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些民主志士大都是些坚守精神家园的理想主义者,而那些讲求现实功利,注重金钱得失,一心崇尚生理享受的人一般不大向往自由民主。

[下一页]

©Boxun News Network All Rights Reserved.
所有栏目和文章由作者或专栏管理员整理制作,均不代表博讯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