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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湖州异议人士范子良又被抄家,两台电脑被搬走
·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浙江民主人士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
·城墙上的夏夜
·林大刚先生何罪之有?
·维权的成本与收益
·中国大陆为什么出不了经济学大师?——也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经济学家
·己丑重阳登高有怀
2010年
·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是虚,保护既得利益是实——论迫害刘晓波的文字狱
·未来十年宿命: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
·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为什么没有敌人?
·未来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的精彩大戏是什么?——论经济增长、经济危机与民主化转型的关系
·一场商业革命正在我们身边悄悄地发生
·从六四惨案到杀童惨案
·正义舆不应对论此保持沉默!
·六三之夜,奇怪的偷儿
·营救力虹的几点建议
·和谐社会有禁书,不知道是否有禁屁?
·论威权统治者的两种类型及其在民主转型中的行为方式
·政治改革的成本收益分析:一个理论模型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是中国百年民运史的里程碑和转折点
2011年
·我也说几句民粹主义和暴民问题
·讣告:六四受难者、民主人士黄志道去世
·读苏雪林给蔡元培的信有感
·民主、共和、宪政的历史纠结与正本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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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严正学受政治迫害一案,从去年10月18号晚上发现老严被台州国保秘密抓捕就立即加以报道开始,直到本月25日下午与严夫人朱春柳女士等亲属前往路桥看守所看望即将遣送劳改的老严为止,在老严的亲友之中,我是全过程的亲历者。对老严的辩护人李建强律师所采取的辩护策略,朋友们早就有争议,现在老严已被遣送到劳改农场去了,一些朋友居然还在情绪化地争来吵去,这使我很悲哀。我与争论的双方都没有任何瓜葛,我以前也从不认识李建强律师,只是从网上得知他曾经为杨天水等受迫害者担任过辩护律师,但记忆很淡漠。李律师担任老严的辩护人以后,才引起我的注意,不过直到现在,我与李律师仅见过一面。那是去年阴历年底的一个晚上,我突然接到吕耿松的一个短信,说李建强律师想跟我见面,第二天我急匆匆从临海赶到杭州,吕耿松带我到旅馆面晤了李律师,匆匆做了证人笔录,时间不会超过半小时。记得临走时我曾经问李律师:“老严在里面身体怎么样?”他边打电脑边支支吾吾“嗯、嗯、嗯!”我对这种态度虽然颇不满意,但想到他的律师身份,想到他的奔忙,也就释然了。
   
   说实话,为了替老严请律师的事,朱女士以及椒江的林大刚老先生等我们几个台州朋友费过不少心思,开始想请名气比较大的莫少平律师,但苦于一直联系不上。记得去年11月的一个晚上,朱女士为请律师的事情打电话给我,说李建强律师愿意担任严正学的辩护人,问我怎么办才好,我经打电话与重庆的邓焕武先生商量,老邓一时也联系不上其他人权律师,我这才对朱女士说,相信律师总是站在委托人立场的,利害关系决定了他总是要尽力争取减轻刑罚,再说李坚强也担任过杨天水的辩护人,在我印象中辩护词写得不错,朱女士这才下定了决心委托李律师担任辩护。因此,对李律师应该如何为老严辩护的问题,我起码在主观上不会偏袒他;我虽然也有自己的看法,坦率地说,我与我所信赖的老邓这位兄长的看法也不同,但我一直不愿意介入情绪化的争论。
   
   我现在还是坚持这种态度。李建强律师究竟辩护得怎么样?我想还是先听听委托人严夫人朱春柳的看法吧。记得老严开庭的那天,即4月5号晚上我解除软禁刚回家不久,朱女士就打电话给我说:“今天律师辩护得蛮好的!四项指控只剩下两项了,但检察院方面还是坚持严正学是民主党,罪名还是‘颠覆’,前面没有‘煽动’两个字,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判。”前两天,朱女士又发短信给李律师说:“你以你的慎思明辨使严正学得以轻判,我由衷地表示感谢!我知道你始终维护他的形象,有些属于策略的思辨,我能理解。如因此有人对你有所指责的话,你别太在意,我们不会忘记你所作的一切努力的。”

