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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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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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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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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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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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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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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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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威权统治者的两种类型及其在民主转型中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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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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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告:六四受难者、民主人士黄志道去世
·读苏雪林给蔡元培的信有感
·民主、共和、宪政的历史纠结与正本清源
· 仿陆游示儿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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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高智晟被"判三缓五", 虽然嘴巴被封,起码五年不能说话,但人毕竟放出来了。人们本以为力虹的案子也会照跟,判个缓刑什么的,不料被判了六年,超出了一般"煽动颠覆"的最高刑。嗣后,浙江民主党人池建伟也被以"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的罪名判了三年,象关在笼子里待宰的生灵一样,接下去应该是严正学、郭飞雄了。四月五日对严正学的庭审中,台州检察院的罪控由四项减到二项,至于郭飞熊的案子,估计开庭也为期不远了——他们会受到专制当局怎样的处置?……与刑事案件不同,政治迫害案从立案到判决,都不是由事实和法律决定,而是由专制当局的政治需要决定,因此,它象天气变化一样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毫无规律可循。只要我们能够洞察专制当局政治需要的变化,就可以作出一些大概的预测。
   
   中共历来强调有了政权就有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根据这一行事原则,我们可以把中共政府看作一个追求权力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从社会经济领域到政治法律领域,直到思想文化领域,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最大化自己手中的权力。比如,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取向是稳定物价还是增加就业?其分配政策的主旋律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公正"?对腐败案件是揭还是保?是曝光还是掩盖?对付群体性事件是用"胡萝卜"还是用"大棒"?对政治异见人士是抓还是放?是严厉打击还是从轻发落?一切都以维护权力为目的,都围绕着如何维持"稳定"而展开。邓小平当年说得很明确:"稳定压倒一切"。他们在处理每一起个案时,都会仔细权衡利弊得失,凡是觉得对巩固其统治地位利大于弊的就干;否则,如果觉得原来的处理方案得不偿失,他们就会改变方案。2005年11月胡耀邦诞辰90周年纪念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按照现代公共选择理论,任何政府都不是社会利益的代表,而只不过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因此,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为施政目的,不独中共政府为然。但是,在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政府的权力受到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制约以及新闻舆论的监督,而且其一切行为都被置于阳光之下,无法进行黑箱操作,从而,民主政府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唯一的办法是尊重民意,尊重宪法。增加国民的福祉虽然不是他们施政的出发点,却必定是他们施政的结果和归宿。而权力不受约束的专制政府则不同,他们施政的直接依据,就是权衡自己这个现政权的利弊得失,尤其是当权者个人的利弊得失。而不断制造政治错案和冤案,不断打击政治异己,则是他们巩固权力,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不可或缺的日常措施。

   
   共产专制制度可以分为极权主义和后极权主义两个阶段。在极权主义时代,专制政府打击政治异己的主要措施是不断发起群众运动,大搞"群众专政",他们更喜欢采用的是"隔离审查"、 "办学习班"、"批判游斗"、"下放劳动"之类的非法律手段。极权体制有一种不断向左的机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政治迫害案制造得越多,挖出的"阶级敌人"越多,当权者的政绩就越大,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也越有利。极权主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革命的原则高于一切,为了坚持革命的原则,可以不惜代价,甚至不怕革命的航船因内斗而砸板沉没。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整肃彭德怀时威胁说,"你们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重新上井冈山打游击,找红军去",就是一种不惜代价的心态,文革时强调"要算政治帐,不要算经济帐",也是这种心态的表现。所以,极权主义时代的专制当权者制造起政治迫害案件来没有政治、经济、法律和舆论方面的约束,政治迫害案的决策人和经办人在办案过程中一般也用不着进行复杂的利益算计。
   
