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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苦禅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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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高中委托经营制运行模式的案例分析
·《自由宪章》两种译本的优劣
·人民主权是至高无上的吗? ——《自由宪章》读书心得
·是“佰乐相马”,还是“赛场选马”?——由科斯有没有资格当教授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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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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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痛悼念林牧先生:浙江部分民主人士的唁电
·先生今成南山土,化作春泥更护花——缅怀林牧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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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正学关在路桥看守所,台州警方不敢承认
·怀念拘押中的严正学
2007年
·论解救政治犯和良心犯的策略——透视政治迫害案背后专制当局的成本-收益算计
·论中国民主运动从低潮走向高潮的逻辑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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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人民的政府爱人民”,不如“自私的政府怕人民”——山西窑奴风暴过后的沉思
·中国民主运动与基督教信仰
·山西窑奴事件引起的反思
·“自觉接受媒体监督”:是大白天的梦话,还是暗夜里的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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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再次为平均主义鸣冤叫屈
·茅于轼先生为富人说话不合时宜
·加工资的策略:只做不说和只说不做——与老婆子讨论加工资的问题
·住房、医疗、教育问题的正本清源:社会保障产品与公共产品
·我国城市住房问题的实质及其解决的思路
·住房问题:治标不治本还是标本兼治?
·房改新政要走出保障性住房只能是非商品房的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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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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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的帮忙”——严正学案出庭作证受阻记
·严正学面容清癯,精神不减当初——即将被遣送衢州十里坪劳改农场
·朋友们,小心上圈套!——我愿意为李建强律师说几句迟到的公道话
·台州各县农民代表按手印联名上书为严正学蒙受不白之冤鸣不平
·严正学夫人朱春柳突然失踪,目前仍杳无音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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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不为受难中的吕耿松说几句话
2008年
·广义效用论与当代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逻辑(价值论部分)
·公平优先、效率开路、兼顾平均
·政府机关和垄断企事业单位规避劳动合同法意欲何为?
·中国的腐败为什么会进入不可治理状态?——兼与孙立平教授商榷
·走出“烂田翻稻臼”的上访困境,走上宪政民主之路——从郭晏溱负冤告状十年的悲惨经历所想到的
·那边大选揭晓,这边哑巴吃黄连
·彭宇赔偿案的撤诉调解:是皆大欢喜的“双赢”,还是贴金“和谐”的政治秀?
·“爱国”:缘何允许爱?缘何胆敢爱?如何去爱?——兼怀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十九周年
·在抗震救灾中:最大获益者是谁?损失最大的又是谁?
·以宗教信仰看待天灾,用宗教情怀抗震救灾——兼论信仰与理性、宗教与人生的关系
·地震“天谴论”不是诅咒,而是警示!——为朱学勤再辩
·人性的光辉照耀在我们头顶——谨以此短文纪念六四惨案十九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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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和安吉的国保是饭桶?——论维护公民权利和“敲饭碗”
·你越怕鬼,就越容易闹鬼!——论北京奥运前的俄狄浦斯效应
·瓮安等暴力事件的警示:不要制造陈胜吴广 !
·从宏观经济解读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景——推荐关注中国民主进程的朋友阅读郎咸平和水皮的文章
·“十月镇压”和奥运后的维权
·零八宪章发布前夕:12月8号夜晚的北京与临海
·对0八宪章签名的打压还在继续
·以金钱求稳定者,其稳定必因金钱而崩溃
· 红色大佬们究竟要干什么?
·“阳光工资”害怕阳光
·暂时得了安宁的人们,订购一本严正学的《阴阳陌路》吧!
·我也对博讯和新世纪新闻网提点意见
·严正学狱中患严重心血管疾病,医生开出高危病情告知书
·两会前夕台州林大刚赴京上访在杭州被堵截
·台州赴京访民林大刚被遣返以后遭非法关押
·温岭冤民郭晏溱:赴京上访遣返途中一路被关押
·一个双重受害者:来自黑监狱的控诉
·范子良再次遭拘禁,电脑被抄走!
·奥运在即急于封杀不同声音,湖州国保竟出此黔驴之技
·爬云峰
2009年
·集中关押的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 谨以此文向“六四”二十周年献祭
·“犯人也是人,不是畜牲!”——回忆浙江八九民运政治犯狱中集体捍卫人格尊严的斗争
·狱中诗纪
·走出马克思主义的迷阵——狱中反思纪零
·我终于明白了他们为什么对一篇文章如此害怕——评江棋生《1989年六四镇压受害者状况民间报告》兼评黄河清《六四底层列传》
·湖州异议人士范子良又被抄家,两台电脑被搬走
·有中国特色经济危机:奢侈品行业兴盛与普通消费品行业衰退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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爬行的民主之路是个幻想