   
   对李律师在严案中的辩护方针和策略作怎样的评价?我认为争论的双方有一个前提性的分歧,这就是:在政治迫害案中,大家都认为专制当局一贯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话当然不错,但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在搞政治迫害时就可以任意罔顾事实栽赃陷害,就不受法律方面的任何约束了呢?政治迫害案中律师在法律框架内所作的辩护,如严案中律师通过多方取证推翻严正学秘密参加民主党的虚假事实,对解救受害人(政治犯和良心犯)究竟有没有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在《论解救政治犯与良心犯的策略——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一文(即将发表于5月份的《人与人权》)中作了详细阐述,我希望对此有兴趣的朋友能与我讨论。我想,如果我们承认专制当局搞政治迫害时必须考虑其司法成本,承认推翻严正学秘密参加民主党的虚假事实对解救老严是有作用的,那就没有理由指责李建强律师在严案中所采取的辩护方针和策略。
   
   至于李律师的辩护有没有给严正学抹黑的问题,关键在于,我们要正确理解老严在面临重刑高压的情况下为了自救而说的一些“自我歪曲”的话以及李律师为解救老严而作的一些策略性辩护。老严在面临重刑高压的情况下为了解救自己而说的一些“自我歪曲”的违心话能不能当真?李律师为解救老严而作的一些策略性辩护能不能当真?1998年,徐文立在北京公开组织民主党,并且强调其公开性和合法性,而公安政保(现在叫国保)又经常以公开性和合法性来将民主党人的军,在这种背景下,严正学替徐文立把一些民主党的宣传资料转交给当时的台州政保,现在台州国保居然利用这一点搞政治迫害,指控严正学积极与徐文立等民主党人联系,以此作为严正学是民主党人的佐证。2003年,严正学从美国举办画展回来,台州国保马上找他追问在美国参加“江泽民与反腐败研讨会”之类的事情,老严作了光明正大的回答。记得去年9月初,老严还跟我和邓焕武谈起此事,他说自己当时反问国保:“难道反腐败研讨会不能参加?”,大约参加这个研讨会的有严家其先生,台州国保也追问起此事,老严对他们开玩笑说:“严家其还是我的本家呢!”国保在迫害严正学时把他在美国接触流亡人士的事说成“与海外敌对势力勾结”,再加上他们又抄出了徐文立等流亡人士为帮助老严申请移民而写的所谓介绍严正学秘密参加民主党的“证明”,可想而知,当时老严面临一种怎样的高压!朋友们想想,如果律师为解救老严说这些事情严正学当时就已经向你们作了“如实的汇报”,难道我们可以指责律师给老严抹黑吗?如果说这是抹黑,试问责任应该算到谁的头上?是老严自己或律师,还是政治迫害的制造者?
   
   所谓“老严为台州公安搜集组党信息”这种说法,不明真相的人会真的以为老严是线人。其实事情应该是很简单的。无非是台州公安对老严说:北京的徐文立他们组党既然是公开的,你和他们熟,去要几份材料给我们看看吧。老严知道那些材料本来就是公开散发的,所以就去要了交给台州公安。而且老严在找徐文立要材料时还说明了这一点。可见老严的做法无可非议,和线人毫不相干。后来检方要给老严罗织罪名,就把这件事说成是老严参加民主党的活动。老严当然会申辩说那是你们叫我去的。律师就说那是你们叫他去为你们搜集信息的。这样,法院最后不得不以证据不足为理由去掉这一罪名。从法院的判决结果看,应该说律师的这种辩护策略是起到作用的。
   
   现在有些朋友居然拿老严为解救自己而说的“自我歪曲”的违心话和律师的策略性辩护炒来炒去,你们想想,这究竟对谁有利?我曾经在电话中跟胡平先生说起,如果我是一个忌恨老严的贪官污吏,要往老严头上泼脏水,我就把这些违心话和策略性辩护捅到网上去让人家去炒作。遗憾的是有我们有些朋友真的就会上这个圏套。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我从网上就读到了此类文章,其中有一篇牵涉到我,曲解了我的原话,而且好多观点我很反感,所以有必要在这里说清楚。
   
   这几天网上流传着刘逸明写的《 谁还敢做严正学的律师?》一文,该文提到:“材料还显示,老严为台州公安搜集组党信息这个事实,老严至今都没有否认(见吴高兴最近的文章)”。这里所说的“吴高兴最近的文章”,指的是我同时发表在《博讯网》和《民主论坛》上的报道《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一文,其中有一段说:
   