   但是,在革命的链条已经松弛而专政的机器还能正常运转的后极权主义时代则不同。在这个时代,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全面崩溃,法治虽然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法治的精神已经深入人心,从而专制当局已经无力通过群众运动打击政治异己,劳动教养、"双规"、办学习班之类的非法律手段虽然时不时还在运用,但他们打击政治异己的主要武器是“法律”。他们强调的所谓"依法治国",运用到政治迫害案上,就是"依法整人"。既然是"依法整人",一般情况下就得走法定程序——否则总体上对他们所需要的"稳定"不利,这就意味着搞政治迫害或多或少要受到法律的约束,而不能象毛时代那样为所欲为,"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在后极权主义时代,革命的意识形态对于巩固专制政权已经不起作用,与极权时代不同,无论对于整个专制政府,还是对于官僚个人仕途的升迁,做事并非越左越好。在后极权时代,专制政府维持"稳定"的基础是发展市场化的经济,而要发展市场化的经济,就必须在政治、行政、司法、新闻、信息、舆论等等各个领域实行有限度的开放,这些构成政治迫害案的约束条件。所以,专制当权者在制造和处理政治迫害案的时候,并非象极权主义时代那样无所顾忌,不计代价,而必须在经济、政治、外交、国内外舆论等各方面全面权衡利弊得失,根据具体情况的变化,在政治迫害的广度、力度、方式上不断进行调整,以实现其权力的最大化。
   
   这种情况,跟一个企业家的行为十分相似。本文的分析表明,企业投资追求利润最大化,专制当局搞政治迫害追求权力最大化,两者遵从的是同一个行为逻辑。专制政府制造政治迫害案件的目的是剪除政治异己,同时在异见人士和维权人士这些构成"潜在不稳定因素"的群体中杀鸡儆猴,杀一儆百,以实现他们所需要的"稳定",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收益"。但是,打击、迫害政治异己和异议分子对他们的"稳定"也有许多"负面影响",这是实施政治迫害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第一,引起国内知情民众的反感、愤慨和抗议,这是其“民心成本”。尤其是高智晟、严正学这些深入民众,经常为弱势群体说话的维权人士,在下层民众中具有较好的口碑,深得一般民众的同情和爱戴,专制当局对其实行政治迫害的最大顾虑,就是怕引起群众不满甚至诱发“群体性事件”。最近台州中级法院“公开”审理严正学案,由于当局害怕引发群体性事件,公安、国安、信访三个部门全线出动,严防群众到场旁听,甚至连证人出庭作证都被阻止。所以,与极权时代通过召开 "公判大会"大肆渲染的做法相反,现在专制当局对政治迫害案件的处理,从拘捕受害人(政治犯和良心犯)到开庭和宣判,都是偷偷摸摸进行的,有关消息能封锁则封锁,只有在纸实在包不住火时才低调报道一下。1989年六四迫害王丹、吾尔开希等学运领袖,1995年迫害民主斗士魏京生,1998年迫害民主党人徐文立、王有才,最近迫害异议作家力虹,虽然官方都通过新华社作了极其低调的报道(而且基本上不对内),但都是由于案件影响太大,无法隐瞒。第二,引起国际社会反弹,其中包括人权组织、各国议会和行政首脑以及知名人士的抗议,这可以称为“外交成本”。在改革开放的后极权时代,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频繁的、全方位的对外交往,每一届政府都十分在乎国际舆论的反应,每一个高层官员都十分注重自己在海外的形象,如果政治迫害案件太多(尤其是在自己的辖区内),就等于往自己的脸上抹黑。第三,由于办学习班和劳动教养之类的措施赤裸裸违背法治精神,以办学习班和劳动教养之类的形式迫害政治异己太不得人心,而且往往"打击力度不够",因此政治迫害案件通常要走司法程序,这就会在取证、起诉、抗辩、判决等诸多环节造成许多"摩擦",这些"摩擦"可以称为政治迫害的“司法成本”。
   
