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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才是真正的超级智库

    7月2日开始,由曾培炎先生担任理事长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将迎来其成立以来第一次重大活动,那就是举办全球智库峰会。据称,来自全球30多家顶级智库,100多名前政要和诺贝尔奖得主,以及全球100强CEO将出席这次峰会。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表示,举办此次峰会是为集全球之智以“讨论全球金融危机复苏的趋势,研究应对之策”,同时通过峰会的交流与交锋,“取天下之智为我所用”。
   除主论坛外,五个平行分论坛将在峰会期间举行。讨论的议题包括:促进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可持续发展与宏观经济政策、跨国公司在金融危机中的合作与责任、全球消费储蓄及金融安全、重大经济问题与智库合作等。
   这个全球性的智库峰会,将带来哪些冲击波?是否会给正在成长期的中国智库产业带来鲶鱼效应?或者更重要的是,是否会给中国决策层带来观念和知识结构上的刷新?以改善中国应对经济危机的政策?基于蝴蝶效应的原理,各种可能性都会存在,对于潜在的积极变化,我也愿意然乐观其成,但是却并不抱希望。
   还得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下称国经中心)这个智库成立的背景说起。官方报道,国经中心的成立是温家宝先生直接批示的结果。有一种传闻是,金融海啸爆发,中国经济遭遇冰冻期,但是决策层对既有诸多的官方智囊不满,因为几乎没有一个智囊机构给出了充分的预警。这种传闻的真实性不得而知。但是国经中心,从一开始亮相,媒体的称谓就是“超级智库”,而其成员之显赫身份,自然使得这个机构显得不同凡响,也必定寄托高层诸多期待。另外,被称为智库,而不是智囊,这其中细微的区别,却传递一个重大的信号:很明显,智囊的依附性更强,而智库则意味着更多的独立性和专业性。

   对这个智库,社会舆论已经已经有充分关注,由于该智库本身的官方色彩,因此智库运作经费的来源,尤其是否耗用财政资源,或是依靠社会力量捐赠等等运行,都是需要解释的问题。而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一个智库是否高端,并不取决于其组成人员曾经担任的行政职务高低,也不取决于组成人员的公共知名度,而是取决于智库本身是否独立,其成员是否足够专业,其知识产品是否足够规范等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国经中心作为一个智库的风险是演变为体制的附庸,或者是一个统战的特别渠道。
   国经中心最终能够证明其存在价值的,还是其生产出来的产品,而不是盛名之下的鲜花和红地毯。不过,基于对中国制度环境的分析,对这种前景,我更加不抱希望。
   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并不缺乏顶级学者,中国也不缺乏好的智库,北京的天则经济研究所,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这些年来在公共事务当中的成绩,已是可圈可点,有目共睹,但是这些机构的生存困境也是一目了然,那就是缺乏一个友善型的环境。在现在的环境中,民间智库们都被迫承载了过多的敏感色彩,对问题和主义的学术探究都可能引来不必要的风险。
   因此,智库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自由和宽容的社会环境,尤其是言论自由的保障。欧美国家智库行业之所以高度发达,与其保障言论自由的环境息息相关。只有言论自由,只有信息可以自由流通,观点和观点才能充分交锋,真正的智慧,才能去伪存真,脱颖而出。诸多实证研究已经证明,言论自由不仅仅是公民的一项天然权利,从功利的角度来看,言论自由和社会公共理性之间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里,社会的整体理性程度大幅度提高。而在中国目前缺乏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公民和媒体都有自我审查的习惯,公共表达程度有限,信息缺乏比较,观点缺乏竞争,伪问题往往掩盖了真问题,权力和利益对公共议题进行扭曲的同时,民族主义,阴谋论等思维模式又会把问题进一步扭曲。因此,中国虽然号称有将近2000个智库机构,但是智库行业,作为一个整体,却根本无法承担社会了望塔的功能。
   没有体制环境的改善,国经中心这样的所谓超级智库,大体上也不会有什么作为。
   而从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比较视角来看,中国的问题并没有多少特殊性,以行政推手来大张旗鼓的成立这种超级智库,似乎也属不必要。现在是全球化时代,智库行业是最容易全球化的行业,如果对中国本土,或者官方豢养的智库缺乏信心,我们完全可以外包给全球性的机构。鸟巢和水地方的设计,可以外包给西方建筑师,为什么政策咨询,政策建议就不能外包给全球性的智库机构呢?而非要自己组建一个大型的但是未必有效率的机构来误导呢?
   其实,真正的智慧来自民间,对于公共议题,只有通过他们的表达,辨析,参与,才能达到一个符合各方利益的最佳方案,而社会的整体理性程度才能逐步得到提高。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言论自由才是真正的超级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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