   六四以后,中国当代民主运动转入低潮,但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都纷纷走上了宪政民主之路。当时,人们普遍预期,象前苏联和东欧那样,在刺刀和枪口下建立的江泽民李鹏政府很快就会陷入社会政治危机,中国很快也会发生政治转型,大踏步走上民主化之路。
   
   但是,人们始料未及的是,邓小平老谋深算,通过九二南巡发起了跛行的二次改革,一方面以高压下的政治控制堵塞了人们任何政治参与的渠道,另一方面又根据政治稳定这一函数目标最大化的原则,在社会经济领域实行最大限度的开放,把十二亿中国人诱入了铜钿眼中,有效地转移了人们的兴趣,以国人经商发财的热望冲淡了他们对于六四的记忆,用享乐主义缓解了人们因六四而产生的怨愤。邓小平虽然于1997年去世,但其二次改革的余荫使平庸的江泽民安坐十三年龙庭。中共十六大以后的所谓胡温新政,也未给中国的民主进程造成走出困境的契机,一党专政体制在中共第四代手中延续如故。六四以后,江泽民和胡锦涛都如期接班,避免了中共历史上刘少奇、林彪、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等历代钦定接班人的命运,据传,中共已经在考虑胡锦涛的接班人问题。这种通过接班人制度使一党专政体制代代相传的局面究竟能够继续多久?
   
   邓小平曾经说过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之类的话,中共官方的宣传资料也经常提出一些诸如二十年、五十年之类的远景规划或设想,这些都在有意无意地暗示人们,一党专政的局面会长期地维持下去,多党政治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另一方面,目前还显得力量弱小的政治反对派阵营中,尤其是流亡海外的法轮功人士,却不断有人声称中共统治崩溃在即,甚至还有人散布政变和暴力革命之类的虚假信息。

   
   冷静客观地看,朝野两种极端的说法显然都带有浓厚的政治宣传色彩,或者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主观愿望当作预期。其实,这种情况恰好从反面说明,执政的共产党深感自己有随时失去执政地位的危险,而受打压已近三十年的反对派则为民主运动长期不能破局而忧心忡忡。未来中国的命运如何?中国当代民主进程的前景如何?这是朝野双方政治精英心中共同的巨大问号。
   
   在任何社会中,政治系统都是变数最大的一个系统。经济因素无疑是影响政治系统变化的最重要因素,但决不是能够单独决定政治系统变化的因素,“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民主国家不是由肇因建立起来的,而是由肇端创设的”。①我们只能肯定,导致中国民主化的肇因已经具备,创设民主中国的肇端也或早或迟总会发生,但我们无法肯定民主的肇端究竟会在何时发生。在历史的长河中,迟几十年早几十年都不过是瞬间之争,但对于个人,尤其是对于那些精英人物,却是命运之争,甚至是生死之争。威权统治者与极权统治者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威权统治者自己也知道民主化是势不可挡的历史潮流,所谓“五十年”、“一百年”之说,是他们自己也并不当真的神话。他们其实不是在杜绝民主,而只不过在尽可能地推迟民主。事情十分明显,六四以后,邓小平和江泽民一方面在经济上继续改革开放,客观上加强了中国民主化的基础,另一方面主观上又不断打压民主势力,竭力阻碍中国的民主进程。究其原因,无非是为了避免自身及其家族生前身后遭到六四、法轮功、贪污腐败等等问题的清算。胡锦涛的具体利害关系与邓、江有重大区别,但延续一党专政体制,推迟中国民主进程,同样是其本人及其所代表的权势集团既得利益的要求。“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
   