   严正学特地要求澄清一个事实,即在法庭辩护时,律师为解救人质,辩护词中有所谓1998年徐文立在北京组党时严正学为台州国保搜集信息的说法(海外网站上也流传着一些混淆视听的说法)。严正学强调,他确实曾经把民主党的一些宣传资料给了台州国保(当时叫政保),但无论事前事后都是征得徐文立同意的,而且1998年国内各地组党完全是公开的,根本不存在什么秘密,公安说,既然是公开的,材料能不能让我们看看,他把这些话跟徐文立说了,徐文立当然同意。吴高兴对严正学说,实际上,凡是那个时候的过来人,对这些事情毫不奇怪。老严这个厚道的知识分子非常重视自己的道德形象,为此他在看守所特地致信台州法院,要求纠正庭审中的有关说法。
   
   这断话的意思怎么能够概括为“老严为台州公安搜集组党信息这个事实,老严至今都没有否认”呢?我这段话的意思应该是很明显的:严正学98年时曾经把民主党的一些宣传资料给了台州国保,事前事后都是经过徐文立同意的,是徐文立为了表明组党的公开性才给的!怎么就变成“为台州公安搜集组党信息”了呢?此外,我还反对刘文中的一些说法:“老严给国保搜集组党信息是事实判断,老严是线人是价值判断。律师是坚持前者,反对后者。” “所谓线人,我想不过是和警方保持一种关系,保护自己,也是为自己从事自己选择的活动留下一定空间。”“ 去打听点情况嘛,反正别人的那些事也是公开的,或者是不需要保密的,无伤大雅的,打听打听报告报告也无妨。我猜想,在国内的和海外的一些有异议色彩因而不得不和警方打交道的人中,恐怕有不少和警方有这种关系。”看了这些话,开始我还以为是公安的线人在玩一箭双雕的把戏,一方面为自己作辩解,另一方面向老严泼脏水。后来向吕耿松了解,得知刘逸明先生是湖北的一位独立异议作家,我马上意识到自己过敏了,我也应该防止情绪化。我仔细想想,恐怕刘逸明先生这些话没有准确表达出他的本意,由于他在文中不适当地用了“给国保搜集组党信息”、“打听打听报告报告”之类的词组,很容易造成别人的误解,而且这方面的问题也确实难以准确表述,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我认为很清楚:为了表明民主运动确实是公开的,光明正大地而不是偷偷摸摸地把材料交给国保,这不是线人;但“打听打听报告报告”,“给国保搜集组党信息”就是线人!而且我要强调,“线人”决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人所共知,公安无论在刑事侦查中,还是在监控异议人士时,都常常安插了线人,1995年我被关在临海收审所时就曾经把前来“探望”的线人的礼物甩出窗口,为了表明我不是傻瓜蒋干,释放以后还特地向政保揭穿了他们的把戏。
   
   还是回到老严的事情上来吧。我很奇怪,老严在高压情况下为了自保而说的、一旦公开出去就势必混淆视听的违心话,如自辩书中的一些信息究竟是谁搞到网上去的?我至今也没有看到过老严在看守所写的自辩书,老严在法庭上也没有作自我辩护,因此可以排除这是开庭时旁听者所为。这自辩书除了台州公、检、法当局和李建强律师,其他人是不可能看到的,从逻辑上说,有条件把老严的这些违心话贴到网上去的,除了台州当局和律师以外,其他人不具备这个条件。李建强律师曾经特地打电话对我说,老严在里面说的一些自我辩解的话不宜公开,因此李律师不可能。我想只有台州当局有这种可能,但是我估计他们不会亲自去做这种鼠窃狗偷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最好是朋友们在情绪化的争吵中泄漏出去,让你们自己给自己的英雄抹黑。因此,我要提醒大家:朋友们,小心上圏套!
   
   最后我必须声明,我虽然不同意刘逸明先生的一些说法,但同意他为李建强律师说公道话的态度。最近从六四天网上得知,李律师因为为法轮功辩护,正面临着山东司法当局的巨大压力,连担任被刑事拘留的朱愚夫的辩护人都不愿意了,最近官方不许他接办“敏感案件”,有些朋友又指责他在严案中如何如何,一个人权律师面临着当局和朋友两方面的压力,其痛苦可想而知。所以我们应该想想:对一个厕身大陆的人权律师多所指责究竟对谁有利?围绕着老严在政治高压下说的违心话和律师的策略性辩护情绪化地争来吵去,究竟谁高兴?客观上帮了谁的忙?
   
   2007年4月30日
   
   (原载《民主论坛》、《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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