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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2005年正月初五摄于临海巾山
·2007年11月摄于上海鲁迅公园
·临海望江门近江斋
·2009年6月29日杭州西溪湿地公园
·我和难友陈龙德、毛国良
·浙江省台州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不灭的火(看守所部分)
2006年6月以前
·狱中述怀
·只有完全的法治才是经济的政治——也谈国家治理成本
·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看教育改革和教育管理问题
·纸币都是国家发行并且强制流通的吗?
·对政治改革的渴望:国企产权改革争论的背后
·“性恶论”、民主制度与企业改制——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一)
·“全体职工(股东)集体所有”的理想国 ——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二)
·国企改制不能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模式——破解郑州造纸厂改制难题的尝试(之三) 
·民办高中委托经营制运行模式的案例分析
·《自由宪章》两种译本的优劣
·人民主权是至高无上的吗? ——《自由宪章》读书心得
·是“佰乐相马”,还是“赛场选马”?——由科斯有没有资格当教授说起
·医疗服务的公益化与市场化
2006年下半年
·不同地区的贫富差距是由不同的政治生态造成的
·农民:服苦役的西西弗斯——乡村见闻(之一)
·救世的耶苏已进入农民心中——乡村见闻(之二)
·派别与均势:云缝中透出的民主之光——乡村见闻(之三)
·收入分配不公: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面对见义勇为者的困境,政府应该做什么?
·为政治正名——读林毓生《论台湾民主发展的形式、实质、与前景》所想到的
·是“天下为公”的道德人,还是“惟利是图”的经济人?——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之一)
·一个小贪官心中的不平——三问浏阳市纪委
·赞歌都唱到这个份上了,你说肉麻不肉麻?
·贫富悬殊:经济问题政治解决
·黄包车夫的机会成本
·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提议征集林牧先生书信日记和轶文
·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急讯:严正学可能遇到麻烦
·著名行为艺术家严正学被拘捕抄家
·严正学被秘密拘押两周拒不通知,台州警方书面称“通知有碍侦查”——拘捕严正学引起农民不满,要向台州警方讨说法
·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鱼塘悲剧与民主制度——略论生态环境的保护
·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议报》:批评时政的沙龙,表达民意的平台
·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教育改革应该从教育技术的改革走向教育体制的改革
·我与《民主论坛》
·自由啊,你的旗帜虽破,却仍在风中飘扬!——谨以此文纪念六四十八周年
·“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朱春柳探监回来说严正学对不发《绝命书》等很不满意对“搜集资料”一说仍耿耿于怀
·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2008奥运:是政治赌注和强心针,还是开启社会和解之门的钥匙?
·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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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题记]
   
   此文写于1994年9月28日,是《中国的民主运动必须与现实的工农运动相结合》一文的最后一段。当时我正与王东海、陈龙德、傅国涌等一起,致力于浙江的民主运动,我深感整个民运有一种脱离工农群众的倾向,因而写了该文,提出中国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不是“中产阶级”,而是工农大众,用于朋友内部交流,后被公安当局查抄。目前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维权运动,实际上那时候就已经蓬勃兴起了,例如当时闻名全国的就有四川人寿县农民的抗争,我的家乡临海市更楼乡有个浦叶村,那里的农民其时也以反对土地抛荒为理由,为保卫世代耕种的土地作了不屈不饶的抗争,影响也较大。不过,那时还没有“维权”这个名称,我在文章中称之为“工农运动”,强调中国的民主运动不能脱离工农大众的切身利益。
   
   “六四”镇压以后,知识精英逐渐被权势收买,知识界流行着一种绅士风气,知识分子似乎都以远离工农大众为荣,这种不良意识,即使在民运队伍中也存在。十七年来,民主运动不是走向轰轰烈烈,而是走向冷冷清清,大陆民运志士几乎成了独行侠,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是不能不承认,脱离工农大众是一个重要原因。近几年来,从法律界高智晟、范亚峰、郑恩宠等一批律师开始,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不断地走进了工农大众,维权运动已经成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主体,中国的民主运动有望走出困境。有感于此,我以《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为题,将十二年前的这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原文抄录于此,以求抛砖引玉。

   
   

中产阶级不是中国民主化的社会基础


(1994年9月28日旧作)


   
   民主运动必须与工农运动相结合,还牵涉到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中国民主运动的社会基础,究竟是所谓“中产阶级”,还是广大的工农群众?从“八九”民运那个时候起,就流传着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要实现民主化,就必须造就一个“中产阶级”。“中产阶级”者,是“中等资产阶级”的简称,在我国现实社会中,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那些在改革中发迹的富裕大户,主要指那些“企业家”阶层。毫无疑问,“八九”民运以后,尤其是市场经济的浪潮兴起以后,这个“中产阶级”是已经形成了,可是,我们却看不出这个“中产阶级”对民运有什么同情和支持。同情和支持民运的,倒是在不规则的市场经济中地位相对下降的广大工农群众。每一个置身于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人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并不倾向于民主,而倾向于专制,大邱庄的禹作敏及其同伙就是典型的例子。
   
   中国“中产阶级”的这种政治态度,是由其特殊的形成史和现实的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这个阶层是在经济上改革开放中形成的,而邓小平设计的中国改革的基本特征,就是政治上加强控制,经济上不断放开。这种改革原则上并不触动既得利益,而仅仅是改变有权阶层的利益谋得方式。在中国当代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政治权力对资本的原始积累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在市场的诱导下,纷纷地把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力当作经济资源,他们有的凭借权力贪污受贿,有的依靠权力经商致富,有的则利用职权帮助自己的子女和亲属经商致富。这是一批资产阶级化的老权贵,他们构成“中产阶级”的主体。“中产阶级”中还有数量很大的另一批人,这些人虽然出身于平民阶层,但由于贿赂了特权阶层,利用了不规范的市场,使自己的经营活动获得成功而成为企业家。当然,企业家中也有不依附权势,凭自己的经营和技术才能发展起来的,但人数不多,他们往往受到当权者的刁难和勒索,从而在政治上痛恨专制,倾向于民主。
   
   可见,从总体上看,中国的“中产阶级”与欧美民主国家的“中产阶级”不同:后者是先在经济上发迹,居于支配地位,再通过建立民主制度在政治上取得支配地位;而前者则是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在先,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在后。对于中国的“中产阶级”来说,在经济上放开的同时保持政治上的专制,不仅是他们发财致富的原因,而且是他们维护和发展既得利益的必要条件。
   
   不错,在西方民主制度的形成过程中,“中产阶级”确曾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这种说法,暗含着把民主区分为“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不正确观念。民主作为一种政治文明,其实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它不分阶级,也没有国界。既然如此,民主制度也就无须以“中产阶级”作为社会基础。“民主”,顾名思义,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因此,与其说“中产阶级”是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不如说工农大众是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
   
   工农劳苦大众永远与专制政体下的特权无缘,而民主制度是要求包括“中产阶级”在内的全体公民共同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专制制度不可能给工农劳苦大众带来任何利益,而民主与法治下的平等,在利益上是永远向工农大众倾斜的。工人和农民虽然可以通过攫取权力而成为新的专制独裁者(典型者如朱元璋),但是,作为整个阶层,工农大众的切身利益,或者说他们的天性,却是痛恨专制,亲近民主。从这一点说,民主运动更有必要与工农运动相结合。
   
   (原载《议报》)
   

此文于2009年07月14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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