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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你得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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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你得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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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和“对上帝、真主的信仰”都是不能证明的意识形态

   “共产主义”和“对上帝、真主的信仰”都是不能证明的意识形态
   
   新疆的7.5事件“是”民族冲突,那石首、瓮安、汉源……又是什么冲突?杨佳、邓玉娇行为又是什么冲突?须知,中国一年发生10万次以上的冲突!可以拿“民族冲突”去解释乌市7.5,拉萨3.14,可不能拿来解释非民族聚居区每年10万次以上的民众与当局的冲突!“中国境内”是个有效限制,该范围内的所有事件要求一个共同解释----中国的各角各落都在冲突,各角各落的冲突就是同一个有效因所引发。对全中国起作用的力量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共政权,即共产党的领导。所以在“中国境内”这个限度内的冲突虽五花八门,但造成它们的原因却是同一个,各自的特征只是矛盾关涉的对象、领域不同,不是矛盾不同。有效于中国所有冲突的那个原因,只能是中国政权所具有的共产性。
   
   在这一意义上,我提出“都是意识形态若的祸”这个命题。

   
   在这个命题下,“共产主义”和“对上帝或真主的信仰”都是信仰,都是意识形态。都是若祸精。
   
   因为能在人与人之间引起患祸的永远不会是客观性,而是意志、精神。客观性只是存在,它在那里,各在各的,互不相涉,又哪有冲突可发生?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直接就是立场、意志的不同:是持这一立场这一意志的人不赞成,不接受,因而拒绝对另一立场另一意志的承认。因它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就被误认为是人的冲突,实际冲突的并不是人,而是人的意志:那矛盾着的是立场对立场,意志对意志,观念对观念。所以说凡冲突,无不是意识形态的结果。
   
   “共产主义”和“对真主或上帝的信仰”都是信仰。这说法的意思是:它们都只是主观意志,因而既(1)不是自明的;(2)也不是证明的。客观的事实是自明的:吃了饭肯定不饿,喝了水肯定不渴,这类关系的“明”既不需通过道理的推演来证明,也不需用信仰来支持。食物充饥、喝水解渴这关系是实际的,它满足的就是人的感受,不须在感受外由别的能力来支持,因而说实际事实是自明的。自明表示可被感官所面对,由无情事实来支持。
   所谓证明只有效于道理,因道理不是事实,不具有形态性,道理只是事实的关系,它是人的理性能力所认识的,不是感性能感应的,所以道理的获得与辩识要用分解或归纳,还原到感性能够直观的水平,也就是使其达到自明。分解或归纳是种手续,是求“明”的方法,我们是在方法的立场上把它叫做“证”,由证所求的才是“明”。因为道理不可以面对,其真假便须证而明之。
   我们说“共产主义”和“对上帝或真主的信仰”都只是信仰,这话揭示:它们都不是客观事实,所以感官不能面对;它们也不是真理,所以也不能用理性的规则来证明。信仰并不是独立词汇,它是成对概念,与它相对的是自明或证明。信仰做为概念所表示的就是不具有证明的可靠性。它能成为言行的依据,完全是因意志采取了不让认识能力来怀疑,来证明这个态度----基督教里有个“见证”派,“见证”就是把不相干的事强往一处拉,武断地赋予它们以因果性,以证明超然力量即神的存在。若真能“见(面对)”的话,它就是自明,又何须借“见”来“证”呢?。比如:白天求了神,夜里便做了梦,或生活中出现了梦里的事景,或用巧合的事件来证明神的力量、作用,等等。
   
   共产党把共产主义鼓吹成“远大理念”,共产主义的优越为什么不能获得当下感受的支持?卜就因“共产主义”不是个有形态的客体,而是无形状的道理,它没有自明性,就可在云里雾里胡诌,反正它又不是肉眼的对象。如同宗教的说教,用对地狱的的恐惧以支持起对天堂的仰望。因人不能用感性感受到地狱和天堂,当然也不能用感性来感受远大理想。因为人的感受力只在今生,不在来世,只在现实不在遥远的将来,只要人活着就是现实中,今生中,既不会体验地狱也不会享受天堂,所以地狱、天堂永远不会在今生里被证明,它的真实性便要靠“见证”来支持。同理,只要人活着,也永远不能去鉴定共产主义理念到底远不远大,或有多远大。只有说它“远大”,并且越“远大”,它才越能成为对污浊的现实的掩饰。
   
   
   2、“树立(或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一个教条
   
   
   教条的“教”说的是宗教的教义。教条就是教义中的条文。
   
   能够树立或坚定的只能是意志。因感性是受激而反应的能力,它只管着传达感受到的痛、痒、酸、麻,饥、渴、温、塞。而人的理性是认识的能力。这两个能力都既不能树立,也不能坚定。其实所谓树立或坚定,就是肯定或承认,能做肯定或承认的只有意志。可意志的承认并不能保证被承认对象的“明不明”,“明不明”要靠理性去求证。即便意志承认接受了某种主张、某一信念,人也不能不吃不喝,因为吃喝是生命的新陈代谢所必须,不是意志说了算,相反意志本身也需新陈代谢的维持,所以它不能使生命不代谢。只要你还吃、还喝,就有财迷、贪婪、好色的可能,腐败就继续漫延,腐败不会因树立或坚定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念”而变成清水衙门。因需要用腐败来满足的是现实生命,不着边际的远大理念管不着它。
   
   共产党为什么把共产主义说成“远大理念”?
   