   苏、东剧变以后,中共当局对日益迫近的民主潮流深感忧虑,为了避免历史的清算,实际上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寻求一条爬行的民主变革之路,这是他们在深知中国民主化无法避免的情况下所作出的次优选择。问题在于,从二十世纪初的现在开始,中国有无可能在一党专政的框架下再保持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稳定,并且在这段时期内通过“静悄悄的革命”,即内生性的渐进式制度变迁,使中国的民主进程象台湾和南韩那样波澜不惊,平静地步入民主社会?这种漫长的和平演变之路如果走得通,那么,在社会转型时期将政治权力转化为资本的新老权贵集团也就避免了民主制度下容易遭到的清算,而且既得利益阶层也避免了社会震荡之苦,这既是执政的共产党所企求的民主化之路,也是那些依附权势的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所希望的一条民主化之路。由于官方正规不正规的宣传,更由于民主运动处于多年的低潮,这种爬行的民主之路已经成为普遍的心理预期。
   
   但是,这种民主化的目标模式要获得成功,起码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 经济在二十多年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再持续增长二十多年,起码不发生大起大落的衰退。之所以把经济的持续增长作为前提条件,是因为它既是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又是中共执政当局联合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对工农弱势群体实行有效控制和镇压的物质保证。虽然如1789的法国和1917的俄国,经济增长不一定能避免革命,但它毕竟是避免革命的必要条件。之所以把二十多年作为下限,是因为再过二十多年,六四、法轮功和其他事件的受害人和责任人大都离世的离世,过气的过气,就象四十年后的台湾“2.28”事件,不再成为专制政体下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尤其重要的是,再过二十多年,经过经济上的无数次洗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掠夺式的权贵私有化,此时也已无法通过正常的法律手段来清算。
   
   第二,有效地遏止吏治日益腐败的趋势,缩小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在社会政治各个领域采取诸多措施以缓解危机,释放能量。笔者相信,与六四和镇压法轮功有牵连的上海帮的势力被扫除干净以后,胡锦涛和温家宝很有可能在保持政治控制的前提下适度处理六四和法轮功问题。
   
   第三,执政的共产党嬗变为社会民主党,象国民党那样主导变革,主动开放党禁和报禁。
   
   六四以后,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其基本内容大体上正好可以概括为上述三个方面。江泽民强调与资本家结盟发展经济,胡锦涛强调关心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公正,形式上一右一左,但其目的是一样的,这就是保持一党专政下的稳定。的确,如果能够继续维持几十年的稳定,就象当初通过野蛮的原始积累在弱势群体累累白骨上建立起来的欧美国家,中国这个富豪的天堂,也可以借助宪政民主制度永保千年太平,而权贵资本,这个从它“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恶魔,此时也愿意变成慈善而美丽的天使。这正是六四以来中共历届政府所致力的目标,也是他们构建和谐社会的路径选择。
   
   但是,必须强调的是:第一,经济周期的规律决定了任何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有长达半个世纪的持续发展,世界经济史上还没有这个先例,中国经济经过持续二十多年的畸形发展以后,衰退是迟早的事情。而一如亨廷顿所说,“经过持续的增长阶段之后,如果经济陡然转向下坡路,往往就会爆发革命。”②第二,中国的贫富悬殊和两极分化是单腿的经济改革所造成的,而且十几年以来,腐败已经形成了巨大的惯性,没有急风暴雨式的社会变迁,很难得到有效遏止。再从政治层面看,虽然胡锦涛在地位巩固以后,很有可能着手解决六四和法轮功等历史遗案以扩大政治资源,但是在一党专政制度下,往往是旧案未解决,新案又发生。第三,六四以后的中共政权过于虚弱,而反对势力又不足以造成强大的政改压力,中共如果在这种局面下启动政改,开放党禁,无异乎纵虎遗患,引火烧身,这是断乎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结论是,象台湾和南韩那样,波澜不惊的爬行的民主之路,无论是对现在尚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共还是其反对派,都不过是一相情愿的幻想!
   
   [注释]
   
   ①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第380页、120页,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10月第1版。
   ②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5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7月第1版。
   
   2006-10-10修改稿
   
   (原载《人与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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