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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赞歌都唱到这个份上了,你说肉麻不肉麻?
·贫富悬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黄包车夫的机会成本
·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提议征集林牧先生书信日记和轶文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湖州异议人士范子良又被抄家,两台电脑被搬走
·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在这人治的社会,我们好比走在大街上的牲口
·就解决六四受害人的经济权利问题致中央政府的公开信
·关于公开信的三点说明
·浙江民主人士关于执政当局逮捕刘晓波的四点声明
·城墙上的夏夜
·林大刚先生何罪之有?
·维权的成本与收益
·中国大陆为什么出不了经济学大师?——也谈诺贝尔经济学奖与中国经济学家
·己丑重阳登高有怀
2010年
·维护共产党执政地位是虚,保护既得利益是实——论迫害刘晓波的文字狱
·未来十年宿命:是革命,还是平稳转型?
·中国当代民主运动为什么没有敌人?
·未来几年:我们可以看到的精彩大戏是什么?——论经济增长、经济危机与民主化转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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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最近,一群高中时代的老同学邀请我一起吃饭聊天,高情难却,我去了。大家谈起涨工资,谈起炒股票,谈起买房装修娶媳妇嫁囡包二奶,谈起退休以后干什么,一个个都眉飞色舞。坐在我旁边的老同学问我:“你生活费有没有?”我嬉皮笑脸地答道:“有啊。”“学校发的?”“不是,是老婆发的。”这位老同学说:“这个不合理,你教书教了那么多年,难道因为六四这个事情,以前的工龄都作废了?”我反问:“现在的事情谁跟你讲合理不合理?难道八九年用机枪坦克对付静坐绝食的学生合理?讲合理才没了生活费,不过饿死人总饿不死人吧?”他笑着诚恳地对我说:“你这个‘打勿死’,当初叫你这些事情不要去你偏要去,本来你也可以当教授了,现在大家都快要退休了,你却连生活费也没有。六四的事情你后悔了吧?”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随口朗诵了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这位仁兄比较直率,别人想问而不好意思问的问题,他问了。现在的时代是金钱万能的时代,有了钱这个孔方兄,就不但有房有车,还可以包二奶,夏天的晚上瞒着黄脸老婆开车带漂亮的小蜜到江边兜风;你如果没有钱,就最多只能垫着枕头做黄粱美梦,所以共产专制制度的导师列宁早就讥笑过马赫把遗精和生孩子一样看待。但那位仁兄以为我如果不参与六四,也可以成为社会精英分享共产党的荣华富贵,这是把我看得太高了。我自知天性看不惯权势,历来喜欢与有权有势的人唱反调。十年文革期间,开始造反派受压,我一个“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子弟,不参加出身成分较好的官办红卫兵,却参加了成分较差的造反派红卫兵。以后造反派胜利了,分裂成两派了,我不顾“战友”的好心拉拢,死活不肯站在上头支持的那一派,偏偏要站在上头不支持的另一派而成为保守派,终于被当作“黑笔杆”关了两个多月的土牢。粉碎“四人帮”以后,造反派与保守派翻了个架儿,我又因为有“四攻击”言论,因为曾经窝藏过打了败仗逃到我农村老家的“‘四人帮’帮派骨干分子”老同学而挨批斗。八九年“六四”前后就更不用说了。赵紫阳还在当总书记的时候,和朋友一起拍电报给中央,不知天高地厚,竟然“命令”总书记到天安门与静坐的学生对话。那年六月七号,台州也早已杀气腾腾,人人自危,聪明人自保还来不及,我这个傻瓜却狗胆包天,鼓动同校的另一个教师,一起到学校开大会发表“反革命宣传煽动演说”,带领学生上街游抗议北京大屠杀——这不是自己撞到无产阶级专政的枪口上去的嘛。想想看,这么愚蠢的一个人,能成为精英分子与我们伟大的党分享荣华富贵吗?
   