   因共产主义既没有自明性也没有证明性,只可仰望而不能企及。因它越“遥远”才越加“伟大”。远大的密秘就是只可仰望而不可企及。它就永远不会在现实里与经验相矛盾。说共产主义是“远大理想”,其实就是许一个永不能兑现的诺,用墙上画的饼来掩盖现实中的压迫,还叫你有苦说不出。它就是宗教中的地狱与天堂。因人永在今生中,谁都不可能记忆“前世”,也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实验)去考察来生,教义就放心大胆地使人在地狱的恐惧里去寄望对天堂,不至于因今生的苦难而造反,神父、牧师其实是今生与来世间的肩客,神与人的中保。教义的教导再加上神职的权威,是暗夜里引领意志的烛火,人被异化到醉迷而难以甦醒。就因信仰所依仗的只是意志,这种依仗轻忽理性(认识能力),因而使认识萎宿。人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教导与引领中便很容易丧失本己,把今生看做来世的中转:现实对于他们已没有意义,现实中的人用最大的忍耐去等待美好的来世天堂,今生只成了升入天堂的阶梯。
   
   文艺复兴所针对着的不就是宗教造成的黑暗、异化吗?它所复兴的不就是丧失千年的人性吗?人性从宗教的异化中复甦,也引发了对宗教的革命,基督教终于从对人的异化造成的黑暗里转变到道德的规劝。
   
   旧时的宗教是神来管人,革命后的宗教是人通过神的名义来律己。
   
   “远大理念”的共产主义与宗教的信仰异曲同工,因“远”才能“大”,这个概念所具有的就是心理暗示的功能,它便机制着人们把对不着边际的美好向往当做评判现实的标准,使现实的黑暗与荒谬有了合法托词。因它“远大”,就是现实所不能及,它便用这种暗示侠人们只去指望而不能实际享受美好,因美好远大而遥遥,也就不期。现实中的压迫与掠夺也就找到了合法依据,这就是用反革命、用敌对势力来迫害良心的机理所在。因反革命、敌对势力这些概念本就潜含着:此类言行从现实上看是对的,在“长远的、根本的利益眼光”下才是“反革命”的,才是“敌对”的。所以“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个号召,就是宗教的地狱与天堂的演化。
   
   信仰的奧妙在于:因为它靠的只是仰望(虔卑而诚实),指向的便是未来,可人们实际所处的却是当下。信仰又永远指向未来----人能够囬忆过去,却不能仰望过去。因信仰只能对着未然,再加上对远大的依赖,就使人永远不能亲近它,从而也不能对现实的不公发生怀疑。它用对远大的仰望来禁绝了对现实的怀疑!政权可以借用远大的许愿来惩办对现实的怀疑。因为人对矛盾的感受只能发生在认识里。矛盾不是意志所能揭露,而信仰依靠的只是意志。意志是决断的能力,只管着肯定或否定,发动或中止,它从来不问,也无力过问真不真、明不明。信仰里的这个“仰”字已请楚地说明它的密奧就是只许仰望而不许怀疑,它用仰望为标准来惩办一切怀疑现实的言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就靠对许诺的仰望而禁止了对现实的怀疑。
   
   我这个人能思,但知识积累不足,因我上学时挨饿,上不下去。我在此想说的是共产主义和极端宗教都是因信仰造成的错误,但我对伊斯兰教所知甚少,无法直接评论。今天很理性的基督教也经历了与今日的伊斯兰教一样的与异教的斗争,它的许多教义是在与异教的辩论中形成的。今天人类面对恐怖主义与三、四世纪的基督教反异教有类似之处。我不同意他们说的“维吾尔族经受双重压迫”这个提法,因为汉民族就不具有攻击性,他们这个说法与他们信仰的狂热有关。正因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下中国只有民主进程这一个任务,他们实际进行的不是民族自决,而是人权斗争,因信仰的扰乱把实质上是争取人格独立的斗争拿在了民族名义下来对待。结成悲剧,我们的人应向他们说:他们有义务向自己的人倡导不对平民使用暴力。他们首先应参加到反专制、反极权的人权斗争中来,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这个条件下,他们的问题才能进入日程。
   
   3、共产主义与上帝与真主的相同处
   
   它们都是信仰,都拒绝由感性来感受,都设有自明性,也都拒绝理性的证明。它们都只依靠意志对理性的调整:命令认识能力不去怀疑,以维持对它们的承认。它们都指向不可触摸的未来,都只可望而不可及。
   
   4、共产主义与上帝与真主的不同之处是
   
   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理念,而上帝、真主却是神。理念是理性的规则所能证明的,但这种证明不是积极知识(即科学)的立场所能完成,它要求的是形式的证明,即形而上学证明。而上帝、真主都是超然的力量。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前冠以科学,以表示不同于其前的社会主义只是乌托邦,是空想。马克思的确有研究,但他研究的是实际的社会,不是“共、产、主义”这四个字组成的概念,他的错误是匆匆忙忙把他的对现实的研究嫁接在他并没研究的“共产主义”理则上。共产主义做为道理的是真是假他并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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