   作为司法成本的“摩擦”,是指实施政治迫害过程中所特有的司法系统内部的心理排斥和互相推诿现象。1989年秋天,我的"六七"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的主审法官曾对我妻子说,"他们都做刁,把这个得罪人的事情(指当时专门负责审理台州地区的六四政治迫害案)都推到我头上,让我做木驼(笨人),我办这些案也实在是没办法。"台州检察院好多人甚至在办公室公开对我妻子说:"你丈夫又没偷没抢……"最近听严正学夫人朱春柳女士说起,台州检察院的一些检察官也常在背后发牢骚:"(严正学)无非写几篇文章,过激一点,什么颠覆政府!"有的甚至说:"有权的人你告不得,横告直告先把自己告到班房里去!"这种心理排斥现象在公、检、法三家队伍中都有,但由于公安部门设有专门负责处理政治案的"国保",而且"国保"是政治迫害案的始作俑者,因而公安警察中虽然也有排斥心理,但一般不会形成办案的摩擦力,摩擦力主要来自那些现代法治意识较强的检察官和法官。举例来说,公安机关的"国保"人员拘捕了迫害对象,经过预审和取证以后将材料移送检察院起诉,迫于"政法委"的压力,检察官虽然不能拒绝接受这个烫手山芋,但如果国保移送的材料"证据不足",检察院方面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退回"补充侦查",甚至减除罪控——最近台州检察院撤销了对严正学插手温岭农会的指控就是一个例子。而且,在法治精神已经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今天,无论是出庭公诉的检察官还是主审法官,开庭时面临人权律师在法理和道义上居高临下的抗辩,即使没有负罪感,起码也存在强大的心理压力。所以政治迫害案的决策人在确定迫害方案时,必须考虑到司法系统内部的可接受程度,一方面尽可能指定那些政治可靠、法制意识淡薄的检察官和法官担任案件经办人,另一方面也尽可能避免那些子虚乌有、牛头不对马嘴的指控,这些显然都增加了专制当局打击政治异己、实施政治迫害的难度,同样构成制约政治迫害案件的成本。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收益扣除了成本以后就是利润,不断增加收益,降低成本,以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这是企业作为经济人的本性使然。同样,专制当局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打压公民维权活动、镇压政治异见和结社组党过程中制造政治迫害案的时候,考虑的也是"成本"和"收益"两个方面,其宗旨也是实现“利润”(权力)的最大化。这一理论模型可以解释政治迫害案件中专制当局的种种行状,例如,他们为什么对维权活动的打击从宽而对民主运动的打击从严?为什么对政治异见的打击从宽而对结社组党的打击从严?为什么对“群体性事件”打击从宽而对“单干户”的打击从严?对政治异己分子,中共历来有"大蒋介石养,小蒋介石杀"的说法,为什么对知名度高的"大蒋介石"愿意养起来而对知名度低的"小蒋介石"要杀掉?这些都是因为,打击前者容易丧失民心,引起国际社会反弹,在司法系统内部可接受程度较低,从而总成本较大,但是总收益(对巩固权力的作用)较小;后者的情况刚好相反。总而言之,追求收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是引导专制当局如何处理政治迫害案件的一只无形的手,跟企业家投资一样,专制当局的官僚们在这一问题上所秉持的基本原则也是: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
   
   根据成本-收益这个理论模型,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基本策略,就是增加政治迫害的成本,减少其收益,降低其预期利润——也就是说,要首先突破专制当局的信息封锁,扩大影响,使政治迫害的案情大白于天下,在此基础上再通过各种措施增加政治迫害案的民心成本、外交成本和司法成本。最近力虹"煽动颠覆"一案的判决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值得反思的案例。"煽动颠覆"的刑期一般是五年以下,而力虹被判了六年,我以为,其主要原因是中共当局在十七大前夕的紧张心理,特别是今年大年初一,公安部长周永康就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表讲话,要求各地"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这是典型的成本-收益计算。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法院开庭以前,国内外解救力虹的呼声过于微弱,尤其是宁波当地群众知情者太少,没有形成对专制当局的强大压力,迫害力虹的民心成本、外交成本和司法成本都十分低微。去年底美国国务院的人权报告中虽然提到了力虹,但这不过是隔靴搔痒,对增加力虹案的外交成本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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