   记得在临平坐牢的时候,全省的六四政治犯关押在一起,同监难友黄志道曾经摸摸自己的后脑勺说:“看,我天生有反骨。”我说:“我也天生有反骨的,我们这种人天生对权力不满,赵紫阳如果不爱苍生爱皇位,再做几年媳妇熬成婆,我们肯定又要得罪赵紫阳,看来坐牢是命中注定!”劳改释放回家以后,好多朋友好心劝我:“你这个人不懂政治,做不了官的,以后还是少管闲事为好。”记得有一次在街上碰到当年同校的一个同事,他笑嘻嘻的对我说:“吴老师,看来你当时对形势看得欠准一些。”十多年前,临海公安政保的一个仁兄也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六四是不是重新评价,这不是你们能够决定的,这些事情叫你们晓装你们偏要装,你们无非想当官嘛!”我说:“我才不想当官呢,想当官我早拍马屁去了。”他说:“你不是想当小官,是想当大官!”总之,朋友也好,同事也好,政保也好,都认为我参与政治是想当官。六四十八年来,对于各种各样的劝告,我只能在心里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不懂政治,但偏偏喜欢跟政治纠葛在一起;我知道自己不可能当官,也不喜欢当官,但偏偏喜欢对当官的人评头品足;我甚至知道自己也没有发财的能力(我不敢说自己不喜欢发财),但偏偏喜欢研究那些红顶商人的财是如何发起来的。这是我的悲剧性格。既然天生了这种性格,安定自然与我无缘。当此全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做发财梦,也的确有许多人实现了发财梦的时期,我却耿耿于六四屠杀,耿耿于自由、民主、人权的蹒跚脚步,所以遭致的只能是不断的关押、盘问和监控——这叫做咎由自取。不过我最反感别人对我的怜悯和惋惜。在一般人看来,我确实穷得寒碜,但我感到自己活得比一般人体面,比一般人幸福。这个感觉主要来自我的自由感。我现在用不着看任何人的眼色行事,我没有上司,没有老板,更没有失去既得利益的顾虑,除了糠糟之妻,谁也没有理由管我。公安国保当然会来管我,但必须客客气气,不客气我就拒绝,除非他们使用暴力。在利维坦这只巨兽的阴影下,我当然无法完全享受现代宪政民主制度下的法定自由权利,但我的自由度无疑比一般人大得多,比如这样的文章这样的话,一般人想写而不敢写,想说而不敢说,即使背地里写了说了也不敢发表,而我可以堂堂正正地写,堂堂正正地说,堂堂正正地发表出来,丝毫用不着害怕。历来追求自由的人都把思想言论的自由看得高于一切。所有自由之中,我最起码也最珍爱的,是思想的自由,表达的自由。笛卡尔说:“我思故我在。”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思想。陈寅恪说过,“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乎!”我还达不到陈寅恪为自由思想而死的境界,但我正在朝着这个境界迈步。
   
   我们都说“生命无价”,但在裴多菲看来,生命、爱情、自由,这些东西也是有价的,只是它们的价格一个比一个高。这反映了裴多菲对精神生活的偏好,这种偏好与我们的老祖宗是一致的。孟子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舍生而取义者也。在孟老夫子看来,熊掌比鱼好吃,因此熊掌的价格比鱼高,如果花同样的钱,宁可吃熊掌而不吃鱼。不过鱼和熊掌都是物质产品,是用来生存的,吃鱼也好吃熊掌也好,都是物质享受,而道义是精神产品,孟老夫子主张舍生而取义,这说明他认为精神享受比物质享受要舒服,从而道义这种精神产品要比鱼和熊掌这些物质产品来得贵。鱼、熊掌、道义,这些东西的价格一个比一个高,孟子这种排序跟裴多菲的排序是一样的。这种排序的背后是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这种世界观和人生观认为人的本质是精神,是思想,正如帕斯卡尔所说,“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八九民运时期,千百万“天之骄子”在迪斯科声中觉醒,走出校园,走向街头,聚集到天安门广场,在近三千年专制传统的阴影下第一次喊出了“自由、民主、人权”的时代最强音,教授、干部、工人、农民乃至引车卖浆者流,千百万市民潮水般涌向天安门广场,表达了这个古老民族对普世价值意识的觉醒!幸运的是,从那个伟大的时刻开始,我这个喝狼奶长大的狼孩,经过灵魂的不断升华,由一个圏养的动物变成了追求自由思想的人!
   
   托克维尔说过,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享受奴役。自由当然是有代价的。六四十八年来,我坐过两年牢,出狱以后还多次被关押,被抄家;我到工厂打过工,踏过整整四年黄包车,也到民办中学教过书。我为自由而付出的代价是十八年的风霜雨雪,与自由相伴的,是过了今天不知道明天的日子怎么过,但是正如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朋友欧阳小戎所说,我们这种异类就是喜欢这种生活,因为这种生活意味着人区别于动物的自由思想和尊严。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却是我理想的生活方式。十年前,我从报纸上抄下了如下一段不是名言的名言当作座右铭:“一个人理想中的生活方式一旦定型,就没有必要再去向世俗的生活争抢什么或祈求什么。不要希望别人的理解,自己要对自己的选择抱有信心。别太在意自己的处境,也没有理由抱怨别人的冷落和诸种不公正待遇,最关键的是要留心我们的脚步正在向什么方向移动。永远不要背叛自己选择的生活,让尘世的风霜雨雪撕扯我吧!”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
   
   2007年“六四”前夕
   
   (原载《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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